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造物主抬起了人的头， 命他仰望天空，注视星辰。” 无论身在何处，受到何种磨难，终生都将在向往希冀中度过，他的向往是天堂，他的希冀是获救。这不是诗人的一幅自画像吗？波德莱尔正是一只逃出樊笼、在污泥中挣扎而诅咒上帝、怀念故乡的白天鹅。 1 夏尔·波德莱尔于1821年4月9日出生在巴黎。 1825年左右，在巴黎的卢森堡公园里，人们常常可以看到一位眉毛漆黑的老人领着一个四五岁的孩子散步。老人指点着那一座座美丽的雕像，讲述着有关它们的神话和历史，孩子则出神地听着。这个孩子就是波德莱尔，他后来写道：“形象，这是我最初的强烈爱好。”那个老人不是他的祖父，而是他的父亲，约瑟夫-弗朗索瓦·波德莱尔，那时已经年逾花甲了。 当他于1819年续娶卡罗琳·杜费斯的时候，已经是个六十岁的老人了，而新娘是个无依无靠的孤女，年仅二十六岁。 波德莱尔常常认为，父母年龄相差悬殊对他的精神有着某种先天性的影响，这也许可以由医生做出回答。可以肯定的是，父亲的启蒙思想、对绘画的爱好，以及一派贵族的作风，确实给幼年的波德莱尔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有一首题为《人语》的诗，其中回忆道： 我的摇篮啊背靠着一个书柜， 阴暗的巴别塔，科学，韵文，小说， 拉丁灰烬，希腊尘埃，杂然一堆， 我身高只如一片对开的书页。 那书柜里放着一套《百科全书》，伏尔泰、莫里哀、拉伯雷、普鲁塔克、拉布吕耶尔、孟德斯鸠等人的作品，还有一本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波德莱尔不仅在公园里聆听父亲讲解雕像，而且家中还有父亲的收藏及其“拙劣的”作品。他的母亲曾在伦敦受过教育，也颇有些文化修养。可以想见，波德莱尔幼小的心灵是在怎样的氛围中受到了熏陶。 波德莱尔仅六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他失去了唯一可能理解他的亲人。年轻的母亲服丧的期限未过，就改嫁欧比克少校了。波德莱尔幼小敏感的心灵第一次受到了巨大的震动。他一直不能理解母亲为什么要再嫁，那美丽温柔的母亲只能属于他一个人，岂容得第二个人来分享她的感情？他觉得父亲被出卖了，母亲对他的爱被出卖了，他对母亲的眷恋被出卖了。 2 1832年，他随母亲到了继父的驻地里昂，进了中学。那正是七月革命后的日子，资产阶级自由派篡夺了胜利果实，建立起银行家的统治，1831年、1834年的里昂工人起义遭到残酷的镇压。 波德莱尔在里昂时的最大乐趣就是在城里游逛。寄宿学校的生活已经使他感到烦闷和忧郁，而破败的街区、肮脏的工厂、工人的悲惨生活、几乎总是烟雾弥漫的天空，又使他的“沉重的忧郁”变得更加沉重。他的学业优秀，在希腊文、拉丁文和法文上显露出才华。他敏感、激烈，举止古怪，充满了奇思异想，有时又有些神秘和玩世不恭，嘴里还常常吟诵着雨果和拉马丁的诗句。 四年之后，1836年，他随父母回到巴黎，进入路易大帝中学。他是个才华出众却不守纪律的学生，出语尖刻，常常对学校当局表示不敬，洋溢着反叛精神，终因一次拒绝交出同学传递的纸条而被开除，这件事发生在1839年4月18日。这是波德莱尔与社会的第一次冲突。 他曾写道：“尽管有家，我还是自幼就感到孤独——而且常常是身处同学之间——感到命中注定永远孤独。” 波德莱尔离开了中学，在一所法律学校注册，其实并没有去上课，而是去过“自由的生活”了。 他大量地阅读罗马末期作家的作品，着迷于他们的颓废情调；他阅读七星诗社诗人的作品，叹服他们声律的严谨；他阅读巴尔扎克的作品，并因结交了他本人而感到十分荣耀；他在美术展览会上流连，重新唤起他“最初的强烈爱好”；他喜欢拜伦、雪莱、雨果、戈蒂耶，为浪漫主义——“美的最新近、最现时的表现”所征服。大约是在这段时期，他通过巴尔扎克接触到瑞典哲学家斯威登堡的神秘主义。同时，他沉湎在巴黎这座“病城”中，出入酒吧间、咖啡馆，追欢买笑，纵情声色，浪迹在一群狂放不羁的文学青年之间。 3 1847年1月27日的《太平洋民主》杂志刊登了埃德加·爱伦·坡的短篇小说《黑猫》的译文，波德莱尔读到之后，立刻被征服了，因为他在这位美国作家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思想、诗情，甚至语言。他从此开始翻译爱伦·坡的作品，一直持续了十七年，提供了堪称典范的译品，使这位在家乡穷愁潦倒、郁郁不得志的诗人在法国成为一代诗人崇拜的偶像。 雨月对着全城大发雷霆， 向寒茔四周惨淡的亡灵 倾盆泼洒出凄冷的黑影， 又将四郊笼罩死亡阴濛。 猫在砖地上寻觅遮身草茎， 羸瘦生疮的身子瑟瑟抖动； 檐槽里游荡着诗叟的魂灵， 发出幽灵一般寒颤的悲声。 ——波德莱尔《忧郁》之一 波德莱尔翻译爱伦·坡，就像他自己进行创作一样全神贯注、殚精竭虑、精益求精。他长期郁结在胸中的愤懑，他的孤独感，他对另一个世界的憧憬和追求，都在爱伦·坡哀婉凄清的诗中、阴郁离奇的故事中、骇世惊俗的文章中，以及他为他写的评价文章中得到了尽情的宣泄。他们是同病相怜的弟兄，有着同样的悲惨的一生，同样的不为世人理解的痛苦，同样的顾影自怜的高傲；他们厌弃的是同一个世界，他们梦幻的是同一个天堂。波德莱尔把自己当成了爱伦·坡，把他的话拿来当成了自己的话。 与其说波德莱尔受了爱伦·坡的影响，不如说他与爱伦·坡不谋而合、早有灵犀，一见之下，立即心领神会、契合无间。 波德莱尔是个神秘人物，更确切地说，是个曾被神秘化了的人物。 围绕着这个名字，有过许多可惊可怖的传说，即令他的许多同时代人也不辨真伪，其中自然有现行制度的维护者因仇恨这位反叛的诗人而恶意中伤的流言，也不乏他本人面对丑恶的现实，悲愤之余自己编造的故事。 属于前者的如：波德莱尔眼看着一个人被豹子吞掉而幸灾乐祸；波德莱尔为了开心，从五层楼上把一个花盆扔在街上一个玻璃匠身上；波德莱尔用雪茄烟烧一头狮子的鼻子，险些被咬掉手指头；波德莱尔将一只猫倒悬在一块玻璃上，听猫爪抓在又硬又滑的玻璃上发出的声响取乐；波德莱尔住在狄埃波旅店时，主人吓唬孩子说：“别哭了，再哭我叫波德莱尔先生吃了你！”…… 属于后者的，我们只需看他信中的一段：“我在此地（布鲁塞尔）被视为警察（好极了！）（因为我写了那篇关于莎士比亚的妙文），被视为同性恋者（这是我自己散布的，他们居然相信了！），我还被视为校对，从巴黎来看下流文章的清样。他们老是相信，我感到恼怒，就散布说我杀了父亲，并把他吃了；而人们允许我逃离法国，是因为我为法国警察效劳，他们居然也相信了！我在诬蔑中游泳真是如鱼得水！” 因此，波德莱尔对那些奇谈怪论非但不去辩白，反而推波助澜，添枝加叶，暗中品味着一种报复的快乐。这是一个人对周围的世界感到深恶痛绝而产生的一种可以理解的态度。 实际上，我们认真检阅他一生短短四十六年的旅程，不难看到，那平凡而平淡的一生，是被丑恶的现实扭曲了、扼杀了，那些被秩序的维护者指为伤风败俗、亵渎宗教的诗句，正是一个软弱而敏感的诗人诅咒黑暗、追求光明而发出的阵阵痛苦的喊叫。 波德莱尔曾经写道：“如果一位诗人向国家要几个资产者放在他的马厩里，人们一定会感到惊讶，而如果一个资产者要烤熟的诗人，人们就会觉得是自然而然的了。”他对资产阶级的轻蔑溢于言表，同时也流露出他无可奈何的悲观情绪，这段话深刻地揭示了波德莱尔同资产阶级及其世界的关系。 波德莱尔一方面对资产阶级怀着轻蔑和仇恨，往往表现出不共戴天的激烈情绪；但另一方面，生活范围的极其狭窄，又使他不能深切了解广大劳动群众的苦难和斗争，从当时此伏彼起的革命运动中汲取精神上的力量，因此，波德莱尔始终像一个揪着自己的头发想离开地球的人一样，虽然费尽气力、痛苦万状，却始终不能离开。正如他在《断想》中所说：“我迷失在这丑恶的世界上，被众人推搡着，像一个厌倦了的人，往后看，在辽远的岁月中，只见幻灭和苦涩，往前看，是一场毫无新鲜可言的暴风雨，既无教诲，亦无痛苦。” 追求解脱而找不到出路，热爱生活而又不知何所依凭，预见到革命却看不到希望，始终在如来佛的掌心里翻跟头，这是波德莱尔深刻的悲观主义的根源。 波德莱尔的一生是反叛的一生，他的反叛以悲剧告终。然而这是一出有血有肉的反叛的悲剧，他将其凝聚在《恶之花》中，以生动的场景，活跃的人物，撕心裂肺的喊叫，发人深思的冥想，使万千读者惊醒和感奋。 反叛不是革命，但反叛可以成为革命的开端。波德莱尔的学生、著名作家雷翁·克拉岱尔积极投身到1871年的革命中去；俄国革命家、民意党人雅库博维奇（梅利申）在流放期间偷闲来翻译《恶之花》，都不是没有理由的。而著名的巴黎公社诗人克劳维斯·于格则毫不含糊地认为，在理论上反对革命的波德莱尔，事实上是一位革命的传播者。这无疑指的是他最重要的作品《恶之花》在许多人身上所发生的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