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媒介作为一种技术形式介入文学生产由来已久，其潜入文学生产场域所发挥的价值主导机制遵循着由“隐”向“显”、由边缘向中心的衍变规律。现代传媒语境下文学生产的技术释放实现了文学本体的多元嬗变——多元化的符号表征替代了一元化的语言生产、“超文本”的链接推动了文学意义的无限供给、集体化的创作机制化解了权威性的作者在场以及大众化的文本互动摧毁了文学生产与批评的准入壁垒，而由此形成的“媒介文学”这一现代文学样式却又在文学性、意蕴性以及消费化等层面产生张力，其在丰富现代文学审美形态的同时对技术介入文学生产的阈限与走向同样值得警醒与思考。 关键词：技术媒介；文学生产；媒介文学；文学性；媒介意识 基金项目：安徽农业大学繁荣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传媒时代文学经典的审美转型研究”（2018zs02zd）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王婉婉（1979-），女，安徽宿州人，安徽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南京师范大学高级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为文学理论及文艺美学。 作为人类思维观念与审美意识的一种外化投射形态，文学作品的生产无疑是一个多元要素集体参与、协力驱动的通约化运作过程。某种程度而言，美国文论家艾布拉姆斯提出的作者、读者、作品与世界四个主导性的文学生产元素实际上很难囊括文学生产的全部，其关注的多是文学表征的双向主体及其对象形式，至于文学作品“如何”表征的技术手段通常不在文学生产的要素之列。毋容置疑，任何一种文学生产行为不仅是作者的思维观念与审美意识孕化与生成的过程，同时也是借助某种物化媒介将这一孕化的精神产品进行呈现的过程，而物化媒介本身的择取则无疑决定着呈现的审美效应，从而也规约着文学生产的审美表征与意义走向，诚如德国社会学家尼古拉斯·卢曼所指出的那样：“文学文本的存在必须依靠物质和技术手段，其传播和接受也只能通过技术手段的中介来实现，因此文学的历史一开始便可视为一部媒介史。”[1]或许是文学对精神性征的过于张扬导致对文学本身物化性征的遮蔽，或许是技术媒介这一“形下之器”在文学活动中过于保守，经久以来，媒介作为文学生产的技术载体其发挥的审美职能一度过于隐性，与文学生产的“四元素”相比媒介更多时候处于文学活动的“他者”之列。电子、数字媒介的文学介入无疑是20世纪以来文学场域的重大事件，在现代传媒的技术参与下，文学生产场域的每一个链条亦即无论是文学的生产、接受抑或文学本身的存在样态都遭遇颠覆性影响，媒介打破了文学生产的常态格局而逐渐完成了从“边缘”向“中心”的“两级抛离”，愈发以一种主导性机制推动着文学生产的意义建构及其审美取向，进而使得现代意义上“媒介文学”的生成成为可能。由此，从媒介介入现代文学生产的多元作用机制入手，考察媒介在现代文学生产中主导身份的形成路径及其衍化逻辑，在此基础上探讨技术切入文学活动的审美限度，这不仅有助于深化对文学活动媒介介入的理性认知，同时对传媒时代文学生产的技术维度及其衍进方向也将有所启发。 一、前“传媒时代”文学生产的媒介介入及其运作路径 严格而言，作为人类信息传播的承载肌体，“媒介”一词指涉的范围较为宽泛，一方面媒介可以属于承载某种信息的审美符号，如果说信息指涉的是某种意义的话，那么媒介就是这种意义呈现自身的艺术形式，就这一层面而言，语言无疑是文学生产的主导性媒介；另一方面，媒介指涉的又是承载这些审美符号的技术维度与物化形态，是审美符号得以呈现的物化样式。如果说审美符号是信息的本我替代，那么物化载体则是这种替代进行保存与传播的存在方式。就物化载体在艺术生产中的价值体现而言，中西方社会实际上早已形成较为清醒的认知，在《庄子·天道》一章中，庄子就曾提出：“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庄子区分了“书”、“语”、“意”三者之间的关系，尽管庄子最为注重的是意的传递，但不可否认无论是意、语还是庄子所谓的那种“不可言传”之物，其存在的前提无一不是作为其技术载体的“书”。同样，巴赫金也高度重视物化符号在文学生产中的重要功用，在他看来，主体的思想观念、思维意识以及审美体验即便意义与价值重大，如果不外化投射于一定的材料符号中就无法成为有价值的现实存在，“文艺作品毫无例外地都具有意义。物体—符号的创造本身，在这里具有头等重要意义。”[2] 相对物化媒介而言，作为意义寄存的审美符号更趋稳定性与保守性，无论是口传文学时期还是印刷媒介时代，即便是当下的电子、数字时代，语言作为文学生产的审美符号并未发生太多的改变，因而仅从审美符号的媒介层面探讨文学生产与媒介的关系自然意义不大。相反，真正影响甚至制约文学发展的媒介无疑更多体现在作为审美符号物化载体的技术维度，亦即以何种技术手段将表现文学意义的审美符号呈现出来的那种物化样式。比较而言，这种物化样式更具易变性与影响力，其体现的多元样态直接决定着审美符号的存在形式，进而也潜在操控着这些符号内在的意义生产。就这一层面而言，口传时期的文学生产实际上并不具备媒介介入文学的基本性征，尽管口传文学凭依“我口写我心”的在场抒写与情感表达更为真切地体现了文学作为“人学”的本质属性，但语言作为信息传播的一种介质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物化媒介行列，“文学媒介应指传输语言的物质渠道，如传输诗句的竹简、手工印刷书、机械印刷书、电子书以及连载小说的报纸和广播、刊发散文的杂志等，而不是语言本身的内部形式组合。”[3]口传时期的文学语言是建基于声音传播之上的媒介形式，只是限于技术手段的缺乏，声音传播的不可延续限制了口传文学的物化性征。依据这一理路，文字作为介质进驻文学生产真正实现了文学“媒介化”的可能，文字的形式在场消除了口传文学声音传递的瞬间性与不可留存性，它将文学生产的“可听”转变为“可视”，而“可视”的前提则是如何实现这一“可视”的技术手段与物化存在，这就使得真正的媒介技术介入文学生产成为一种必然。 作为人类有文明以来最为悠长的媒介形式，文字介入文学生产也经历了若干不同的发展阶段。前印刷时期的文字传播，因其载体的稀缺及其生产技术的局限，媒介介入文学生产所形成的文化效应是有限的。试想，刻于甲骨、青铜之上的文字样式因其载体材料的稀缺以及刻写技术的限制能在语言表达上具有多大的自由度，这就解释了留存下来的甲骨文、金文言简意赅、多为实用文体的基本成因。换言之，文学发展早期实用文体碾压文学文体并不足以证实远古先民在文学表达能力上的某种欠缺，而实在是技术的限制使其难以获得文学自由表达的平台。同样，即便是早期的文学生产，其运营的整个模式都是迎合物化媒介的技术规制，无论是文学叙事的文体性征、审美样式抑或语义风格无不如此，实用文体为主、崇尚实词表意乃至篇幅短小精干多数时候也是调适物化媒介性征的必然选择。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言：“中国古代用以书写之竹简，极为夯重。因竹简之夯重，故著书立言，务求简短，往往反将其结论写出。及此方法，成为风尚，后之作者，虽已不受此文章的限制，而亦因仍不改。”[4]同样，材质的稀缺性不可避免地限制了文学的大众化传播，占有媒介资本的精英阶层将文学视为社会少数阶层的专属物，进而以一种文化资本的体例操控着整个社会的话语权，“他们借助于某种独一无二的艺术价值生产者的名义获得符号资本，并进而进入社会世界，以全人类代言人、真理代言人或道德良心人格化的身份进行社会批判。”[5] 印刷时期的文学量产打破了精英与大众对文学话语的先前壁垒，印刷技术的发展尤其是机械印刷的出现降低了媒介资本的稀缺性，使得文学资本的大众化成为现实，原来因媒介的稀缺性而被排斥于文化资本之外的大众某种程度上实现了社会话语的共建，尽管这种共建的范围与程度相当有限，但其对社会文化模式所带来的冲击不容小觑，正如有学者谈及雕版印刷对中国社会之意义时所言：“雕版印刷之术之勃兴，尤于文化有大关系。故自唐室中晚以降，为吾国中世纪变化最大之时期。前此犹多古风，后则别成一种社会。”[6]今天看来，印刷媒介对文学生产所形成的推动力更多体现在文学内在性征的变革，出于文本书写空间的极大解放，长篇叙事文体成为文学叙事的典范形态，概要式文本体例让位于文学描写的细节刻画与情感投射，文学的诗性与韵味在印刷媒介的协力下得以回归。甚至可以说，印刷媒介的出现使得文学更像文学，文学性这一裁定文学基本性征的标志性符号更大程度上是印刷媒介推动的产物。同样，印刷媒介的文学介入又是与文学自身的商业化同步的，当作为文化资本代言的文学文本成为社会通行之物时，其本身自然具备了用以衡量其价值的商业标准，而也正是这一商品性征的彰显使得文学作为社会文化资本的属性更为集中、更为鲜明。 如果说口传文学时期物化媒介尚不具备进驻文学生产的条件，那么文字出现之后特别是机械印刷时代文学生产的媒介意识无疑是显著增强。诚然，依托印刷媒介的物化载体，文学实现了跨时空传播的可能，也使得人类文明的传承成为必然。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诉诸印刷文字固然可以在更大范围传播主体的思想观念与审美意识，但一旦诉诸印刷媒介，创作主体的主导意识则自行终止，它在将主体思想观念与审美意识凝固化乃至神圣化的同时也剥夺了口传文学时代文学创作的审美自由，一种符号化的文学样式全然脱离创作者而独立存在，罗兰·巴特言下的“作者之死”某种程度上就是这一技术媒介控制下的产物。再者，诉诸印刷文字的文学生产消解了口传文学时代的作者在场，跨时空的传播模式无疑增加了文学文本意义阐释的多元性征，立足不同时代与审美理念的文本解读在拓展文本审美旨趣的同时很大程度上增添了偏离作者原义的可能，围绕文学文本意义阐释所形成的众说纷纭自然成为文学史上挥之不去的大概率事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