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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平标:写出《中国桥》的前世今生

http://www.newdu.com 2019-06-04 中国作家(微信公众号) 舒晋瑜 参加讨论

    长篇报告文学《中国桥——港珠澳大桥圆梦之路》首发于本刊纪实版2018年第4期,并于近日在京召开研讨会,与会的专家学者给予《中国桥》充分的肯定和认可。此作品日前亦荣获由中央电视台与中国图书评论学会联合推出的“2018中国好书”。
    经我们特约,《中华读书报》总编辑助理舒晋瑜女士于研讨会后专访曾平标。此为微信公众号特约专稿。
    ——小编
    
    “以港珠澳大桥为题材的书中,作家曾平标的《中国桥》最扎实,是今年广东最出彩的报告文学作品,可作为港珠澳大桥的一部百科全书,因为它内容的丰富性和翔实性达到了一个境界。”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何建明认为,曾平标为我们祖国的又一奇迹谱写了一部壮丽的时代诗篇。
    在近日举行的《中国桥》研讨会,与会的评论家给予《中国桥》充分的肯定和认可。而曾平标只是把自己看成一名大桥的记录者,如他在《后记》中所写:他的任务就是“深深地弯下腰,以拾穗者的鞠躬,捧起伶仃洋上那些大桥普通建设者的一个个精彩故事,留给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的后人”。
    这是曾任教三十多年的乡村小学教师曾平标不曾预料的。20世纪80年代末,曾平标的《GDG,黑色的诱惑》在“建国40周年报告文学”征文活动中获奖,他由此找到了文学的突破口,从此走上非虚构写作的道路,至今整整30年。
    “我喜爱文学,矢志不渝,繁重的工作之余写了16部书,400多万字,其中13部就是报告文学。文学这支笔成为我跨越大山到大海、从革命老区到经济特区的桥梁,文学让我的人生丰富而完整、立体而鲜活。”曾平标说,《中国桥》的采访和创作经历,更是自己最宝贵的财富。
    
    舒晋瑜:港珠澳大桥从2009年正式开工您就开始关注,之后收集资料、深入采访了130多个人,5年采写,定有很多甘苦。这次采访写作和您之前所从事的报告文学采访写作相比,最大的难度是什么?
    曾平标:确实,报告文学的采访写作很辛苦、很艰难。《中国桥》一书最大的难度是,如何清晰地总结梳理这座大桥的发展过程。我用3年时间跟踪收集资料,5年时间采访创作,2年时间修改补充完善,可以说是“十年磨一剑”。之前创作的报告文学采访相对简单,采访面也不大,而港珠澳大桥的采访就复杂得多。一是疲于奔命,港珠澳大桥一桥跨三地,放在全世界来看也是独一无二,我需要不停地在港珠澳三地之间穿梭奔走,在奔走中呈现矛盾冲突。除了港珠澳三地是我采访的“主战场”外,我的脚步还要踏足北京、西安、山西、上海、天津等地,因为港珠澳大桥从设计到施工,汇集了国内行业领域的顶尖专家以及相关高校作后盾,可以说是举全国之力来建设港珠澳大桥,期间联系不下250人,其中130多人接受采访,才将这座大桥建设的轮廓给勾勒出来。二是危机四伏,港珠澳大桥全长55公里,跨越伶仃洋的海况异常复杂,每次采访都充满着危险。比如有次我到CB05标段采访时,头一天拼装的围堰被海浪打散了,我们乘坐的交通艇驶过这片海域时,差点被海上漂浮的钢块击中,好在驾驶员经验丰富,紧急处置避开了危险。三是出境限制,这座跨境大桥是粤港澳三方合作建设,书中肯定要呈现三地政府“共筑中国桥”的精彩故事,缺少一方的内容都是不完整的,也会留下难以弥补的遗憾。因为现行的出入境政策对内地人员因私赴港澳有规定,这个规定决定我不可能随心所欲想去就去,我的做法就是千方百计把香港和澳门的关系人请到珠海来,最终解决了这个问题。虽然采访碰到的困难比较多,但很扎实,这本书为什么得到肯定,我想跟这种扎实的采访有关,因为扎实了,写出来的文章才会让人认可。
    舒晋瑜:报告文学的创作,题材是一大要素。拿到这重要的题材时,您有过顾虑吗?作为第一个发现并开掘这一题材的作者,您做了哪些突破性工作?
    曾平标:从2004年港珠澳大桥前期协调领导小组成立开始,我就关注这座大桥的进展,对报告文学作家来讲,题材太重要了,即使作品写得再多,如果站位低,格局小,叫得响的同样少之又少,基本功再好也不行,题材是硬伤,您想现在突然碰上个千载难逢的重大现实题材,我能不抓住吗?我坚定地揪住它不放。当然顾虑肯定有,毕竟写这样宏大的场景,这样举世瞩目的题材之前没有过。2012年,当大桥题材被列入广东省和珠海市精品扶持项目时,很多人都会为我捏一把汗,并不看好我能把这个题材写好,能把这本书写出来。
    对港珠澳大桥这个题材的挖掘其实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随着采访和写作往前推,这种认识不断得到洗礼和提升。比如,最初我对这座桥也看得很普通,不就是一座桥吗?建一座桥在中国不是问题,杭州湾大桥、苏通大桥……但后来发现港珠澳大桥不同,我在构思的时候,有几个问题总是甩不开:一是在港澳回归前,这座桥为什么总是建不起来?尽管三地市民早有意愿都不行;二是这桥太特殊了,一桥连着内地和香港、澳门,这种以物理联通的形式体现了一座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桥”,这也是我为什么最终用《中国桥》做书名的原因。三是建这座桥太不容易了,完全颠覆了我对建桥的想象,因为是在大洋上建,在外海上建,而且还是桥岛隧集群,许多工法在世界上是闻所未闻,我甚至都不相信:桥怎么可以这样来建?
    如果要说突破性的工作,就是我立体式、全方位来展示了这座大桥从酝酿、论证、立项、施工到通车的全过程,如果是一个外来作家写,很难做到这一点,因为时空跨度太长,他们不具备天时地利。
    舒晋瑜:做了那么多采访工作,材料的取舍应该也是非常艰难的,在材料取舍上您的标准是什么?
    曾平标:我对采访材料遵循两个原则,一是“拿来主义”,凡是涉及到港珠澳大桥的资料,无论图片或文字还是影像,不管后面写作是否用得上,我都悉数拿来,落袋为安。二是“多多益善”,我收集起来的港珠澳大桥素材至少两麻袋,拷贝的电子文本、图片和视频有6G,对这些材料的取舍确实非常艰难,就像一位厨师,采购回来一众食材,如何按照菜谱的要求去做一桌让客人点赞的佳肴?我的选材标准有两条:一是有意义的事情,这是它的价值标准。比如书中写到的大桥科技创新,这是中国从桥梁大国走向桥梁强国的一个分水岭,有标志性意义,还有就是工程确保白海豚“不搬家”,多花了3.4个亿,特别突现环保情怀和责任担当。二是有意思的事情,这是它的特色标准。比如我们的工程师到欧洲去寻求技术支持,人家不屑一顾,企图技术封锁并狮子口大开,后来港珠澳大桥通过自主创新解决了一系列世界难题,工程师们再次来到这家欧洲公司时,对方全体人员在楼前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非常有意思。
    当然,选材取舍也避免不了有自己的立场和情感,这个立场和情感通常会影响我的写作,比如港珠澳大桥高峰期有上万人,每个人都有故事,我选择的人物和事件未必都是最好的,最精彩的,但我所了解和采访到的毕竟有限。当然,材料的取舍还是要以事实为底线,提炼而不拔高,提炼什么?就像甘蔗汁是从甘蔗里提炼出来的,纯粹的、自然的,不人为增加防腐剂和色素。
    舒晋瑜:您写出了港珠澳大桥的来龙去脉,被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何建明称为是“百科全书”式的一部作品。但是内容博大,却条理分明。在作品的结构上,您是怎么考虑的?
    曾平标:这部作品属于事件性报告文学。当初决定要写这部报告文学的时候,我就曾想过借用“章回小说”的结构来写,把港珠澳大桥建设几个最重要的标段纵向切开,以“话说……”,“且听下回分解”来交叉写作,类似的写法之前我曾尝试过,效果很好,反映也不错。比如,桥梁段、岛隧段、口岸连接段等,但在梳理大桥发展脉络、搭“骨架”时发现“线条”很多,纷繁复杂纠缠在一起。试想,港珠澳大桥体系如此庞大,如果结构上把握不好肯定会显得凌乱。还有一个因素是大桥从酝酿到开通时间跨度长,前后超过30年,没有贯穿始终的人物,单个人物都是出现在单个事件之中。为“保险”起见,最终我还是采用了一种传统的报告文学来写作,以时间为经,空间为纬,结构比较中规中矩,这种“以线穿珠”式结构条理比较清晰,读者可以沿着开端、发展、高潮、结局这个时间推移和过程进展去读,人物也只是简略地粗线条描写,主要考虑人物要服从于事件展示,重在反映不同人物共同的精神特点,这也是本书人物众多却没给读者留下几个印象深刻的原因。
    舒晋瑜:《中国桥》的创作,体现了这座大桥从酝酿到建成的全过程,呈现出30年间波澜壮阔的历史,使这部作品具有了史诗的品格。如何把握史诗的架构,其实对作家的经验、写作技巧以及体能都是巨大的考验。在创作之初,是否您就在心里埋下了一颗史诗性作品的种子?您希望《中国桥》达到怎样的高度?现在看,达到目标了吗?
    曾平标:《中国桥》记录港珠澳大桥30年演进的历程,他的每一个篇章、每一个段落、每一个字符都承载着中国桥梁历史中一段不能抹去的文化基因。说实在话,最初我也只是想写一本港珠澳大桥建设的书,呈现大桥波澜壮阔的建设场面,弘扬大桥精神,并没有“史诗性”的定位。只是在写作的过程中,我翻阅了大量的资料,采访了许多参与者和见证者,这些翔实的史料让我清晰地梳理出这座大桥的发展历程。
    我没有为《中国桥》这部书设定一个高度,其实也很难设定,毕竟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我只是把自己看成一名大桥的纪录者,正如我在《后记》里所写的那样,我的任务就是“深深地弯下腰,以拾穗者的鞠躬,捧起伶仃洋上那些大桥普通建设者的一个个精彩故事,留给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的后人。”这就是我的初心,一个写作者的初心。如果从这个角度看,我的目标是达到了。
    舒晋瑜:正如作家李鸣生所说,这部作品的题材富有特殊性,除了珠海,还有香港和澳门,这两个地方政治意识、历史背景、文化观念、价值取向、工作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等等方面都与大陆有很大的差异。那么您在写作中,如何处理这种差异所带来的难度?
    曾平标:港珠澳大桥涉及珠海经济特区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正如您所说,三地的政治意识、历史背景、文化观念、价值取向、工作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不同,这种差异给我的采访带来不少的困难。其一,在采访话题上三地各有不同,谈到港澳,内地很多关联人士不太愿意接受采访,即便接受了也要求我事先把采访提纲列清楚,否则免谈,访谈时显得也比较谨慎,盯着提纲内容谈,我说我不是记者采访,你给我讲讲一两个小故事吧,哪怕是个小花絮都行。但香港和澳门就不同了,他不需要提纲,你想要知道什么,只要他有的,竹筒倒豆子什么都给你,无所顾忌,这就是三地的差异。书出版后,很多读者惊讶地问我怎么知道那么多,我现在告诉您,就都是港澳那边提供给我的。其二,是语言问题,港澳讲的是粤语,我讲的是普通话,回来整理录音时,听懂三分之一,猜对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一得蒙。不过没问题,我回来专门请了一个粤语助手,他很认真就把采访录音整理出来了,在他的帮助下,我还在书中用了不少广东方言,增加了作品的趣味性;其三,就是大桥建设的信息披露有制度要求和三方约定,因此我能得到的信息和资料比较零碎,需要各种间接、直接采访的相互印证。
    舒晋瑜:《中国桥》处处充溢着关于桥梁建设的知识点,看了以后收获很多。作为作者,您是怎么把这些知识掌握并消化、融入到作品中的?
    曾平标:港珠澳大桥工程是高新技术的集成,特别是岛隧工程部分更加突出,里面涉及到的技术名词、技术数据非常多。我一向把采访当作增长知识的好机会,在采访过程中对这些知识点充满敬意,也担心对这些知识点“消化不良”,会被读者“抛弃”。所以我的做法是小心翼翼向专家和工程师们请教,充分利用微信、等现代通信和传输技术加强与建设方联系,我统计了一下,我给专家和工程师发的微信和截图就有上千张。同时,在网络发达的今天,很多问题都是可以用搜索引擎去做初步了解的。我经常浏览各工程标段的网站,凡技术问题一一记录下来,然后分解消化,融会贯通。
    书中关于桥梁建设部分确实不好读,不易快读,很多专业术语也十分拗口,必须要细嚼慢咽才能品出味道。
    舒晋瑜:《中国桥》在您的创作中,有何独特的意义?
    曾平标:对于从事非虚构文学创作者来说,碰上这样重大的选题,百年不遇、千载难逢。港珠澳大桥的采访和创作经历,哪怕是艰难的采访经历,都是我最宝贵的财富,对我今后的创作有百利而无一害,我为有《中国桥》的这段写作经历心存感激。
    舒晋瑜:看得出来,您的创作充满激情,《中国桥》是一部专注、投入的文学佳作。如何使报告文学富有文学性,您做了怎样的尝试和努力?
    曾平标:报告文学有新闻的真实性和现实性,但也要有文学性。《中国桥》一开篇就是时空大穿越,从公元1279年12月南宋爱国诗人文天祥被元军押解横渡珠江口时写下千古名句《过伶仃洋》写起,这种“穿越”就是为了体现作品的文学性,同样,在书中写了大量的中国神话,比如精卫填海、夸父逐日、愚公移山等等,也引用了不少诗词,目的就是努力让整本书具有文学可读性。如果说尝试,书中的小标题在文学性方面就费了不少心思,下了不少功夫,比如“敢问桥在何方”“谁持彩练当空舞”“心会跟爱一起走”“中国的‘鲁滨逊’”“我跟大桥有个约会”等等,这么厚一本书,不抓住读者的眼球,就很难让读者有阅读的欲望和好奇,现在看来,还是达到了预期效果,好多读者告诉我,他们就是随意翻阅目录时,被书中的小标题和每一标题下的导语所吸引去阅读的,感觉那不像是工程技术的堆砌。
    报告文学的文学性还要有文学的架构,文学的语言、文学的描写,特别是有故事、有情节、有人物的刻画,我在写这本书时是作了努力的,初稿有50万字,后来删掉了8万字,有些细节其实是不错的,但后来在一稿、二稿的送审意见中逐步被要求删减,因为别人觉得敏感或“啰嗦”,对我来说,时有“顿足捶胸”的冲动。说实话,作为基层的报告文学作家来讲,为了平衡各方关系,忍痛割爱实属无奈之举,所以我常说:“妥协是报告文学的硬伤。”
    舒晋瑜: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创作报告文学的,为什么选择了报告文学?
    曾平标:和所有的文学爱好者一样,开始是写诗,写散文,写小说,还出了小说集和散文集,1991年加入了省级作家协会,之后比较沉闷,作品没有什么大的反响。在1989年的时候,全国报纸副刊举办了一个“建国40周年报告文学” 征文活动,我尝试写了一篇报告文学《GDG,黑色的诱惑》,这是一篇反映国有制造企业转型的故事,我没想到还拿了奖,这在小县城轰动一时。那段时间,自己的文学创作正好遇到瓶颈,不知往何处走,就像一个本科生已经毕业了,不知道研究生就读该往哪个方向,正在十字路口徘徊,这篇获奖报告文学无疑让我找到了文学的突破口并从此走上非虚构写作的道路,至今整整30年。
    舒晋瑜:在报告文学的创作中,您有怎样的深刻体会?
    曾平标:要写出感动别人的作品,首先这件事或者这个人要能感动我自己,比如写进《中国桥》里的故事本身很有价值,很感动人,能打动我自己。所以我就有激情把这个故事叙说给别人,觉得这些事情都是值得我去认真表达和倾诉。还有一个深刻体会就是采访还是要有技巧的,采访还真是一门艺术啊!写报告文学时间长了,很多时候就会从中悟出采访的奥秘、采访的技巧,有时候间接的采访比直接的采访有效,尽管书上有很多的理论,但在实践中还得“见机行事”,有时还得耍点小聪明。
    舒晋瑜:港珠澳大桥的同类题材也有很多,您认为《中国桥》具有怎样的价值?
    曾平标:港珠澳大桥不仅是一个物理上的钢筋与水泥混合体,它更像是一个民族的脊梁。作为一个书写者,我一定是循着它深邃的内涵去努力的。我并不认为《中国桥》写得有多么好,毕竟受制约的因素很多。但我认为《中国桥》这部书是我30年写作生涯中比较满意的一部,好到什么程度我自己无法考量,还有待时间的检验和文艺评论家去评说。不久前,《中国作家》、广东省作家协会和花城出版社在北京举办了这部书的作品研讨会,与会人士都是报告文学界的“大腕”,他们在会上给了《中国桥》充分的肯定和认可,对此,我也只把这些肯定和点赞当作勉励,作为动力,仅此而已。
    但我始终认为,要讲明白写清楚港珠澳大桥这座超级工程,关键词就是四个字:前世今生。把这四个字理解了,呈现了,这就是《中国桥》这本书的意义所在,价值所在。
    舒晋瑜:回顾您多年的文学创作生涯,您如何评价自己?
    曾平标:走上文学创作这条道路的初衷是出于改变自己的命运,当年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一个乡村小学当教师,学校的环境不好,很郁闷,就琢磨如何才能走出大山?自己没有任何依靠和别的可能路径,于是就拾起学校时喜爱的文学。我对文学充满了信仰,同时也充满了感激。充满信仰是因为我喜爱文学,这不是假爱,是真爱,而且三十年执著,矢志不渝,繁重的工作之余写了16部书,400多万字,其中13部就是报告文学;充满感激是因为文学改变了我的命运,文学如灯,它照亮我前行的路,让我的视野和事业不再黑暗;文学这支笔成为我跨越大山到大海、从革命老区到经济特区的桥梁,文学让我的人生丰富而完整、立体而鲜活。
    当然,也有人常常问我,你拿什么时间来写作,会不会影响你的本职工作。坦率地讲,写作的确占用我业余时间的大部分,但我并没感觉被写作所累,也不觉得枯燥,因为这就是我的爱好,爱好总是让人快乐的,就像有些人喜欢钓鱼,有的人喜欢养花种草,有些人喜欢打麻将,乐此不彼。至于会不会影响我的职业工作,恰恰相反,写作带给我的更多的是职业帮助。报告文学这种文体帮助我辩证地看待,冷静地思考许多工作中碰到的问题,它的思辨性对自己的工作大有裨益,让我“鱼和熊掌兼得”。
    舒晋瑜:您对自己未来的创作还有怎样的期许?
    曾平标:我的文学写作并未进入倦怠期,而是进入一个“越写越勇”的亢奋期,努力做到创作一本,储备一本,思考一本。目前我正在创作的作品也是一部重大现实题材,书名叫《国家使命》,书写的内容是广东横琴新区助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发展的故事,计划年底前出版,值得读者期待。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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