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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从文体上看，《五柳先生传》一文是陶渊明模仿正史《后汉书·逸民传》以及嵇康《圣贤高士传》而创作的传赞类文体，不可能是陶渊明的“自传”，最多可以看作陶渊明之“自况”。《五柳先生传》中的“五柳先生”是陶渊明主要以扬雄为范本，有意塑造出来的作为自己人生楷模的一个理想人格。由此，海外汉学家基于《五柳先生传》乃陶渊明“自传”前提下得出的相关研究成果，以及由此出发得出的关于中国自传文学特性之研究成果，也有必要做认真的辨析与合理的评价。 关 键 词：《五柳先生传》/传赞体/自传文学/扬雄 作者简介：邵明珍，女，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教授，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有关陶渊明《五柳先生传》非“自传”的问题，笔者于10年前发表了《陶渊明<五柳先生传>非“自传”》一文，笔者这样认为，《五柳先生传》是“作者受《大人先生传》等的启发，并有意模仿《高士传》，寄寓作者理想的‘自况’作品。‘五柳先生’是作者集中了其先辈以及历史上先贤的种种特点所创作出了一个楷模式的理想人物”[1]。在拙作发表10年后的今天，笔者依然认为当年的这一结论切合陶渊明其人其作之实际。而随着阅读以及认识之深入，尤其受到国内外陶渊明研究专家相关研究成果之启发，笔者拟在原来认识的基础上就文体和创作渊源角度对此作进一步探究：从文体上看，《五柳先生传》是陶渊明模仿正史《后汉书·逸民传》以及嵇康《圣贤高士传》等创作的传赞类文体，其传主不是陶渊明自己，更有可能是扬雄。因此，此文不能当成陶渊明的“自传”，最多可以看作陶渊明之“自况”。而海外汉学家基于《五柳先生传》乃是陶渊明“自传”前提下得出的相关研究成果，也有必要做认真的辨析与合理的评价。 陶渊明《五柳先生传》在文体形式上沿用的是中国传统的传赞体，这种体式一般不能用于写作自传。 首先，《五柳先生传》开头“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沿用的乃是范晔《后汉书·逸民传》以及嵇康《圣贤高士传》等杂传的书写习惯。很明显，范晔笔下的这些“不知何许人”的人物是“逸民”，嵇康笔下的则都是“圣贤高士”，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也是“逸民”“圣贤”“高士”一类人物，其“不知何许人”的写法，显然符合这一类杂传的书写传统。清陆以湉说：“(《后汉书·逸民列传》)‘野王二老者，不知何许人也。’陶靖节《五柳先生传》仿用之，《北史》用此语尤多。”[2](P336)钱钟书《管锥编》说：“岂作自传而不晓己之姓名籍贯哉?正激于世之卖名声，夸门第而破除之尔。”31(P25)但考察渊明诗文，如《命子》一诗，对他自己家世颇为自豪，如真为自传，想必也会历数其家世出身等，对此，渊明也不能免俗。钱先生之论似难令人信服。 其次，《五柳先生传》最后“赞曰”云云，更是中国传统史传的传赞体写法，沿用的也是范晔《后汉书·逸民传》以及嵇康《圣贤高士传》等杂传类文章的书写习惯。如《后汉书·逸民传》写庞公： 庞公者，南郡襄阳人也。……后遂携其妻子登鹿门山，因采药不反。赞曰：江海冥灭，山林长往。远性风疏，逸情云上。道就虚全，事违尘枉。[4](P2776—2777) 如嵇康《圣贤高士传》写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字长卿。……后居贫，至临邛，买酒舍，文君当垆，相如著犊鼻裈，涤器市中。为人口吃，善属文。仕宦不慕高爵，尝托疾不与公卿大事。终于家，其赞曰：长卿慢世，越礼自放。犊鼻居市，不耻其状。托疾避官(《文选》注作“避患”)，蔑此卿相。乃赋大人，超然莫尚。[5](P543-544) 有所不同的是，陶渊明《五柳先生传》的“赞曰”文字用的是散体，范、嵇二人用的则是四言。 论赞体，也叫传赞体，是中国古代史书特有的一种体例，用以阐发作者或注家对人物、事件的评论。刘知几说： 《春秋左氏传》每有发论，假君子以称之。二传云公羊子、谷梁子，《史记》云太史公。既而班固曰赞，荀悦曰论，《东观》曰序，谢承曰诠，陈寿曰评，王隐曰议，何法盛曰述，扬雄曰撰，刘昞曰奏，袁宏、裴子野自显姓名，皇甫谧、葛洪列其所号。史官所撰，通称史臣。其名万殊，其义一揆。必取便于时者，则总归论赞焉。[6](P75) 有学者认为，传赞体是中国古代“赞体”发展形式中之一种，高华平在《赞体的演变及其所受佛经影响探讨》一文中认为： 中国古代文学中的赞体乃起源于图赞……在后来的发展中，赞出现了多个发展方向：第一是出现了一种如后来的颂那样完全脱离图画的赞，如《史记》、《汉书》“叙目”中的述赞和班固《汉书》诸传后面的赞。这种赞……挚虞称之为“述”。而且，自范晔《后汉书》始，赞在形式上改用韵语。……赞体的第二个发展方向，是由图赞分蘖出一种与图赞并列的像赞、象赞或画赞。……“赞”人的像赞等，内容上一般似不再“兼褒贬”，而变为比较纯粹的赞美之辞……赞体的第三个发展方向，是赞与序相结合，形成了一种前为叙事传人或谈写作缘起的序，后为赞颂人或事的韵文——序赞。[7] “赞体”发展到后来，以纯粹赞美的序赞最为大宗，序赞又出现了一些变体。在论及其褒贬功能时，高华平认为：“到魏晋时期，中国文学中的赞体的‘兼美恶’、‘含褒贬’的功能，已递嬗为‘称人之美’、‘歌德’、‘述勋德’或‘述休风’的性质。”[7]可见，本来有褒有贬的“赞”，发展到后来演变为仅有“赞美”一义。《宋书》的编撰者，作为历史学家，自然明白这个规矩，所以把上述一段“赞曰”给删了，这也正是《五柳先生传》不是陶渊明自传的一个有力的反证。关于“传赞体”的特性，范子烨分析道： 在我国南北朝时期，对作者而言，传赞体是绝对不能用来写自己的，退一步讲，即使在今天，我们可以写自传，但如何写“自赞”呢?……也有人说：陶渊明虚构一个五柳先生，实际上说的是他自己。如此解说，无疑是等于极度丑化、诋毁陶公。[8](P266—267) 陶渊明也擅长这一类文体的写作，他创作有《天子孝传赞》《诸侯孝传赞》等传赞体作品。其《天子孝传赞》等作品最后的“赞曰”，其文体用的是与《后汉书》《圣贤高士传》等一样的诗体，而他为外公孟嘉写的传记《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则从出身、家世，到仕宦经历、当时名望，都一一列举，还交代了写作的缘由： 君讳嘉，字万年，江夏鄂人也。……渊明先亲，君之第四女也。凯风寒泉之思，实钟厥心。谨按采行事，撰为此传。惧或乖谬，有亏大雅君子之德，所以战战兢兢，若履深薄云尔。赞曰：孔子称“进德修业，以及时也”。君清蹈衡门，则令问孔昭；振缨公朝，则德音允集。道悠运促，不终远业。惜哉!仁者必寿，岂斯言之谬乎 此文最后“赞曰”用散体，与《五柳先生传》最后的“赞曰”文体相同。这两篇作品在文体特点上基本一致，所不同的，前者写的对象不明，而后者则是作者敬仰的自家长辈；前者的生平、家世、仕宦经历都没有交代，只有粗线条的勾勒，而后者则比较详细。由此可见，《五柳先生传》与陶渊明的《天子孝传赞》类以及《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都属于传赞体，其书写方式基本一致，最后的“赞曰”以下文字，无论是四言韵文还是散体，均有赞美、称颂之义。而传赞体的这一特点，诚如范子烨所言，只能适合于用来为他人作传，而不宜用于自传。 需要辨析的是，中国古代确实有“自赞”一体，源于佛门。禅门偈赞创作中有“自赞”，如释惟政《自题像》、释道济《自赞》等，文体类似偈语，乃是不太规范的韵文。这类“自赞”对文人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隋朝刘炫作有《自赞》，是最早的自赞文。再而后，深受佛教浸淫的文人如白居易、苏轼等，在写真之时，自题自赞，主要是自我描绘或自述其志或者自我调侃。也不乏自我赞美，如王安石《传神自赞》、苏轼画像《自赞》、黄庭坚《写真自赞五首》、陆游《放翁自赞》，一直到清代李慈铭有《六十一岁小像自赞》等，其内容、风格等与僧人之自赞类似，而文体则有诗、词、文三类。 必须指出的是，“自赞”文最早出现在隋朝，在陶渊明所处的魏晋时代还尚未有此以自我描绘甚至有自我称扬美化的赞体出现。此类“自赞”，与《史记》的“自序”等一类自序传有更多的相近之处，明显带有更多的自传成分，而与汉魏六朝出现的、为他人作传的传赞体不同，是赞体后出的变体，虽名曰“自赞”，但已经不再沿用传赞体之“赞曰”这一体例。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比较明确地认为，《五柳先生传》从文体上来看是传赞体，这一文体在当时不能用于自传。除此之外，还有几个现象也值得我们注意。 一是据传主文章改写成传记，乃是史家之通例。如《屈原列传》中屈原与渔父之问答是据屈原《渔父》改编而成，《史记·滑稽列传》褚少孙所补六章中记东方朔“会聚宫下博士诸先生与议论”一事则改写自扬雄《答客难》，而《汉书·扬雄传》中“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10](P406-407)等文字，均出自于扬雄自序。由此，还产生了反复“改写”这样一个复杂的现象：《汉书》作者将扬雄自己的自传性文章改写进了他的本传，陶渊明又根据《汉书·扬雄传》的部分内容，写进了《五柳先生传》，而沈约等人又将《五柳先生传》这样与“自传”无关的作品之内容改写进了《陶渊明传》。在这一过程中，有一个现象更值得关注，这便是沈约等人的陶传虽将陶渊明《五柳先生传》改写进了他的传记，但作为史家，也明知“赞曰”不合传赞体的体例，因而去掉了《五柳先生传》中“赞曰”以下的文字!这欲盖弥彰的行为，或许正好说明了《五柳先生传》实际上不是陶渊明的“自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