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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塘江作为浙江的母亲河，孕育了深湛、厚重的钱江文化，集中展现了吴越文化的基质与品格。这是位于新安江、兰江和富春江三江交汇处的浙江省建德市三都镇春江源村锚泊区码头。新华社发 现代文明人的文化寻根之旅，往往起始于对人类理想状态的怀念与留恋，表现出对原始纯真年代的热切回望。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文坛掀起的一股文化寻根热潮，曾经成为当时重要的文化现象，充满着现代人被异化的忧患意识以及原始与现代的对话感。浙江作家李杭育以其“葛川江系列”小说被列入“寻根文学”阵营里的代表作家之一，其小说对吴越文化的寻根，特别是执着于对水文化的描述，透过“弄潮儿”意象的思索与追寻，彰显文化的独特魅力，即使在当下，仍不失观照、传承民族文化的独特意义。 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谈到小说创作的内涵主要是表现社会生活、人物的人生意识和历史意识，更深一层则是文化背景，主张每一个作家应努力开凿属于自己脚下的“文化岩层”。由是许多寻根作家遂有对开掘“文化岩层”的独特体认，如郑万隆在《中国文学要走向世界——从植根于“文化岩层”说起》一文中，就认为文学有“根”，“根”就在自己脚下的“文化岩层”。李杭育自幼生长于吴越文化圈内的钱塘江畔，根基深厚的吴越文化就成为他用力开掘的文化岩层。钱塘江作为浙江的母亲河，孕育了深湛、厚重的钱江文化，集中展现了吴越文化的基质与品格。李杭育用文学寻根，很自然地也会把吴越文化，特别是体现其基本特质的“水文化”纳入表现范围之内。 李杭育是在钱塘江的支流富春江之滨开始创作的，他在这里生活多年，似乎有一种对于水、对于江河湖海与生俱来的亲和与敏感，于是也就有用文学表现水与水文化的痴迷与执着。富春江两岸山色青翠秀丽，江水清碧见底，南朝梁文学家吴均在《与朱元思书》中称其为“奇山异水，天下独绝”。是故这里文人学士不绝如缕，有“清流美士，余风遗韵相续”的说法。然而，李杭育的富春江书写，却与传统的“清流美士”大异其趣，其志不在写江色秀美，而是对这座丰富“文化岩层”作了深层开掘。 李杭育在其散文《幻想富春江》中称自己对江河有一种特殊的敏感，有一种“等待倾听的心情”。其“倾听”最多、最为关注的，是富春江人的前世今生，把人们的生活作为文学审美对象，努力开凿这片“文化岩层”的丰富文化内涵。小说《最后一个渔佬儿》《珊瑚沙的弄潮儿》《葛川江上人家》《人间一隅》等均以“葛川江”代名，书写了钱塘江（富春江）一带人们（渔民、水手、少年等）生活的原始与质朴，艰辛与快乐，以充满诗情的笔触抒写了富春江人的生存方式变化，也表现了钱塘江文化的博大内涵及其历史变迁。无论是富春江人的生活、生存描述，抑或是诸多文学形象刻画，都集中显现作者对吴越文化精神的独特表达。其中对“弄潮儿”形象的创造，最引人瞩目，其所蕴含的吴越文化精神也特别鲜明。 李杭育被誉为20世纪80年代“文化寻根”的一位身手颇健的文学弄潮儿，以书写“弄潮儿”而驰名。其小说以“葛川江”为主要表现场域，生动勾勒钱塘江畔吴越人家以农耕、舟楫为主的生存方式，传递出对过往生活的忧思又不乏对吴越文化的深深眷恋。而“弄潮儿”形象的创造，内中蕴含着挺立潮头、敢为人先、聪慧灵动的精神品格，在相当程度上是吴越文化的精神特征，勇敢的“弄潮儿”已然成为撼动生命的一道最美风景，这无疑是他努力寻找“葛川江”之魂的重要发现。追寻钱江潮上的“弄潮儿”，是其小说的一个整体象征。 在李杭育小说中，《珊瑚沙的弄潮儿》是描绘“弄潮儿”最出色的一篇。作品开头就有对“弄潮儿”习性的精彩、细腻的描写。葛川江一带以渔人居多，“弄潮儿”多为十二三岁的男孩，本地话叫“小官人”，就是小说开篇写的那些在沙滩上提篓、操网、“抢头潮”的孩子。这些孩子深谙水性，在惊涛骇浪中总能履险如夷；他们都有机敏的眼光，总能在汹涌的急潮中“抢”出鱼米蟹虾。弄潮小孩经大潮磨砺，成长为弄潮老头，仍有对孩提生活的眷念。后来有三次机会上岸，他们都不愿离去。《最后一个渔佬儿》描写的执着坚守江河的渔民，使人联想到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中那位风烛残年仍与大海苦斗的老渔夫的命运。这些小说虽不都是对渔人生活的赞美，但作品有机融合了吴越人机敏、灵动、奋力拼搏的精神，恰是当代人需要铸就的精神品格，尤其是挺立潮头、敢为人先的精神，更是改革开放年代不可缺失的。 李杭育对渔人生涯及由此滋生的“弄潮儿”形象书写，表露出肯定与惋惜两种心态。“弄潮儿”作为勇敢搏击的精神象征，自然是作家执着赞赏的对象，但身处当代社会，当人们原有的生活方式被现代文明取代，置身其间的自然生存环境也与过往迥然不同，如果只是一味迷恋过去，就会与时代格格不入。李杭育的小说之所长在于，透过对当下渔人生活的描述，思索背后潜藏的问题，探究人物未来应有的走向。 小说《珊瑚沙的弄潮儿》中已然不是一味地描写“弄潮儿”的勇敢与无畏，其书写的文学主题也是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文明的进展与人自身行为方式的矛盾，即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许多生命个体中应该葆有、值得传承的特质已日渐淡化或者在不经意间消逝。小说中男主人公康达回望年少的记忆时，内心就充满矛盾，甚至不无忧伤。浸淫在都市文明中的他最迷恋的依然是年轻的葛川江，最心驰神往的还是每年夏天到珊瑚沙去抢“头潮”，可城市文明已经让现在的孩子少了与生俱来的蛮性，不会撒野，更不会下滩“弄潮”，“弄潮”生活难以承续。这里就既有对吴越传统习俗、生活方式的眷顾和依恋，也有对渔人疏离时代征象的焦灼与怅惘。《最后一个渔佬儿》中的主人公福奎最惬意的生活就是吃饭、睡觉、下滚钓，一成不变。他之所以成为渔人中的“最后一个”，是因商品经济来袭，葛川江的“渔佬儿”都上岸成了“庄稼佬儿”，原有的生存方式不能不有所改变。小说描写葛川江变革的必然性，旨在表达吴越人在变革大潮面前的最初觉醒。《人间一隅》写江城居民对大江有种特殊的感情，写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共生，极富诗意笔触，表现了在改革年代传统遗存美好风尚的承续，有其独特寓意。 事实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李杭育企盼的图景，并非不可能实现。以其赞赏的“弄潮儿”而言，仍不失当代意义。作为生存之需的“弄潮”，经历史演变逐渐衰落，而代之以“观潮”。随着休闲时代的到来，“弄潮”已经演变成一项极具观赏性的体育运动。钱塘江潮的主要功能，也已表现为“弄潮”与“观潮”共生共舞的壮观景象。在时代转折之际，文学除了表现“弄潮儿”精神外，还有更深广的内涵有待拓展，这需要致力于表现地域文化精神的作家进行深层思考。 李杭育的小说大多表现两重内涵：“蛮荒的生存”与“文明的诱惑”。既表现了两者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也有对“弄潮”本质的精细把握。钱塘江上的“弄潮儿”实为勇立潮头的浙江精神的象征，其意义也含有对未来的思考。如今钱塘江的观赏价值（“观潮”）永远存在，它的衍生文化（“弄潮”精神）也不会老去。就艺术表现人的精神状态而言，“弄潮儿向涛头立”，是一种美的表征，用文学表现“弄潮儿”仍具有很宽阔的艺术空间。 （作者：雷水莲，系浙江水利水电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