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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会当代生活的苦恼与问题——论赫尔岑及其文学精神与文学批评(5)

http://www.newdu.com 2019-03-15 《扬子江评论》2018年第 李建军 参加讨论

    五、反抗的现实主义
    考察赫尔岑的文学精神和文学理念,有两个重要的切入点:一个是政治,一个是反讽;前者关联着文学精神上的现实主义问题,即文学要从什么样的角度和立场关注和叙写自己时代的现实,后者关联着写作方法上的现实主义,即探讨文学要以什么样的调性(tone)和风格(Style)来叙述和描写现实。
    反对和抗议是赫尔岑面对生活的基本立场和精神姿态。
    他反对现实,反对沙皇俄国,反对一切非人道的现象。
    他的现实主义,可以名之为“反抗的现实主义”。
    1983年,匈牙利的著名作家米克洛什·哈拉兹蒂,在他的著名的《天鹅绒监狱》中说:“直到上个世纪中叶,艺术才被看作反权威的代名词。也只是从那时起,艺术开始被公认为个体意识抗争质疑世界秩序的象征。”(84)不知道,在他的判断和表述里,是否包含着对十九世纪中叶俄罗斯作家和知识分子的认知,但他所说的情形,却与俄罗斯十九世纪文学若合符节。赫尔岑的“艺术”,就属于“反权威”的典型文本。
    然而,在赫尔岑看来,他的“抗争”和“质疑”并不是“自我作古”,而是对一种传统的继承。因为,反抗和抗议,不仅是俄罗斯文学的一个传统,还是它的力量之源:“抗议从民歌和传说发展为小说和戏剧。在戏剧中它形成了一种力量。冤屈的爱情,不公正的家庭内幕,获得了自己的讲坛,公开的法庭。它们的申诉震动了千万颗心,激起了反抗奴役婚姻和暴力家庭的愤怒的眼泪和呐喊。池座和包厢中的陪审员们一再对这些人作出了无罪的裁决,有罪的只是制度。”(85)只不过,较之过去的传统,赫尔岑的反抗,具有革命的精神,因而显得更加猛烈和彻底——他所对抗的是整个“国家秩序”和“世界秩序”。
    政治是赫尔岑审视一个作家的重要角度,也是他评价一个作家的重要标准。他所热爱的作家,几乎都是充满正义感和政治热情的作家。他总是在与现实生活的关联中来评价作家,来考察他们在文学上的成就。他最心爱的作家是席勒,因为,“他剧中的人对我们是现实的人,我们分析他们,爱他们,恨他们,不把他们当做诗中的人物,而是看作活的人。不仅如此,我们还在他们身上看到了我们自己”(86)。皮萨列夫将“政治上的诚实”当作一种“高度的诚实”和“伟大的诚实”,社会在培养起这种诚实之后,就要求它的优秀分子,尤其是诗人和作家——“那些倚靠自己的才智取得语言或笔墨去促进社会信仰的发展权利的人,具有这种政治诚实感”(87)。赫尔岑在政治上的“伟大的诚实”,早早就在自我意识中形成了,而且,像别林斯基等人一样,达到了十九世纪40年代俄罗斯社会的最高水平。
    对赫尔岑来讲,政治就是现实生活的重要内容。它关系着每一个当代社会成员的情感体验和生活感受。几乎每一个社会人的苦恼,都关联着一定的政治问题。所以,文学尤其要关注和表现当代生活,或者,像他在一封信里所说的那样,尤其要“强烈地去体会当代生活的苦恼和问题”(88)。文学与政治的真正的关系,简直就像血肉一样凝结在一起,因而,一切健全意义上的文学,都是政治的文学,正像赫尔岑所说的那样:“我们觉得文学和政治生活同样是不可分的。公民生活动态就是具体化的文学,反过来,作为人民之声的文学,则是人民生活方式的表现。”(89)文学可以在政治失效的地方发挥作用。文学的价值和作用,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对政治情绪的表达上,对政治缺失的批评上:“凡是失去政治自由的人民,文学是唯一的讲坛,可以从这个讲坛上向公众诉说自己的愤怒的呐喊和良心的呼声。”(90)对赫尔岑来讲,文学就是表达政治立场和政治诉求的直接而有效的工具。
    现实感和时代性就是政治在文学的具体体现。一切成熟的文学都勇敢地面对自己时代的现实,尖锐地表现自己时代人们的情绪和愿望。它密切观察自己的时代,积极地建构自己与时代的关系,因为,“伟大的艺术家不能不是属于他那个时代的。只有平庸的人才会给人以独立于时代精神之外的权利”(91);“一个艺术家越是休戚相关地体会他当代的悲哀和问题,那么在他的笔下,这些东西就越是能够得到有力的表现”(92)。优秀的文学还要敢于对生活提供自己的认识和判断,不,赫尔岑的要求,还要更高一些——要敢于对生活行使法庭的权力:“剧院,这是解决生活问题的最高法院。有人曾经说,舞台,这是诗的议席。”(93)文学和艺术要在道德和哲学的意义上,对生活进行批判和审判,要为人们提供巨大的政治支持和道义力量。
    否定是文学的基本精神姿态。即便是肯定,也要经由深刻的否定意识才能最终实现。伟大的文学都有一种怀疑的意识和否定的激情。文学的力量和价值通常就来自于对生活和人性的批判,来自于对丑陋的人性和残缺的生活的嘲笑和讽刺。赫尔岑高度评价那些富有批评精神和否定意识的文学。他在《谈谈描写俄国人民生活的长篇小说》中,揭示了俄罗斯精神的这样一个特征——“这就是能够时不时进行自我反省,否定自己的过去,能够以深刻、真诚、铁面无私的嘲讽眼光来观察它”;同时,他还在几个伟大的英国作家身上,发现了同样的品质——“真诚与否定的才能”(94)。他赞扬英国文学说:“英国文学在揭露岛国内部生活的可悲状况方面,它的勇气要比法国文学大得不能相比。”(95)文学考验着作家的勇气,而勇气则影响着文学深刻性和力量感,决定着它能达到什么样的高度和境界。
    现实主义文学的表情,并不总是沉郁和凝重的。它还有一种表情,那就是笑。笑,准确地说,嘲笑,既是一种美学气质,也是一种伦理精神。它是力量和自信的表现,也显示着尊严和勇气。卑微的人没资格笑,胆怯的人没勇气笑,愚蠢的人则不理解笑。精神虚弱的人既害怕自己被嘲笑,也不敢去嘲笑应该被嘲笑的人。所以,赫尔岑才说:“笑是一种测量,那些害怕吊在自己的天平上来衡量的人,是害怕这一点的。”(96)相反,有力量和自信心的人,是不怕笑的,甚至勇于自嘲的:“凡是坦白地承认自己有弱点和毛病的人,他就感觉到这些弱点和毛病并不构成他的本质,它们还没有完全把他吞没,他还有力量避免并对抗堕落,他还能赎偿过去……”(97)笑包含着美学和道德上的否定倾向和批判意味,所以,赫尔岑视之为一种“坚强有力的武器”,可以“拿来反对一切虽然已经过时、可还是盘踞在上帝才知道什么之上负隅顽抗、阻止新生活的成长、吓唬弱者的事物”(98)。正是因为基于这样的理解,所以,他对果戈理的《死魂灵》大加赞赏。这是一部完美地体现了讽刺文学的笑的力量的伟大作品。他在1842年的日记中这样评价《死魂灵》:“这是一本令人震惊的书,这是对当代俄国一种痛苦的、但却不是绝望的责备。”(99)他从这部作品的令人发笑的表象下,看到了深刻的悲剧性:“《死魂灵》,这是一部充满痛苦的史诗。《死魂灵》——题目本身就包含有令人恐怖的东西。”(100)这说明,伟大的讽刺作品,不仅是喜剧和幽默的,而且本质上就是悲剧作品。果戈理的伟大的讽刺作品,既是笑和嘲弄,也是泪和同情。
    完美的事物是不允许反讽和嘲笑的。讽刺的笑总是指向残缺、丑陋和病态。它意味着对生活的病理学反应,意味着对病象的观察和诊断。在中篇小说《克鲁博夫医生》中,赫尔岑借人物之口说,表达了这样一个认知,那就是,人类生活本质上是一个病理现象:“历史不是别的,而是关于世代相传、从不间断的疯狂症及其逐渐被治愈的系统叙述……请你随便打开哪一本历史书,到处都会使你大吃一惊的是,支配着一切的不是真正的利益,而是虚假的、幻想的利益……在古代世界中,目之所及,到处都是疯狂,几乎跟现代一样显著。”(101)在小说的结尾部分,赫尔岑一再提醒人们,“须要从病理学的角度来看历史,须要从疯狂的角度来看历史人物,从荒诞性和缺乏必要性的角度来看各种事件”(102)。事实上,那些优秀的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大都是病理学意义上的文学,总是致力于发现和解释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正像赫尔岑在《论俄国革命的思想发展》中所说的那样:“揭开社会的病理,这是现代文学的主要性质。这种对既存事物秩序的新的否定,不管皇帝的意志,已经从觉醒了的意识深处迸发出来了——这是每一个青年人恐怖的叫喊,他们害怕人家把他们跟这些败类混在一起。”(103)他肯定果戈理找对了病理解剖的对象,集中注意“两个最可诅咒的敌人:官僚和地主”:“在他之前,从来没有一个人把俄国官僚的病理解剖过程写得这样完整。他一面嘲笑,一面穿透进这种卑鄙、可恶的灵魂的最隐秘的角落。果戈理的喜剧《巡按》(即《钦差大臣》——引者注),他的长篇小说《死魂灵》——这是俄国可怕的忏悔。”(104)他在写于1851年的《俄国人民与社会主义》中,揭示了病理解剖学写作的意义:
    俄国长篇小说特别集中在病理解剖学方面;在俄国小说中常常揭露,有一种经久不息,没有怜悯,桀骜不驯的邪恶正在咬着我们的心。这里听不到曾向浮士德宣布宽恕年轻无知之罪的天庭的声音——这里飘荡着的只有怀疑与诅咒的声音。但是,假使俄国还有救的话,它只有通过对我们的处境这种深刻的认识,通过它从而在大家面前暴露这种处境的那些真情实事才能得救。(105)
    显然,只有通过这种冷峻的、怀疑的、诅咒的小说写作,文学才能为人们提供真实的信息和“深刻的认识”,并通过这种“暴露”使社会成熟起来,健康起来,并最终“获救”。即便是像普希金的那样的作家,身上虽有一种“希腊诗人的泛神论的、享乐主义的气质”,可是,“每当他深入思索,在灵魂深处,就会产生拜伦式痛苦的沉思,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嘲笑”(106)。也就是说,如果只有青春的欢乐和对生活的赞美,而没有对生活的关切和批判,没有“辛辣的嘲笑”,没有“理解有文化人的一切痛苦”(107),那么,普希金也许仍然是伟大的,但绝不会像现在这样伟大和令人敬仰。普希金如此,别的作家也概莫能外。
    法国十九世纪的政论家勒鲁说:“从最高的观点来看,可以称为诗人的是那样一些人,他们从一个时代到一个时代,向我们揭示人类的痛苦,而可以称为思想家的是那样一些人,他们探索着能够减轻并治好这些病痛的方法。”(108)赫尔岑显然属于符合这种“最高观点”的人——他既是揭示病痛的诗人,又是探索疗治方法的思想家;他是两者最完美的结合,是一个思想家诗人,或者说,是一个诗人思想家。他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作家。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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