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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秘鲁）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Jorge Mario Pedro Vargas Llosa，一九三六年三月十八日-)，拥有秘鲁与西班牙双重国籍的作家及诗人，荣获二○一○年诺贝尔文学奖 译 者：史国强，沈阳师范大学教授 当学生时我对萨特充满激情，他提出作家对他那个时代和他生活其中的社会要有所承担，“语言等于行动”，通过写作，人有可能左右历史，对他的这些提法我当时深信不疑。现在这些思想好像都很幼稚，还可能引来哈欠——如今我们生活的时代怀疑论大行其道，不仅怀疑历史，还怀疑文学的力量——退回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大家相信世界能变得更好，文学在其中要有所作为，这些意见打动了我们中的很多人，不仅有说服力，还能使人激动不已。 当时博尔赫斯的影响开始在杂志《Sur》的小圈子和阿根廷的崇拜者之外显现出来。在拉丁美洲的不少城镇里，在文学圈子里，虔诚的信徒们抢购他小说的稀少版本，仿佛这些小说都是珍宝。博尔赫斯小说里无意点缀的书名或书目都能烂熟于胸——尤其是来自《阿列夫》(The Aleph)那漂亮的小说——大家借此不仅要走入他的迷宫，接触小说里的老虎、镜子、面具和匕首，而且还模仿他以极其独特的方式使用的形容词和副词。在利马，我遇见的这些博尔赫尔崇拜者里的第一人是我的一个朋友和同辈人，我和他共同讨论小说，相互借阅图书，然后共同讨论文学理想，博尔赫斯总是说不完的话题。从纯粹的意义上说，萨特教我憎恨的东西他都赞成：艺术家要从周围的世界退出来，遁入知性的、丰富的、魔幻的世界，在这里寻找庇护；作家要轻视政治、历史，甚至现实，要无所顾忌地对书本以外的东西持怀疑的和蔑视的态度；知识分子不仅要允许自己以讽刺的态度对待左派的教条和理想主义，而且还要将他的偶像崇拜推向极端，加入保守党，并公然宣称绅士喜欢没有成功的事业，以此来证明他的选择是正确的。 在我们的讨论里，我怀着所有萨特式的恶意，想要说明以博尔赫斯的方式写作、讲话和行为的知识分子，反正应该对整个世界上的社会问题承担责任，他的故事和诗歌不过是“bibelots d'inanite sonore”，不过是空洞的高音，无足轻重的小饰物，历史以其严正的正义感——这是改革论者手里拥有的武器，因为适合他们，如同刽子手手里的斧子、赌徒手里做了记号的那张牌或魔术师灵巧的手——迟早要使他自食其果。但争论结束之后，在我房间或图书馆里谨慎的孤寂中——如同毛姆小说《雨》里那个声称排斥肉体但又被肉体所诱惑的、极端的清教徒——我发现博尔赫斯的魔力是无法抗拒的。我在惊诧中开始阅读他的小说、诗歌和文章；不仅如此，出卖了我精神上的导师萨特使我感到惴惴不安，这犯罪感又强化了我隐秘的乐趣。 我少年时代的文学激情多少有些轻浮；如今我重读一度是我榜样的不少作家，我发现他们不再吸引我——萨特也在其中。但我对博尔赫斯作品所形成的那种隐秘的、充满犯罪感的激情，却从未消减，重读博尔赫斯总是幸福的经验，我反复读他，好像在进行一个仪式。就在最近，在我准备这个讲稿时，我又把他的书通读了一遍，一本接一本地读，我惊叹他文字的优美和率真、他小说的精巧、他技艺的高超，这正是当年我初读博尔赫斯时的感觉。我深知，文学上的评价变化不定，各领风骚，但对于博尔赫斯，说他是现代西班牙语小说写作中的一个最为重要的事件，是我们时代最值得纪念的艺术家之一，我想并不唐突。 我还相信，我们这些用西班牙语写作的人都欠博尔赫斯一大笔债。这些人里还包括像我这样的作家，虽然他们从未写过一个属于纯粹魔幻的故事，从未与幽灵或doppelgangers有过亲密接触。对于拉美作家来说，博尔赫斯宣布一种自卑心理的终结，这心理无意之中困扰着我们，使我们无法走入某些领域，把我们囚禁在外省人的心态里。在博尔赫斯之前，我们中要是有人敢于像欧洲人或北美人那样追求普遍的文化，那似乎是一股蛮勇或虚妄的自以为是。这方面为数不多的拉美现代派诗人当然做过尝试，但他们的尝试——就算他们中最为著名的一个，鲁文·达里奥(Ruben Dario)——也充满了不高明的模仿的味道，充满了虚妄的想象，流于表面文章，不过是在外国做了一次有点轻浮的旅行。其实，拉美作家已然忘记我们的经典作家如印卡(Inca Garcilaso)或胡安那·克鲁斯(Juana la Cruz)所深信不疑的东西——因为语言和历史，他们是西方文化里重要的一分子，不仅仅是那一传统的模仿者或殖民地的一分子，而是合法的一分子，自从四百五十年前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将西方文化的边疆延伸到南半球，就是如此。在博尔赫斯那里，这再次成为现实；与此同时，还能证明融入这一文化并未损害拉美作家的独立性或原创性。 没有几个欧洲作家能像这位来自外省的阿根廷诗人和讲故事的人，他竟毫无保留地吸收了西方传统。北欧神话、盎格鲁-撒克逊诗歌、德国哲学、西班牙黄金时代文学、英国诗人、但丁、荷马，以及远东和中东的神话与传奇，欧洲曾将这些翻译出来，送予世界，博尔赫斯对这些都能信手拈来。这方面他同时代的人谁能望其项背？但这并未将他变成欧洲的博尔赫斯。我还记得一九六○年代在伦敦大学玛丽王后学院教书的情形，我们正在研读《小说》(Ficciones)和《阿列夫》。我告诉学生有拉美作家指责博尔赫斯欧洲化了，与英国作家相差无几，他们听后大为诧异。对他们来说，这个作家，在他的故事里，不同的国度、年代、主题、文化事件交织在一起，而且密度如此之大，好像恰恰舞一般，充满异域风光。这就是当时的愤怒所在。学生们是对的。博尔赫斯不是被囚禁在民族传统铁窗后面的作家，欧洲作家往往被关在里面，所以他得以在文化空间里徜徉，又因为他知晓很多种语言，所以才能在这个空间里来往自如。这种世界主义、这种想在如此广阔的文化领域成为大师的迫切感、这种将逝去的时光既安放在民族的又安放在异族的基础之上的构建，才是成为真正阿根廷人的必由之路——也等于说，成为拉丁美洲人。在博尔赫斯那里，他积极投入欧洲文学，这也是他塑造个人地理的一条途径，是使其成为博尔赫斯的一条途径。通过他广泛的兴趣和私人的魔力，他在编织一块充满强大原创力的魔毯，这里陌生的东西纷至沓来，斯蒂文森的文风和英国人法国人翻译的《一千零一夜》与《马丁·费耶罗》里的牧羊人和冰岛世家传奇里的人物开始频频接触；这里还有两个旧时的恶棍，来自想象而非记忆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他们在争执中用刀子打架，宛如一场从中世纪继续下来的争吵，其实，一场中世纪的争执，两个基督教神学家被投入烈火才告收场。在独特的博尔赫斯式的背景下，最为异质的生灵和事件在大街上并肩而行——正如他们在卡洛斯·达内里(Carlos Daneri)密室的阿列夫里所做的。但是，在卡洛斯·达内里那里，那个荧屏又小又被动，偶尔才能现出宇宙的成分；与此相反，在博尔赫斯的小说里，每一个成分；每一个存在，都被收拢起来，通过一个视角向外传开，之后又通过每个人物用语言表达出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