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占黑写“社区”，似乎是一件不言自明的事。然而，“社区”又是什么呢？是一个有着具体的地理方位、切实的生活成员的实际空间吗？不，它首先是一个语言化的构造。进一步说，这一构造又可大致分出两个彼此对立的层面。换言之，所谓的“社区”，其实不妨视作两个互斥的“社区像”饱含张力的动态复合：其中一个是充满生气的“社区”，是有着家族和工厂这一双重共同体的羁绊，星布着幽默和游乐、义理和温情的世界，换言之，是“街道英雄”们耀武扬威的地盘；另外一个，则是房子车子钞票主宰的“社区”，颓败的味道氤氲开去，经济的逻辑让英雄虎落平阳，成了一摞没有用处的反英雄。说到底，英雄与反英雄，无非是横看成岭侧成峰，王占黑的故事，就在这两个对极的“社区”的相克葛藤间散射出每一篇独自的灰度。然而，如同历史进程所印证的，后一个“社区”投下的阴翳日趋浓重，第一个“社区”的英雄们到底不得不陆续谢幕了。在已出版的两部小说集中，王占黑记下了他们往昔的吉光片羽。她有时化作孩童，有时则是个谦逊的讲故事的人，这样的书写姿势是抒情性的，当然也是主观的、人工的，可对于王占黑本人来说却又是重要的。因为这是她的原点，而没有原点，也就不会有今后的旅途。 其实，孩童也好，说书人也罢，这样的书写姿势本身便足已说明王占黑和她笔下人物的差异。她既不是第二个“社区”里埋汰日子不况的阿姨妈妈，也不是第一个“社区”中她所亲昵的叔叔伯伯，她懂得后者那些不易察觉的点滴灵光，却不会也无法回避前者强悍的现实基础，她被“社区”的鲜活经验灌满，却终非那厢真正的住民。我以为，在理解渗透在第二个“社区”中的资本逻辑对于生活无孔不入的支配前提下，如何在当前从脚边去实现朝向第一个消失着的“社区”中英雄精神的复权，是王占黑小说的志向所在。而一旦怀揣这样的志向，无论多么贴着人物写，无论多么熟稔地调用吴语方言，均让我无法将王占黑划入那类咏叹命运无常、物哀人生几何的世情小说谱系，在小市民外衣的包裹下，内里难掩的是她善良、谦和、开放却又纯正的知识人本色。而这也终要将王占黑引出“社区”的大门，毕竟，第二个“社区像”，无法单纯视作“社区”本身的问题，在“街道英雄”看守的大门外，资本的力量早已赫然横行无碍了。 于是，有了《小花旦的故事》。这个中篇是王占黑目前分量最重的作品，确实可谓其创作承上启下的标志。主人公阮巧星拥有数个不同的称号，而每一种称号又代表着他的一重身份、一个时空坐标、一种主体在世界安顿自我的方式。因此，从“阿星/小花旦”到“阿巧/巧巧美神仙”的蝉蜕，不仅在空间上呼应了其从“社区”到上海再到南方的神龙摆尾，在时间上也辐射出第二个“社区”吞噬第一个“社区”的历史境迁。由于特殊性向的另类体验，阮巧星早早勘破第一个“社区”的共同体并无法真正共容于“同”，难以消弭的排他性使其毫不留恋地与之挥别。然而，不同于一些以少数群体为题材的作品，王占黑并未在阮巧星的性取向上做太多缠绕，相反，她清醒地看到，将阮巧星从“社区”中挤出的排他性也阻碍着其在新天新地扎下根来。钞票面前人人平等，兄弟姊妹因此翻脸，同性圈子亦难免俗。因此，如果不超克淘汰“街道英雄”的资本逻辑，对于人性彻底的解放仍无从谈起。阮巧星不属于“社区”，在“社区”以外的世界也难觅得归宿，但恰是这份无凭依性，在否定的意义上，他反倒指引着通达自由的方向。 不过，真正要负荷践行自由之任的却并非小花旦，而是小说的另一个主角“我”。王占黑笔下通常充当观察员的“我”，在这则作品里第一次占据了与“街道英雄”平起平坐的重要位置，而附载上少女的成长故事，也确实让小说的气象焕然一新。与小花旦游荡人间的轨迹重合的，是“我”对于世界认知的扩大。发型改变，性别意识觉醒，“社区”里的细姑娘飞入大学，又滚进社会，现代都市的新鲜与新的困苦与“社区”一样，融为“我”无可替代的血肉。而与此同时，“我”和小花旦的关系也相应重构了，他不再是那个承载着“社区”的职责，替父母照顾“我”的长辈，而是成为“我”的对话者，成为一起探访城市肌理的友人，成为了他自身。不过，若想实现此番转换自然不会容易，是以，“我”仿佛总在被小花旦牵着鼻子走，而每当小花旦将“我”带入他的圈子，又总会给我的直觉以眩晕般的冲击。定海桥昏暗屋子的恐惧、人民公园火苗般舞蹈的恍惚，不仅是这群都市候鸟们生存处境的外化，也同时是更新被“社区”所形塑的“我”的感性必然途经的曲折。几次三番，终于，在“我”的身上，小花旦的“眼睛”留下了。 但仅是这样还不够。“我”的成长，依然有待一场更为沉痛的试炼，那是父亲的病与死。父亲或承担父亲功能角色的逝去，本是成长小说里常见的元素，王占黑自己也非初次触碰。只是此回再写，病与死却撑出了以往未曾抵达的宽广格局。首先，是“海宝”的发现。在父亲的病房里，“我”终于顿悟了小花旦多年来的孤独经营。在这个时点，这个被死神时刻威胁着的空间，床上的父亲与相片中的“海宝”被交叠到了一起。这是“社区”的凋落与“社区”外时间暴力的汇合，情感的洪流击穿自我与世界之间的墙垒，“社区”的故事，也同时属于都市，属于现代性笼罩下的每一个个体；其次是死亡的意义。通常，死亡大多意味着同过去的断绝，可在这里，死亡却同时是一次升华，父亲的肉身化为记忆，走入梦境，不再可触可感，却依旧坚韧地和“我”共在。王占黑没有切断她同第一个“社区”情感上的牵连，她只是明白，对于其精神的承继不应以加固既存实体的方式被展开，它无法借壳上市，而必须去要求一项对于自由的全新发明；然而，她的理想又同时是拒绝高悬的。父亲过世后，“我”和小花旦的距离却吊诡地不远反近，先前一边倒向小花旦的天平终于第一次接近对等。“我”开始懂得他那些闪烁其辞的秘密，并逐渐将“社区”和都市、过去和当下，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故事全盘吸纳为自己的语言。属于“我”的，朝向自由的列车开动了。 是以，小说的结尾读来才会显得如此壮阔磅礴，对于王占黑而言，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时刻。生长于“社区”的少女，开始准备领受“走异路，逃异地，寻求别样的人们”这一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精神使命了。她搭上作为现代性象征物的列车，收入眼底的却是满满的往事旧物，她会满身疲惫，却绝不丧气颓唐，因为来自无穷远方的无数人们会给予她力量。何况，在远方等待着的，还有那个曾经的“信使”，那颗熟悉却又是簇新的“游泳头”——无数次和父亲一起打理，这回却只有一人份的“游泳头”。当然，远行终有归来时，恭候回返日常的王占黑的到底还是鸡零狗碎的生活。和“社区”的小天地相比，这个资本统摄的世界更错杂更缭乱，而继续整理自身的“社区”经验也还尚须一番咀嚼辗转。王占黑不是急若星火的书写者，她动情的笔致下暗含着理性的头脑，宛如流水搬运沙石一般，她小小的文学世界正默默地变异着。其实，她是不需要额外的议论、解释或催促的，她所需要的，只有平和的环境以及时间自然的流淌。 王占黑写“社区”，似乎是一件不言自明的事。然而，“社区”又是什么呢？是一个有着具体的地理方位、切实的生活成员的实际空间吗？不，它首先是一个语言化的构造。进一步说，这一构造又可大致分出两个彼此对立的层面。换言之，所谓的“社区”，其实不妨视作两个互斥的“社区像”饱含张力的动态复合：其中一个是充满生气的“社区”，是有着家族和工厂这一双重共同体的羁绊，星布着幽默和游乐、义理和温情的世界，换言之，是“街道英雄”们耀武扬威的地盘；另外一个，则是房子车子钞票主宰的“社区”，颓败的味道氤氲开去，经济的逻辑让英雄虎落平阳，成了一摞没有用处的反英雄。说到底，英雄与反英雄，无非是横看成岭侧成峰，王占黑的故事，就在这两个对极的“社区”的相克葛藤间散射出每一篇独自的灰度。然而，如同历史进程所印证的，后一个“社区”投下的阴翳日趋浓重，第一个“社区”的英雄们到底不得不陆续谢幕了。在已出版的两部小说集中，王占黑记下了他们往昔的吉光片羽。她有时化作孩童，有时则是个谦逊的讲故事的人，这样的书写姿势是抒情性的，当然也是主观的、人工的，可对于王占黑本人来说却又是重要的。因为这是她的原点，而没有原点，也就不会有今后的旅途。 其实，孩童也好，说书人也罢，这样的书写姿势本身便足已说明王占黑和她笔下人物的差异。她既不是第二个“社区”里埋汰日子不况的阿姨妈妈，也不是第一个“社区”中她所亲昵的叔叔伯伯，她懂得后者那些不易察觉的点滴灵光，却不会也无法回避前者强悍的现实基础，她被“社区”的鲜活经验灌满，却终非那厢真正的住民。我以为，在理解渗透在第二个“社区”中的资本逻辑对于生活无孔不入的支配前提下，如何在当前从脚边去实现朝向第一个消失着的“社区”中英雄精神的复权，是王占黑小说的志向所在。而一旦怀揣这样的志向，无论多么贴着人物写，无论多么熟稔地调用吴语方言，均让我无法将王占黑划入那类咏叹命运无常、物哀人生几何的世情小说谱系，在小市民外衣的包裹下，内里难掩的是她善良、谦和、开放却又纯正的知识人本色。而这也终要将王占黑引出“社区”的大门，毕竟，第二个“社区像”，无法单纯视作“社区”本身的问题，在“街道英雄”看守的大门外，资本的力量早已赫然横行无碍了。 于是，有了《小花旦的故事》。这个中篇是王占黑目前分量最重的作品，确实可谓其创作承上启下的标志。主人公阮巧星拥有数个不同的称号，而每一种称号又代表着他的一重身份、一个时空坐标、一种主体在世界安顿自我的方式。因此，从“阿星/小花旦”到“阿巧/巧巧美神仙”的蝉蜕，不仅在空间上呼应了其从“社区”到上海再到南方的神龙摆尾，在时间上也辐射出第二个“社区”吞噬第一个“社区”的历史境迁。由于特殊性向的另类体验，阮巧星早早勘破第一个“社区”的共同体并无法真正共容于“同”，难以消弭的排他性使其毫不留恋地与之挥别。然而，不同于一些以少数群体为题材的作品，王占黑并未在阮巧星的性取向上做太多缠绕，相反，她清醒地看到，将阮巧星从“社区”中挤出的排他性也阻碍着其在新天新地扎下根来。钞票面前人人平等，兄弟姊妹因此翻脸，同性圈子亦难免俗。因此，如果不超克淘汰“街道英雄”的资本逻辑，对于人性彻底的解放仍无从谈起。阮巧星不属于“社区”，在“社区”以外的世界也难觅得归宿，但恰是这份无凭依性，在否定的意义上，他反倒指引着通达自由的方向。 不过，真正要负荷践行自由之任的却并非小花旦，而是小说的另一个主角“我”。王占黑笔下通常充当观察员的“我”，在这则作品里第一次占据了与“街道英雄”平起平坐的重要位置，而附载上少女的成长故事，也确实让小说的气象焕然一新。与小花旦游荡人间的轨迹重合的，是“我”对于世界认知的扩大。发型改变，性别意识觉醒，“社区”里的细姑娘飞入大学，又滚进社会，现代都市的新鲜与新的困苦与“社区”一样，融为“我”无可替代的血肉。而与此同时，“我”和小花旦的关系也相应重构了，他不再是那个承载着“社区”的职责，替父母照顾“我”的长辈，而是成为“我”的对话者，成为一起探访城市肌理的友人，成为了他自身。不过，若想实现此番转换自然不会容易，是以，“我”仿佛总在被小花旦牵着鼻子走，而每当小花旦将“我”带入他的圈子，又总会给我的直觉以眩晕般的冲击。定海桥昏暗屋子的恐惧、人民公园火苗般舞蹈的恍惚，不仅是这群都市候鸟们生存处境的外化，也同时是更新被“社区”所形塑的“我”的感性必然途经的曲折。几次三番，终于，在“我”的身上，小花旦的“眼睛”留下了。 但仅是这样还不够。“我”的成长，依然有待一场更为沉痛的试炼，那是父亲的病与死。父亲或承担父亲功能角色的逝去，本是成长小说里常见的元素，王占黑自己也非初次触碰。只是此回再写，病与死却撑出了以往未曾抵达的宽广格局。首先，是“海宝”的发现。在父亲的病房里，“我”终于顿悟了小花旦多年来的孤独经营。在这个时点，这个被死神时刻威胁着的空间，床上的父亲与相片中的“海宝”被交叠到了一起。这是“社区”的凋落与“社区”外时间暴力的汇合，情感的洪流击穿自我与世界之间的墙垒，“社区”的故事，也同时属于都市，属于现代性笼罩下的每一个个体；其次是死亡的意义。通常，死亡大多意味着同过去的断绝，可在这里，死亡却同时是一次升华，父亲的肉身化为记忆，走入梦境，不再可触可感，却依旧坚韧地和“我”共在。王占黑没有切断她同第一个“社区”情感上的牵连，她只是明白，对于其精神的承继不应以加固既存实体的方式被展开，它无法借壳上市，而必须去要求一项对于自由的全新发明；然而，她的理想又同时是拒绝高悬的。父亲过世后，“我”和小花旦的距离却吊诡地不远反近，先前一边倒向小花旦的天平终于第一次接近对等。“我”开始懂得他那些闪烁其辞的秘密，并逐渐将“社区”和都市、过去和当下，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故事全盘吸纳为自己的语言。属于“我”的，朝向自由的列车开动了。 是以，小说的结尾读来才会显得如此壮阔磅礴，对于王占黑而言，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时刻。生长于“社区”的少女，开始准备领受“走异路，逃异地，寻求别样的人们”这一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精神使命了。她搭上作为现代性象征物的列车，收入眼底的却是满满的往事旧物，她会满身疲惫，却绝不丧气颓唐，因为来自无穷远方的无数人们会给予她力量。何况，在远方等待着的，还有那个曾经的“信使”，那颗熟悉却又是簇新的“游泳头”——无数次和父亲一起打理，这回却只有一人份的“游泳头”。当然，远行终有归来时，恭候回返日常的王占黑的到底还是鸡零狗碎的生活。和“社区”的小天地相比，这个资本统摄的世界更错杂更缭乱，而继续整理自身的“社区”经验也还尚须一番咀嚼辗转。王占黑不是急若星火的书写者，她动情的笔致下暗含着理性的头脑，宛如流水搬运沙石一般，她小小的文学世界正默默地变异着。其实，她是不需要额外的议论、解释或催促的，她所需要的，只有平和的环境以及时间自然的流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