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莱蒂西娅·科隆巴尼的新作《辫子》中文译本出版，这本书是她的小说处女作，小说出版后在法国和全世界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截至目前，法国销量近百万册，版权售出三十四种语言。借着中译本推出的机会，科隆巴尼和中国青年作家文珍聊起了创作，聚焦小说以及女性书写等问题。 向女性的勇敢致敬 主持人：大家晚上好，非常欢迎各位今晚来参加我们的新书分享会。我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刘彦，很高兴有机会主持这场活动。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两位嘉宾，远道而来的法国作家莱蒂西娅·科隆巴尼，她在出版第一部小说之前就已经以导演、演员和编剧的身份活跃着，她曾经拍摄过两部长片：《天使爱过界》和《明星和我》，她还创作舞台剧和音乐剧，同时出演了数十部电影。 我们很高兴邀请到文珍老师做今晚的对谈嘉宾。文珍老师大家都熟悉一些，她是老舍文学奖的获得者，出版过小说集《十一味爱》《我们夜里在美术馆谈恋爱》等，去年还刚刚出版了一本散文集《三四越界》。 我们今晚要分享的这本小说题目是《辫子》，它是法国作家莱蒂西娅·科隆巴尼的第一部作品。这本小说出版后在法国和全世界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截至目前，法国销量近百万册，版权售出三十四种语言。这本小说为什么能在法国乃至全世界受到欢迎，有怎样的魅力呢？我们先请作家本人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本小说。  书名：《辫子》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莱蒂西娅·科隆巴尼：感谢大家今天晚上这么踊跃地来参加我们的活动，我感到十分荣幸。的确，今天要介绍的这本书是我的处女作，将近两年前在法国出版的。我之所以写这部小说，是因为当时我已经从事了十五年的电影事业了。我考入巴黎的路易·卢米埃尔国立电影学院，专业是导演和编剧。毕业之后我拍摄了几部故事片，然后我想给自己一年的时间做一些新的尝试。 我非常想写关于女性的故事，我觉得我身边有许许多多值得我尊敬的女性，她们都做出了非常多的努力。不管是在世界哪个角落，我们当代社会都给女性带来了极大的压力，要求非常高，每个女性都有很多挑战要面对。所以我想通过这本书描绘三位女性的肖像，她们仨互相之间是没有关系的，身处三个大洲，文化不同，宗教不同，来自截然不同的社会阶层，但是她们有着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非常有勇气地走向自己的解放。 这个故事的灵感来自我的一个好朋友，她患了乳腺癌，有一天让我陪她去选假发，因为她在做化疗，掉了很多头发。我就在那个店里陪她选假发的过程中产生了写这本小说的想法。我从这一个故事出发，想到可以把三个命运完全不同的女人放在同一本小说里，她们有着共同的向往，那就是人生的自由。所以这本书是献给我这位好友的，也是献给这个世界上所有勇敢的女性的。 这本书出版之后评价很好，引起了国内外某种程度的轰动，这是我一开始没有预料到的。目前我正在把这本书改编为剧本，之后会搬上银幕。为此，我上个月还去了印度踩点，因为到时可能要在那里进行一些拍摄。这本书把我带向了一些完完全全没有预料到的新的旅程，这可以说是很大的惊喜。除此之外，我还和其他人合作，把书中印度那部分故事做成了给儿童看的绘本，我最初的想法是把它献给我自己八岁的女儿，让她了解这个故事，知道在印度有些女孩属于“贱民”这个地位极低的种姓，她们的生活非常坎坷，没有很好的条件像其他女孩一样生活。因此，我把她和她妈妈的故事写进了绘本里。 主持人：谢谢莱蒂西娅·科隆巴尼为我们全面地介绍了小说的内容、出版情况和写作灵感。我想文珍老师应该已经读过这本小说了，请问您有什么样的感受？有没有哪个片段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文珍：莱蒂西娅·科隆巴尼女士是一位导演，这让我更能理解为什么她的小说选择了这样的结构。它像是由三个短篇构成，有点像我们说的“花开几朵，各表一枝”。这是三个在世界各地发生的、看上去完全没有关系的三位女性的故事。在印度故事里，作者很有匠心地选择了最受压迫的“贱民”。印度是非常典型的存在种姓制度的国家，对“贱民”的歧视非常严重。 再就是加拿大故事，讲了一位女性打破职业天花板，到达很高的位置，有可能成为律师事务所的管理合伙人，却患了乳腺癌。她有点像女性职场压力缩微的象征。 西西里故事相对弱化一点，可能是三个故事中我比较不喜欢的，但它很关键。一个假发厂的老板的女儿，在父亲遭遇车祸的弥留之际，面临一个选择。她发现工厂即将破产，她找不到意大利人的头发维持运转。她可以选择和街区一个富有的邻居结婚，暂时地挽救家庭和工厂，但这治标不治本。她最终决定从印度进口头发，改变工厂的命运。作者以一种非常具有匠心的方式把三个女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我在这里想特别探讨一下“辫子”的意象。同样都是长发，如果烫染过的长发披下来，就是一种经过工业化美学标准规范化的象征，它其实是一种有限的自由，一种看上去奔放的柔顺，散发着女性的风情；如果扎成马尾，更多的是青春的象征，具有青春的活力。但是辫子既传统又现代，刚才在书店里坐在我对面的小姑娘就梳了一条细细的辫子。作者把这些看上去非常纤细的发丝结合起来，编成一条更柔韧的辫子，这对女性的命运和作者的匠心都是一个很好的梳理。三个初看毫不相干的故事，被分成三缕完整地叙述出来，最后合成一股，变成一个富有象征意义的故事。 我们有时候会在优衣库看到一些毛织品来自越南或几内亚等原材料产地，所以我非常理解为什么作者会在女性朋友去选假发的时候得到灵感，她可能看到了假发的原产地。我觉得最重要的永远不是这个世界上到底每天发生了多少细碎的事情，而是我们如何判断事物之间的联系，怎么用一种组织方式把它说出来。就这个故事而言，它完成得非常成功，作者寻找到的意象也很符合表现这个主题的需要。  莱蒂西娅·科隆巴尼：非常感谢您这么鼓舞人心的评价。的确，我在写作的时候受到很多电影手法的影响。在电影中我们惯用的一种方法就是通过变换视角的方式讲述一个故事。有两部电影对我影响尤其大，一部是墨西哥导演亚利桑德罗·冈萨雷斯·伊纳里多的《通天塔》，另一部是史蒂芬·戴德利的《时时刻刻》。这两部电影都是通过不同的视角看待、重构整件事情。我想在小说里用《通天塔》的方式讲述一个女性故事。我写完小说之后把稿子发给了好几家出版社，最初有不少拒绝信，他们说你这个手法太像电影了，不够有文学性，可能效果不会很好。我觉得他们这种说法并不是十分站得住脚，我们其实完完全全可以通过这种方式编织故事的。我自己的确很喜欢变换视角这种方式，我在第一部电影《天使爱过界》里也使用了，同一个故事女主角讲一遍，男主角再讲一遍，很多有趣的事情就会因此产生出火花。 主持人：文珍老师在短篇小说中也写到了很多女性的故事，塑造了很多女性的形象，更多地描绘了都市女性的一些心理状态。我想问一下两位作家，是因为自己女性的身份所以对女性的故事更感兴趣吗？在塑造这些女性角色的时候会更有同理心吗？ 文珍：我觉得女性的身份会在三十岁以后突然间变得明显起来，这并不是说三十岁之前不是作为女性存在，而是你的性别意识可能会随着时间慢慢地觉醒。 我特别喜欢《辫子》里的第三个故事，也就是萨拉的故事。女主角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去打破职业的天花板，去挑战男性的世界——因为一般来说，大多数名律师都是男性。在这种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她要隐藏自己有三个孩子的事实。她怀孕和养育孩子都是在尽量不引人注目的状态下完成的，也就是说她要隐藏女性身份给她带来的劣势。但是她仍然得了一个女性更容易患的疾病——乳腺癌。生病之后，她所有的努力化为乌有，被打回到一个女性的困境里。第一个故事也非常吸引人，斯密塔作为一个“贱民”，必须徒手掏村子里的粪便，他们家能吃的肉只有老鼠。作者把这样一个故事放在最前面是非常扣人心弦的。斯密塔要去神庙把自己的头发献给毗湿奴，以求他的保佑。神庙外面有一个专门给信众落发的地方，堆积着无数的头发。这真是一个非常巧妙的构思，怎么想到用头发把三个故事串联起来，也是跟女性的身份有关的。我相信作者在她的导演生涯中也一定遇到过很多女性身份带来的困境。 莱蒂西娅·科隆巴尼：您刚才说女性从三十岁以后可能有女性身份的觉醒，我觉得这一点我非常赞同。我倒不是在三十岁那一年有这样的觉醒，而是是在女儿诞生的那个时刻。在这之前，我也一直是一个女权主义者，维护女性的权利和地位。女儿出生以后，我感觉这种意识变得更为强烈，我也发现我喜欢的那些文学或电影作品其实都跟女性有关系。她们讲述女性的故事，笔触非常不一样，我自己作为女性，面对这些故事会有很深的感触。写这本小说似乎给我原来埋在最深处的愿望找到了一种发声的可能。所以我会继续写下去，继续写女性的故事。我刚刚完成第二部小说《女凯旋者》，跟《辫子》的内容不一样，但讲的都是女性的故事。 主持人：目前男女平等的状况也许并不理想，不仅在中国，在全世界都是这样。我们通常认为西方国家情况更好一些，但小说里提到在加拿大其实也有很多潜在的歧视。关于男女平等的话题在微博、微信上都非常火，比如家暴、性侵、职场妈妈、丧偶式育儿等等。请问两位作家怎么看待当下的女性生存状况，更乐观还是更悲观？ 莱蒂西娅·科隆巴尼：我生性乐观，所以我觉得我们能够做得更好，我也更愿意看到杯子满的那一部分。我们是取得了不少进步，但还没有达到真正的平等，无论是在工作领域还是在家庭内部任务分担上，或者男孩和女孩的教育权上，都有很大的差别，可以说女性肩负重任。 就像大家刚才说的，哪怕加拿大这样发达的国家，我们以为女性在社会各项权利上都已经获得了很多，但实际上她们还是受到各种责任的撕扯，还是背负着一种负罪感。我们比较一下，一个男性出差几天，大家会觉得这个事情很自然；而一个女性因为工作的事情需要出差几天，她自己会感到内疚，别人也会对她有一种评判。当代社会中女性的地位是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 我身边有很多女性朋友，她们都有各种责任压在肩膀上，很多人到最后承受不了，会生病或者得抑郁症。大家就说你为什么要抑郁，你的条件那么好，我想我们说这些话的时候可能没有意识到她们肩上的负担太沉重了。这就是为什么我在构思小说的时候，从印度一直写到了加拿大。这两个国家对女性的暴力程度是不一样的，但女性身上的枷锁都是一样存在的，只不过有的可见，有的无形而已。 文珍：刚才听莱蒂西娅·科隆巴尼回应的时候我就在想中国是一个什么情况。中国非常大，从南方到北方，从乡村到城市，可能没有印度种姓那么极端，但在一些农村或山沟，曾经存在溺杀女婴的情况——这几年可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这最终导致农村男女比例失衡，是一个非常极端的情况。 在大城市也会有萨拉这样的情况，小说里最让我感到熟悉的就是第三个故事，哪怕我们在一个相对受过高等教育的圈子里，在饭局上常常也会有令人不快的对话。我也很乐观，我觉得这些年媒体和自媒体——自媒体完成了一部分媒体的工作或者舆论导向的呈现，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女性朋友，包括男性，会意识到有些言论太过分了，太“直男癌”了。这其实也是公众的自我教育在往前走，性别意识在进步。 但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常常会出现“双标”的情况，一个男生在说的时候振振有辞，可是他在家里未必能真的承担足够多的家务。他也许会说自己完全不大男子主义，不是“直男癌”，可是他在很多无意识的情况下表现出“厌女症”的样子——甚至有些女性也有不同程度的“厌女症”。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不断地提醒自己，因为性别之间的压迫来自长期的积累，有很多很多酱缸文化或以前糟粕的堆积。 所谓“厌女症”就是扩大女性的刻板印象，大家可以想一想自己有没有。比如“女汉子”这个说法就有一点可疑，为什么我们要用一个男性的标准去形容女性，为什么女性就不能有力量？要择清这些想法就非常复杂。最好的就是我们现在坐在这个书店里，自由地讨论这个问题。日本女演员黑木瞳在回答许知远的问题时，讲到日本女性的情况。她说日本现在还没有发展到社会和家庭让女性生孩子生得比较舒服，也没有承担帮助女性养育孩子的责任。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日本女性选择不生孩子或者不婚不育，整个东亚都有这种倾向。如果性别发展这么不平衡，我觉得对男性和女性、对整个社会都会造成很大的损失。 莱蒂西娅·科隆巴尼：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听到您介绍关于中国的这些情况，我非常感兴趣，觉得非常有意义。 我很喜欢雪莉·桑德伯格的作品《向前一步》，她在这本书里就谈到职场上的男女不平等的问题。她举例说，据各种观察和调查，女性说话的时候很容易被打断，开会的时候女性很自觉地就往后坐，而男性都会抢到前排。她在这本书里鼓励大家积极地争取自己应得的报酬和职位。她提到有一项社会调查非常有意思，调查者让医学院同一年级同样水平的男女生一起考试，考完之后让男生和女生分别给自己一个估分，结果显示女生估出来的分数普遍低于真实分数，而男生正好相反。事实上女生考试的结果比男生好得多。 这个测试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告诉我们女性需要加强自信，在职场中应该勇于抢坐第一排，勇敢地申请自己配得上的职位。她还引用了一个数据，很多女性会等到自己百分之百准备好了才申请一个职位，而男性准备到百分之五十的时候就会提出要求。因此，女性的自信这方面需要得到改善，应该从对年龄很小的女孩的教育开始做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