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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历久弥新的传统文化形态，大众文艺是由官方和民间共同创造且被公众所认可和接受，旨在使普通民众获得感性愉悦的日常文化形式。无论是通俗诗、普通小说、流行音乐、电视剧、电影和美术作品，这些通过网络、电视、报纸、杂志等大众媒介加以传播和表现的文艺样式，无疑都属于大众文艺。大众文艺从根本上说是在工业社会产生、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一种市民文化，它一方面与共时态的官方主流文化、学界精英文化相互区别，另一方面也同传统自然农业经济社会里的各种民间文艺、通俗文艺有着很大原则差异，商业性、流行性、娱乐性和普及性是大众文艺最主要的基本特征。对大众文艺的认识偏差，既有可能降低人民群众的文化主体地位，也不可避免地引发当下文化发展上的诸多问题。唯物史观反复告诫我们，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和文化发展的主体，创造并享受包括大众文艺在内的一切优秀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大众文艺的孕育和演进是新时代我国先进文化发展的逻辑起点和重要标志。 片面强调“曲高”，对大众文艺存在误读和不公 一直以来，大众文艺是一个聚讼纷纭的历史性话题，也是亟待整合认知的时代课题。 改革开放为我国大众文艺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和活力，大众文艺丰富多彩、亮点纷呈，呈现出日益多元化、多样化、多维化的状貌与格局。对此我们不妨简要做一下回顾和盘点：40年来书店里最畅销的书籍是世界名著、中国古典文学、现当代著名作家的作品，以及我国港台武侠言情小说和现代都市言情纪实；荧屏上播出频率最高的国产电视剧除了四大名著的改编版外，还有《上海滩》《渴望》《编辑部的故事》《亮剑》《潜伏》《倚天屠龙记》等，电影院里上座率最高的国产影片是《少林寺》《集结号》《让子弹飞》《非诚勿扰》《天下无贼》《人在囧途之泰囧》《战狼》《流浪地球》等，这些不同题材、不同样式、不同风格的口碑之作的接踵问世，充分反映出多元化文化市场对大众文艺的有效引领，充分体现出作家艺术家对大众文化心理的准确把握。 大众文艺作为我国改革开放与社会转型过程中衍生的一种文化现象，它的产生具有时代必然性，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说：“市场是社会结构和文化相互交汇的地方。整个文化的变革，特别是新生活方式的出现之所以成为可能，不但因为人的感觉方式发生了变化，而且因为社会结构本身也有所改变。”尽管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大众文艺发展尚处于低水平阶段，但大众文艺的兴起勃发正改变着我们这个时代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模式、社会风气，使人们成为日常生活化的意识形态的建构者和承担者。 大众文艺的主要特点是在内容上切入生活，具有底层情怀和平民意识；在形式上贴近和植入草根心理，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在中外文艺发展史上，有很多传世经典最初是以大众文艺形式出现的，例如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就是由大众口头文学整理成书的，但并未影响其成为中国文学百花园中的奇葩。元曲是草根阶层相互传唱的演出台本，《三刻拍案惊奇》是用社会底层语言写就的，但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位置。再比如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小说《堂·吉诃德》、英国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之所以彪炳世界文学史册，其主要原因就是面向大众、面向百姓进行创作。因此，笔者不主张把文艺作品作精英和草根、主流和非主流之分，不认为精英作品的艺术含量高，大众作品的艺术价值低。有些偏爱“精英文化”的理论家和评论家好像掉进了书袋，在书房里故弄玄虚地把精英文艺和大众文艺对立起来，这着实是对大众文艺的误读和不公。 纵观世界和中国文艺发展史，很少有按照精英文艺与大众文艺标准来界定文艺作品孰优孰劣、孰高孰低的情况。如前所述，两者是辩证统一、互相兼容、互相渗透的，如果片面强调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对立，极易造成部分作家和艺术家清高自大、孤芳自赏，最终失去生存的根基和土壤，作品孤独落寞地走向边缘甚至死亡。经验表明，很多文艺经典的创作者都是把艺术触角伸向大众精神兴趣而取得成功的，这就要求当代中国的作家艺术家应改变重教化、轻视娱乐的审美偏误，更多地借鉴大众文艺、通俗文艺的成功经验，灵活地运用到创作实践中来，使作品最大限度地赢得读者观众的接纳和欢迎。近年来，我国一些青年作家和艺术家深入研究中国传统大众文艺的精髓，主动借鉴先辈们的写作手法，在汲取传统大众文艺养分的基础上，批判地摄纳西方文艺的创作观念和叙述方式，找准公众审美情趣和文化市场的结合点，使文艺作品兼具思想性和娱乐性。 重要“心灵寓所”，发展大众文艺是时代内在需求 在文艺发展过程中，曾经出身于草根的专业文艺工作者把基层民众创造的大众文艺加以梳理、归纳和提炼，上升为高雅文化或主流文化，实现文化形态的嬗变和提升。但无论是高雅文化还是主流文化，均包含和凝聚着基层民众对外界和自身的文化认知和艺术感受，体现着基层民众的文化自觉和艺术自信。基层民众自主自为地创造着大众文艺，并在创造中表达着文艺主张与文艺诉求，提升着文化尊严和文化人格。从这个意义上讲，大众文艺是高雅文化的依托和支撑，高雅文化是大众文艺的结晶和归宿。尽管文学艺术长河历经千百年的大浪淘沙，精美精致的表现形式也许早已脱离了大众的原初创造，为数众多的文学艺术精品与大众文艺作品有了文野之别，且文学艺术人才多数由专业学校和文艺组织培养训练而成，但大众文艺与专业文学艺术“本是同根生”这一内在逻辑永远不能颠倒和分割，正是大众文艺滋养和点绘着专业文学艺术，充盈和延展着世代传承的民族文化审美观念，滋润和养护着厚德载物的国民文化心理，锻塑和夯实着生生不息的文化发展力量。 从文化发生学的角度看，大众文艺是现代工业社会的产物，是与市场经济相匹配与商品社会相适应的一种草根文化，它以现代信息技术和大众传媒技术的发展为支撑、依循市场经济规律来运作。值得重视的是，大众文艺的市场化运行逻辑和开放性扩张机制有力地改变了传统文化运作方式和文化生态。无论是从受众人数、传播范围、市场化程度，还是对大众吸引力和感染力等方面，大众文艺都超过了其他任何文化形态。我们知道，社会底层的文化行为是社会审美的自发流露，是集体审美的自觉展现，也就是说不同时代的大众文艺呼应着那个时代社会底层的审美期待，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同时代主流文化的发展趋势和发展方向，所以，大众文艺在某种意义上是社会基层和人民群众的心灵寓所和精神家园。 当前，发展大众文艺已经成为新时代文化发展的客观需要，成为增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选择。20世纪90年代，我们党就提出要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先进文化，这是我们党在深入分析我国文化发展现状和准确把握世界文化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做出的正确判断和科学决策，表明大众文艺不仅是现时代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先进文化的基本属性。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现代化建设实践，极大地提升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思想修养和精神境界，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又激发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热情、激活了社会各界的精神文化需求，并演化为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繁荣的内在动力，累积为滋养先进文化的丰厚土壤。 平视受众，建构代表基层群体利益的当代大众文艺 中国大众文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勃兴，目前已成为当代文化领域里的一道重要景观。在中国，大众文艺的命运多舛而艰辛，有时被捧上天宫，有时被打下地狱。正如伯明翰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斯图亚特·霍尔所说，大众文艺不仅是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消费”过程，也是自下而上的意识形态“生产”过程，是意识形态编码与解码的整体性领域，是现代国家意识形态的主要表现形式。我们不否认大众文艺具有一定的塑造、熏陶、感染作用，但这种塑造、熏陶和感染应该是在耳濡目染、润物无声中完成的，甚至是在娱乐休闲中实现的，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向古人躬身求教。 中国古代的艺术家很会处理娱乐和教化二者的辩证关系：画家画出一幅赏心悦目的花鸟山水画，乐师演奏一支心旷神怡的古典乐曲，主观上并不是在宣示政教类主题，而是让观众和听众获得审美的愉悦快慰，取得心绪的宁静和谐，进而间接推动民众素质的提升，国之“软环境”塑造也在不知不觉中得到推进。荀子在《论乐》中指出：乐者“可以善民心”，“礼乐而民和睦”。中国历代艺术家们以文载道，以艺传情，这种寓教于乐式的人文传统应当在当下得以赓续传承。从审美心理学来看，举凡读者观众进入观赏状态时，大多是从娱乐需求开始的，这符合人的本性和本能。当今时代，人们生活节奏明显加快、生存压力愈来愈大，劳累而疲惫的身心需要松弛、缓解、平抑和抚慰，于是绝大多数人读书、看报、上网、欣赏电视剧，在精神快餐中休闲娱乐，大众文学、通俗文化应运而生、迅速蹿红、备受青睐，这是作家和艺术家顺应大众审美心理的结果，而能拿到打开大众审美需求大门的钥匙，则需要熟练掌握市场经济和文艺发展的双重规律。 随着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娱乐性成为大众文艺的重要属性，成为文艺创作大众化的同义语，历史已经把大众文艺推到时代发展的最前沿。新时代是严苛而庄重的，从不对落伍者施以同情和可怜，那些席勒式的教化意识浓重的作家艺术家，动辄以灵魂工程师自居，创作时身居大众之上，俯视读者观众，自觉不自觉地喜欢在笔下教训人，这是文艺创作的一种萎缩与倒退，也是作家艺术家的悲哀和不幸，长此以往，他们连同他们的作品将一同被时代所淘汰出局。作家艺术家要想使自己的作品走向大众，首先要平视读者和观众，用作品和艺术形象平等地亲和地同读者观众进行沟通和交流，表达大众的情趣、利益和追求，并在互动中吸引民众参与到文艺创作中来，共同推进大众文艺的发展和繁荣。同时，我们应当认识到，在市场经济多元价值观与社会各阶层人群多种文化需求日臻强化的背景下，文学艺术发展注定了必须趋向一种多维多元的生存格局。 在当代文艺面临困境尤其是当代中国基层大众再次呼唤大众文艺的时代语境下，发扬中国古代文化精英感时忧民的文艺传统，传承我国现代作家艺术家与社会底层相融合的精神血脉，建构一种代表基层群体利益的当代大众文艺，是新时代文艺工作者所必须回应的课题和应承担的使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