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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早的离世让勃朗特姐妹没能写出更多的作品，她们甚至没有时间看到自己的小说获得更多读者的认可。不过，在一百多年后，勃朗特姐妹的作品已经成为了文学经典，尤其是《简·爱》和《呼啸山庄》，两本书里性格复杂的主人公，吸引着读者们不断作出解读。 01 诞生自荒凉废墟的两人 尽管夏洛蒂·勃朗特曾讥讽简·奥斯汀的小说，认为这个笔下女性角色只有“可嫁性”的女人根本不懂什么是爱情，但她本人也似乎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简·爱》的人物心理要比奥斯汀的人物心理深刻复杂得多，是心理分析的优秀范本，然而，也许是因为勃朗特姐妹在刻画人物心理的时候都更着迷于其身上的扭曲和残缺，所以，《简·爱》和《呼啸山庄》中，爱情故事退居其次，主要的倒是两个经典主人公的自身情结。 “难道就因为我一贫如洗、默默无闻、长相平庸、个子瘦小，就没有灵魂，没有心肠了？”，这些对白太具有一种宣言色彩，它绝非情话。爱情中的盲目、不可解释的情感变化、失落，在勃朗特姐妹的小说中几乎看不到。她们一定要在心理上给出一些解释。《简·爱》有着一部爱情小说的框架，但在恋情描写上却远不如奥斯汀那样丰富，读者根本没必要理解简·爱是如何爱上罗切斯特，罗切斯特又是为何对简·爱情有独钟的，它想直接让读者理解一种更深层的东西——强烈的自尊与平等。不过它们迷人的地方在于，小说并没有因此而丧失艺术的纯洁性。 这让《简·爱》与《呼啸山庄》成了文学经典。读者会毫无意义地质疑简·奥斯汀到底是一流还是二流作家，而这类质疑永远不会发生在勃朗特姐妹的身上。这是两出令人深思的悲剧——《简·爱》也是悲剧，结局虽是简·爱和罗切斯特生活在了一起，但也只是悲剧意义的圆满。至于《呼啸山庄》中的希思克利夫，一个把周围世界变成地狱的人，更是一场悲剧中的噩梦，而爱情，则是他在白昼遗留的、用于为这场噩梦提供质料的记忆。凯瑟琳临终之前，希思克利夫在她床边的话语听起来简直就是诅咒——“你是不是被鬼缠住了？……你想没想到所有这些话都要烙在我的记忆里，而且在你丢下我之后，将要永远更深地啮食着我？而且，凯瑟琳，你知道我只要活着就不会忘掉你！当你得到安息的时候，我却要在地域的折磨里受煎熬，这还不够使你那狠毒的自私心得到满足吗？” 除欺凌与歧视之外，整个《呼啸山庄》的故事就围绕着这场记忆的修补展开。这个悲剧故事的本质起源，不是老恩萧往家里带回了一个黑头发的孤儿，而是凯瑟琳在大厅里和仆人耐莉的那段话。“讲到嫁给埃德加·林惇，我并不比到天堂去更热心些。如果那边那个恶毒的人不把希思克利夫贬得这么低，我还不会想到这个。现在，嫁给希思克利夫就会降低我的身份，所以他永远也不会知道我多么爱他；那并不是因为他漂亮，耐莉，而是因为他比我更像我自己。不论我们的灵魂是什么做成的，他的和我的是一模一样的”。偶然经过的希思克利夫只听到了这句话的一半，即“嫁给希思克利夫就会降低我的身份”便悄悄地出去了，他没有听到后面的话。他强烈的自尊心不允许他听完后面的话。同时，他那强劲到近乎扭曲的自尊心又不断暗示它，这一切都是假的，凯瑟琳的内心其实是深爱着自己的。他和凯瑟琳之间的情感纠缠，几乎就是希思克利夫在用错觉来证明他在现实中看到的一切都是错觉。而《呼啸山庄》中最具戏剧性的部分，也就是希思克利夫再也分不清错觉和现实的部分。 在这一点上，希思克利夫和简·爱很相似。两人的自尊心都强烈到了奇怪的地步。他们的童年经历很相似，都生活在一个自由人格遭受打压的环境，简·爱总是被刻薄地扔到红房子里关禁闭，在学校吃着劣质食物，在教师那里得到过近乎羞耻的惩罚；希思克利夫，被凯瑟琳的哥哥歧视，家里的仆人也不怎么喜欢这个野孩子，大家都巴不得他死了才好。不同的地方在于，简·爱总是对记忆中良善的那部分念念不忘，希思克利夫恰好相反，在他的情感里，老恩萧先生对他的溺爱似乎从来没有发生过，他记住的只是山庄的其他人如何欺侮他并制定着自己的计划——一场看起来像是复仇，其实却是要把昔日记忆之外的其他人驱逐出去的清理计划。可以说，诞生自荒凉废墟的这两人，一个是要建筑天堂，另一个则是在建构地狱。并且他们都遇到了阻碍者：身为罗切斯特前妻的疯女人和与凯瑟琳结婚的林惇。 02 在两种情结中徘徊的自我 在面对简·爱和希思克利夫时，有一点非常有趣。这两人都非常强调自我，容不得自己的尊严被侮辱践踏。可他们又非常不愿意承认自我，他们都不愿意正视自己在现实世界中的真实存在。自卑与自恋这两种情结同时存在于他们的身上。在《简·爱》中，即使当女主人公和罗切斯特之间已经不存在雇佣关系，她回到被烧毁的庄园后，还是用“主人”一词称呼罗切斯特。至于希思克利夫更不用说，凯瑟琳就是他生命意志的中心。 简·爱身上的自卑感更加明显。在故事中，罗切斯特被证明曾经拥有一个妻子，这件事让她备受打击，前者不断向她倾诉苦恼，昔日的年少无知，以及自己也是那场婚姻骗局的受害者。但这些都无法软化简·爱的冷漠。她从那个疯女人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一个迷失自我的疯癫者。或许，往日在红房子和学校遭受的虐待也涌上心头。总之，单纯的情感抚慰远不足以挽留她。直到后来，又发生了一系列故事，简·爱拥有了一笔遗产，获得了经济独立权，可以不用再靠家庭教师这个职业谋生，而罗切斯特先生的处境恰好相反，一场大火让他一无所有，双目失明，一条胳膊也被截去，两个人的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置换。她才返回了罗切斯特的身边，愿意终身与之相伴。在爱情世界中，她愿意成为一个施与者，更愿意正视对方（而不是自己）的自卑与残缺，以此来印证爱情的纯洁。即使最后她所获得的爱情看上去已不如当初美满，但在象征或更崇高的意义上，简·爱获得了爱情的圆满，她与罗切斯特之间再也不存在任何障碍。 而希思克利夫身上的自卑永远不可能依靠简·爱式的施与得到化解。他从不施与任何人爱与恩惠，恰好相反，他必须从其他人那里得到对自身的肯定。他这辈子永远也无法接受的就是凯瑟琳不爱他。美国批评家吉尔伯特和古芭在《阁楼上的疯女人》中认为，希思克利夫的本质是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男性独裁家长身份颠覆父权制度的人。这种解读很难让人完全接受。因为深入理解希思克利夫的世界后，会明白他只是想要颠覆，而没有明确的颠覆对象，而且在他与凯瑟琳的爱情关系中，双方都是独裁者，互相用自己来决定对方的想法，然后再用这个揣测的想法来决定自己……如此循环往复。 “你以为她快要忘了我吗？你知道她没有忘记！你跟我一样地知道她每想林惇一次，他就要想我一千次！……两个词可以概括我的未来——死亡与地狱：失去她之后，生存将是地狱”。 而当凯瑟琳死后，能够裁定希思克利夫的自卑，帮助他消除幻觉的唯一一人已消失。在这个爱情故事中，希思克利夫再也无从确认自我。他有着强烈的自恋情结，但无人能够满足他对自己的渴望；他极度自卑，生怕别人贬低他的存在，但也无人能够再给予他肯定。他彻底进入了“地狱”，正如萨特在剧本里所描写的那个房间，本质上空洞，无从解放自我，只有他人与他人之间关系的不断回荡。所以哈罗德·布鲁姆才会说，“只有那种最为极端的诺斯替主义能够容纳他们……而这大概就发生在希思克利夫绝食自戕之后”。 这些矛盾的人物情感，吸引着多年来的读者不断给《简·爱》与《呼啸山庄》作出各种解读。在故事里，我们能看到女权主义的影子，主人公对地位和尊严的要求，但又缺乏自信，小说里那崩溃的庄园、衰败的荒原似乎预示着现实世界里的某种景象，但故事的源头又来自古典浪漫乃至颇有哥特风格的氛围。文本解读外，勃朗特姐妹的性格与经历可能是对此的一种解释，在19世纪她们的写作状况并不理想，她们偷着写故事但又想在社会上证明自己。另外，她们本身也经历了英国历史上非常矛盾的时代——19世纪的工业社会崛起。生活范围并不算广阔的她们，在身边见到了些许风吹草动，并且用不同的方式记录在了文学里。 —— 对话—— 勃朗特姐妹 不完全的女性平等先驱 在了解到勃朗特姐妹的人生故事，理解小说中人物复杂的心灵变化和她们背后所处的时代交替之后，就会明白，“在她们炽烈的文字背后，其实是相当粗粝的人生。可以说，她们的小说与诗歌，是踩在生活的荆棘上，流着血，蘸着泪写成的”。她们在作品中展示了探索两性平等的超前思想，但囿于时代，又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平等有着很多不同。 01 女性写作面临多重困境 新京报：勃朗特姊妹都英年早逝，关于这一点，研究者有着怎样的解释？ 周颖：安妮29岁辞世，艾米莉30岁，夏洛蒂活得最长，也不过39岁。她们生活在苦寒单调的山区霍沃斯小镇，那时镇上人均寿命是25岁，和伦敦一些最差的街区相仿。为什么会这样呢？有一种说法是当地水源很不干净，当时还没有修建密闭的排水系统，敞露的粪池极易造成污染露天的水管，水源对公共卫生和健康造成威胁。三姐妹所住的牧师公馆虽自带水井，因水井离教堂墓地很近，腐烂的尸骨也容易对水源造成污染。生计艰难也是导致健康不佳的原因。据说安妮出生后，全家陷入危机，父亲写信向皇家慈善机构求援。 新京报：除了面对批评和责难，女作家是否还面临其他困境？ 周颖：女作家面临的困境其实是多重的，比如她们选择以写作为职业，就包含多重的阻力。了解一点夏洛蒂在职场中的经历，可以体会这背后的辛酸与无奈。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夏洛蒂曾将作品寄给桂冠诗人罗伯特·骚塞，请求对方点拨，却得到不可沉溺于白日梦的劝诫。骚塞告诫她，“文学不可能也不应该是女子的终生事业。她越是恪尽本分，就越没有时间从事文学创作，哪怕只是把它当作才艺或者消遣也抽不出工夫。” 研究者援引这段话，通常是为了佐证女性写作有多么艰难。但其实更值得留意的是夏洛蒂对待这个建议的态度。她将这封回信小心保存，并在信封上注明“骚塞忠告，永志不忘”。与此同时，她也不因为骚塞的劝诫就轻言放弃自己的追求，依然利用辛勤工作的间隙努力练习、笔耕不辍。 新京报：三姐妹的小说与19世纪英国的工业发展和社会进程有什么联系吗？ 周颖：当然有联系。她们出生和成长的年代，正是英国工业革命发轫与发展的时期。霍沃斯紧挨着工业区，东邻布拉德福德和利兹，南毗哈利法克斯。这个哈利法克斯，就是激发威廉·布莱克写下“黑暗魔鬼工厂”（“dark satanic mills”）的那个地方。正如《勃朗特一家》的作者朱丽叶·巴克指出，勃朗特时代的霍沃斯并非盖斯凯尔夫人笔下“与世隔绝，偏远无闻”的荒野山村，而是相对繁华的工业市镇，人口稳步上升，商业日趋兴旺。在父亲担任教区副牧师期间（1820-1861），三姐妹正好见证了霍沃斯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发生的大变化。 资本化、工业化和商业化潮流，对勃朗特姊妹的写作产生过十分重要的影响：正是工业社会中女性谋生的需要，催生了她们作品中鲜明的自我觉醒和独立意识；也正是工业社会出现的各种现象，比如女性阅读习惯的形成，流通图书馆的设立和普及，日益商业化的出版市场，孕育了女作家成群涌现的社会土壤，使得三姐妹有机会成为作家。这是一个竞争与机会并存、压抑与希望同在的时期，三姐妹既处于商业文明与传统社会的冲突之中，也经历了现实的谋生需求与想象的文学创作之间的纠结和挣扎。工业革命带来一个全新的社会形态，不仅催生出矛盾、焦虑、分裂的现代个体，也孕育出富于独立意识和自由精神的新型女性形象。 02 如何在今天理解她们笔下的题材 新京报：相较于两位姐姐，安妮·勃朗特的作品有些被读者遗忘。能否简单评价一下她的小说创作。 周颖：安妮也有铁杆粉丝，英国作家乔治·摩尔就很欣赏安妮。他盛赞其语言，将其处女作《艾格妮丝·格雷》称为完美散文体小说的典范，认为安妮的风格有类于奥斯汀，文字朴实，运笔冷静，特殊的偏爱甚而使他假设安妮“再多活十年，或可达到与简·奥斯汀比肩，乃至更高的地位。”安妮的另一部小说《女房客》打破了浪漫爱情小说的规定套路，突入习俗和常规的禁区，直面女性在婚姻中遭遇的困境，揭示夫妻双方在教育、财产、法律地位上的严重不平等，并大胆设想可能的出路。也因为涉足禁区，小说发表后连遭非议，连大姐夏洛蒂也说“题材的选择是一个错误”。 夏洛蒂似乎从未设想，自己眼里一贯温柔、谦和、退隐的三妹，在思考婚姻、教育、就业等社会问题上，实有勇敢、激进和超前的探索。《女房客》的艺术成就不及《简·爱》、《维莱特》和《呼啸山庄》，这毫无疑问。套中套的故事并不讨巧，书简与日记一分为二，嫁接得比较生硬，使小说有结构粗糙之嫌。但它语言优美，且比第一部作品内容更丰富丰满，表现手法也显得更成熟更有张力。1996年，BBC电台将小说改编成三集电视剧，收获不少好评，这或可说明安妮并没有被遗忘。 新京报：如何理解夏洛蒂·勃朗特笔下的“自我”？《简·爱》中追求的平等，与现代女权追求的平等，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吗？ 周颖：简宣告她与罗切斯特灵魂平等的那句话，对于等级依然森严的英国社会，无异于一声域外惊雷。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家称它“不仅在道德上不合时宜，在政治上也是一场反叛”。毫无疑问，无论作者有意还是无意，这个宣告确实兼有政治和伦理的反叛性，但倘若借此推断简具有现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意识，或者她与罗切斯特处于真正平等的关系，则恐怕是言过其实的臆测了。 简宣扬的平等，暂且不论能否跨越财产、身份和社会地位的鸿沟，至少有一个障碍尚未逾越——性别的不平等。19世纪初的英国，仍然是一个典型的男尊女卑的社会，女性尚未得到与男子平等的教育权、工作权、财产权和公民权。罗切斯特虽然别具慧眼，欣赏简的优秀品质，称之为与自己“相配”和“相似”的人，甚至认为她是“另一个较好的自我”，但是令他着迷的，仍然是简的“顺从”。 简对罗切斯特的态度也很复杂。罗切斯特那番关于“顺从”的绵绵情话不仅没有打动简，反而让她想起赫克里斯、参孙和美女的故事，想起他们之间征服与被征服的厄运，进而联想到男子追求爱情甘为奴隶，婚后便要求重做主人的可能。在等待成婚期间，简也感受了关系的不平等，罗切斯特送礼物如苏丹王赏赐金银财宝给奴隶，令她颇觉烦恼和屈辱。 所以，爱情在简的眼里，与其说是基于相亲相爱的互助互敬，不如说常常表现为控制与反控制的一场较量或交锋。所以，简与罗切斯特之间是否存在真正平等的高尚自由的伴侣关系，至少在两人关系的前期，我觉得可以存疑（至少前期尚不够，所以被放弃……最后的情形另当别论）。但简是不会轻易受人支配的，这一点不用怀疑。她对罗切斯特爱得热烈痴心，却拒绝做他的情人，不单是担心人言可畏或后果不堪料想，更主要的，像她对自己说的那样，“越孤单，越无亲无友，越无人依靠，越是要尊重自己”。简渴望被爱被尊重被欣赏，倘若这一切都得不到，最后还有自重自爱，这是她立身的根本。 新京报：《简·爱》被译介到中国后，更多地被年轻读者视为一本经典爱情小说，你如何看待这种解读呢？ 周颖：《简·爱》这部小说在读者心中唤起了巨大共鸣和反响，中国的读者尤其是年轻人很容易把它当成纯粹的浪漫爱情故事来阅读。勃朗特姐妹当然是书写恋情的高手，但也必须指出，她们对爱情其实有更谨慎的思考。凯瑟琳与希思克利夫的爱情可谓轰轰烈烈、惊天动地，而一旦得不到，它的残酷面便暴露出来。如果除了所爱的那一个，其余一切都不重要，那么当激情的爱火熄灭，刻骨的仇恨便如烈焰腾燃，不仅烧灼自己的心灵，也几乎毁灭下一代的幸福。而在《简·爱》里，激情（passion）和浪漫（romantic）等词汇也往往含有贬义。夏洛蒂在危险的不顾一切的激情与毫无感情的结合之间，替同时代女子探寻着情感的中道。每当“理性”和“激情”冲突时，简的意志最终是听从理性的指导，拒绝听任激情支配。但她对爱情的渴望并没有使她放弃对罗切斯特的审视和探究，这是她拒绝步罗氏旧情人的后尘，冒着巨大风险，坚定独自再“出发”的主因。 耐人寻味的是，简对幸福的追求连带出了“阁楼上的疯女人”的悲剧故事。她们命运的交织，在后世女性写作和文学批评中引发了经久不衰的思想回声。此外，小说刻意安排的疯女人情节，是作为英国士绅不择手段追求殖民地财富的恶果出现的，然而另一方面简最后获得经济独立也有赖于来自殖民地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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