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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功:实践品格与理论建树——冯牧与我国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

http://www.newdu.com 2019-03-21 中国文化报 陈建功 参加讨论

    
    沉思的冯牧 丁道希 摄
    过去参加冯牧同志的纪念活动,都是怀着感恩和敬仰,这次纪念他百年诞辰,我想或许应该把对他的怀念有所升华。因此两周前开始读《冯牧文集》1-3卷。1-3卷集中收录了冯牧同志一生涉及文艺理论与评论的文字,我自知在文艺理论方面修养不够,通过阅读,算是对他在文学理论和评论方面的贡献,有所了解有所感受。
    作为我国当代文艺界公认的文艺理论评论家,冯牧的成就并不以“等身”的学术著作来奠定。兼具文艺批评家和文学界领导人物的身份,冯牧对我国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的贡献,呈现了突出的“实践品格”,而通过解读作品、关注作家以及对文学思潮的审度,对文坛新时期的呼唤与引领,又使冯牧的文艺评论达到那一时期令我们折服的理论高度,不仅在当时,而且在今后,仍然对我国文学的发展,具有相当重要的启示。
    冯牧对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贡献,是和他持续五十年的评论文字连在一起的。正如袁鹰同志在《冯牧文集》前言中所说,冯牧作为一个“权威评论家”的“权威”,“常常表现在他文章和讲话中的高瞻远瞩、真知灼见”。这里所说的“高瞻远瞩”和“真知灼见”,已经为随后文学发展的实际所证明。比如《冯牧文集》第一卷的第一篇——《欢乐的诗和斗争的诗》,那是他一九四一年写于延安鲁艺时代的批评文字,他批评某些诗人对马雅可夫斯基生硬的模仿,批评肤浅的讴歌和标语口号的倾向。他说,我们随时都可以看到那样的,好像用刺刀拼排起来的诗,随时都可以看到必须用叫喊的声音才能读得好的诗。这是好的,但我们还要说,真正有强烈的斗争性的诗,不仅是如马雅可夫斯基所说的,是“炸弹和旗帜”,而且还必须是真正炸得开的炸弹,真正竖得起来的,色彩鲜明的旗帜,也不仅是像马雅可夫斯基所说,是“进行曲和口号”,而且还必须是能够鼓舞人的进行曲,能够叫喊得动人的口号,而且最重要的,就是:诗首先应当是诗。冯牧在这篇文章里说:“一个诗人,作为一个高级的灵魂技师的人,比一切其他的作者更要忠实自己的情感,尊重自己的情感,从他的笔下所写出来的东西也必须更是自己的灵魂的言语,更是打动自己的,从自己心底流涌出来的言语。”这是近八十年前,也就是冯牧二十二岁时写的文学评论。我认为,从那时,冯牧的文学观已经初见雏形,他毕其一生所做的、为“尊重艺术规律”而发出的呼吁与努力,就已经开始。
    如果说,此后的三十多年间,因为时代的局限,冯牧的文学评论尽管也有个别隐忍负重、违心奉命之作,但更不乏拍案而起发出的“锥心坦白”之论。最具代表性的,是他探讨《达吉和她的父亲》“从小说到电影”所发表的意见。小说《达吉和她的父亲》发表后,改编成了同名电影,由此引发关于原著和电影的讨论,我觉得无论观点怎样,只要是正常的争鸣、讨论,都是没有问题的。但在这争论中,冯牧觉察出了某些论者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误读以及对文艺规律的无知。比如有人说这篇小说“小题大作”,不足以表现我们新社会“本质的力量”,要求把父女之间这一“个人命运的戏剧”扩充为所谓“社会戏剧”,以及批评这篇作品不够“典型”,等等,对此,冯牧直抒己见,由“小题大作”,谈到作品是否成功,非关题材的“分量”;社会“本质力量”的展示,只能通过个体来呈现;所谓“典型人物”,并不在于是否“健全和完美”。他指出,按照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生活实际塑造的人物,远比那种按照有些人的善良愿望和概念要求而设计的形象,更具艺术光彩和思想力量。这一文章至今读来,仍可感到那种深谙艺术规律的自信。一九六○年,在经历了胡风、丁陈“反党集团”以及“反右”等政治运动之后,冯牧如此放胆地大谈“艺术规律”,是不能不让人为他捏了一把汗的。以下一段话,表明冯牧同志很早就对那种侈谈“革命”、忽视“文艺”本质的说法,有了清晰的认识——“我们知道,任何革命作家,永远是希望自己的创作能够产生尽可能巨大的思想教育作用的。可是,这种思想教育作用,只能通过文学艺术所特有的表现手段和特殊规律来达到目的。其中一条主要的规律,是它永远只能通过形象和典型化的途径,通过从个别到一般、从现象到本质的方法来反映生活,来帮助人们认识世界,来唤起人们对于美好的和丑恶的、新生的和腐朽的事物的喜爱与憎恶的感情。因此,在文学创作中,永远只能够通过对于个别人物和个别生活事件的描写来反映社会生活。在任何作品里,如果作家所努力创造和追求的,仅仅是一些可以反映出崇高的道德标准和思想品质、具有一定思想代表性的人物,而不是那种既有阶级共性、又有鲜明个性的人物,那就不能被认为是创造了鲜明的典型人物……那种把典型性和共性仅仅看成为某种类型的思想的综合与归纳的看法,显然是错误的。”我知道,当今许多作家和评论家对这一见解,早已拳拳服膺。但近半个世纪之后重读这一段,我仍然不由得掩卷叹息。一是赞佩冯牧的勇气,二是感慨时过五十年,在我们某些批评家乃至文艺界领导的评价标准中,仍然只关注题材的大小,只关注和哪个宣传命题对接,甚至某些作家的创作动机,依然以类型化的人物、图解式的思想为旨归。可见真正尊重艺术规律,于领导,于作家,都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
    冯牧的文学理论、批评生涯最为辉煌的时期,是一九七七年以后,他先后出任文化部、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的领导职务,在国家命运重大转折之时,他撰文、讲话,批判“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在文艺界大倡“拨乱反正”“思想解放”,贯彻“双百”方针,为独具开创性和挑战性的文学佳作鸣锣开道……这个被称为文学“新时期”的开创,是国家政治清明、人心昂扬,思想自由、艺术民主的大格局使然,但也是文艺工作者感时忧国呕心沥血,才有了思想藩篱的冲破、艺术氛围的营造和创造实绩的收获,而冯牧,应是这中间思想敏锐、果敢无畏的领军人物之一。通观一九七七年之后的文字,我们看到他对“四人帮”所谓“完整的文艺思想体系”的声讨与论辩,什么“文艺黑线专政”论、“根本任务”论、“三突出”论、“扫荡遗产”论、“题材决定”论、“主题先行”论,等等。冯牧指出,这些貌似“革命”的论点,是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扼杀,对文艺繁荣局面的摧残。他直指“四人帮”推行这种文艺的目的,是“窒息思想,桎梏争鸣”,妄图把中国变成“无声的中国”。冯牧不仅号召对“四人帮”这种在理论上的谬误要“寸土必争、除恶务尽”,还提醒文艺界,警惕“帮风帮气”在文艺界弥漫游荡,同时他又为那些大胆突破的文学新人新作辩诬、喝彩。他说,在“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的淫威之下,我们的一些好的作品在发表或演出之后,除了准备迎接帽子和棍子之外,所面临的往往是令人难堪的沉默和冷淡。这种状况,是到了彻底改变的时候了。他身体力行——一九七九年底,冯牧对当时争议很大的短篇小说《伤痕》发声,他说:“它的可贵,在于它是第一个用艺术形象概括地反映出人们精神内伤的严重性并且呼吁疗治创伤的重要性的作品。它代表人民发出了使人警醒的第一声呼唤,因而它是值得重视的。”其实更早,冯牧就捕捉到了新时期文学的潮头。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五日,他在《文学评论》编辑部为刘心武小说《班主任》召开的专题座谈会上发言。他说自己参加会的目的,就是给《班主任》等作品投赞成票和赞赏票。这些作品会起到“示范作用”,使那些挣脱不了“四人帮”文艺思想的作家“彻底打破精神枷锁”,走上创作的康庄大道。他明确“一个方兴未艾的可喜趋势已经看得见、摸得着了”,号召“总结经验、抓住势头,推动这个势头向前发展,使之成为滚滚向前的浪潮”。
    今天,每当我们回顾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前后形成的中国文学生机勃勃花团锦簇的局面,不能不对有着开创之功的冯牧及其当时所占据的理论高度表达由衷的敬意。当然我也不能不承认在某些同志眼里,冯牧仍然是个被“质疑”的文坛领导者。对此,我想以徐怀中同志在一篇回忆中的话,来回应这一质疑。怀中说,冯牧“并不像有些人在‘反右’时期批判的那样,是用资产阶级的社会方式代替了党对文艺的领导。恰恰相反,他不过是从自己心性上就无法适应那种以政治概念去要求文艺创作的简单生硬做法,而是以尽可能符合文艺创作自身规律的也是他所习惯的方式,去实现高度的领导责任。”实践已经证明,这种理论上的认知和情感上的归属,使冯牧成为了一个清醒的理论家和批评家,也成了一个尊重文艺规律、了解创作心理、谙熟领导艺术的文艺界领导者。这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任职昆明军区的冯牧,扶持云南军旅作家群崛起的重要因素,而到了文坛风云多变的五十至六十年代,即使冒着重大的政治风险,冯牧仍然秉持自己认定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向那些貌似神圣的、居高临下的、违反马克思主义艺术原理和艺术自身规律的观点发出执着的声音。而到了“新时期文学”的节点,他成为涌动的文学潮流的保护者、鼓吹者、激励者,从而在当代文学史上写下居功至伟的一笔,自然是水到渠成不言而喻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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