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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献重新激发了学界对艾略特的研究兴趣，也促进了一批研究成果的产生。杰森·哈丁⑨在《新T.S.艾略特剑桥指南》的序言中申明新版剑桥指南的意义之一，就是在新文献材料出版之后重新反思当代的艾略特研究。⑩《少年艾略特：从圣路易斯到荒原》一书的作者也在序言中坦承，得益于新出版的书信、散文等文献资料的支撑，本书得以详尽地描述在以往传记作品中被一掠而过的艾略特青少年生活，以及在波士顿、巴黎、伦敦的求学生涯。(11)巴里·思博在其《“宗教上的天主教”：T.S.艾略特与基督教》中强调了新出版的艾略特书信集对了解其宗教信仰变化的重要作用，并认为艾略特的天主教信仰不仅是其思想发展的结果，同时与其私人交往密不可分(New:187-202)。杰瑞·布鲁克也强调了新文献对艾略特哲学思想研究的启发性意义，如本次新发现的艾略特研究生阶段的论文《柏格森唯心主义的不可持续性》(“Inconsistencies in Bergson's Idealism”,1913-1914)、《对原始仪式的阐释》等，都将为艾略特哲学思想的发展过程提供新的阐释渠道。(New:175-186) 另一些学者则反思了新文献材料可能会对艾略特研究产生的影响及其限度，《复杂的艾略特》一文指出：虽然新文献一定会引发对之前被忽视领域的重新阐释，然而对于艾略特这样一位追求“非个人化”的诗人，其生平经历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程度是值得深思的，在利用新材料的过程中，必须警惕过度阐释的危险。(New:1-25)女性主义批评家盖尔·麦当娜也指出，虽然新文献对当代艾略特研究有积极作用，然而能从本质上更新文学研究的并不是新文献，而应是研究范式的转型。(New:172-174) 其次，对艾略特书信、手稿等私人传记资料的重新挖掘、出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代艾略特研究对私人化、日常化的艾略特形象的关注，这势必将颠覆其传统的经典性。 终其一生，艾略特都是其著名的“非个人化”理论最忠实坚定的实践者，他非常清楚由作品营造出的公众形象和日常私人形象之间的距离，因此不仅在自己的诗中尽可能少地透露私人感情，并且在有生之年竭力维护着个人隐私。他拒绝别人为其撰写传记，抵制公开书信集，并在生前多次销毁自己与好友亲人的信件(包括他与父母和第一任妻子的大部分信件)，以期尽可能少地留下传记资料。他希望后代读者能对自己的作品感兴趣，而不是对其私生活吹毛求疵。(12)然而与艾略特的本愿背道而驰的是，他的一切不仅仍旧激起研究者和读者们的好奇，而且这种好奇还是以一种瓦解、摧毁固有观念和形象的力量而存在着的。长期出现在公众视野之中、神坛之上的艾略特，早已不能满足学者、读者对“真实性”的追求。他们开始重新思考留存在脑海中固有形象的“真实性”，或者说，他们用二十一世纪的思维，重新塑造一个他们认为“真实”的艾略特。他们将私人化、日常化、生活化的书信、手稿划归于艾略特文学遗产的一部分，以或审美、或研究、或窥伺的态度重新审视这些书信，企图挖掘在公开发表的作品的阴影、公众人物的面具之下所隐藏的更为私人化的艾略特。 从已出版的艾略特书信集的内容来看，艾略特与其第一任妻子的关系成为他早年生活的核心之一。本书的主要编者瓦莱尔——艾略特的第二任妻子——在其序言中专门讨论了她的“情敌”和丈夫之间的私人关系。她所持观点的可信度与真实性暂且不论，这一评论本身反映出关注私人化、日常化的艾略特的倾向性。2015年出版的传记《少年艾略特：从圣路易斯到荒原》作为受到“艾略特研究项目”影响的第一批研究著作之一，也强调了艾略特的私人化的一面。作者在序言中谈及自己受到了艾略特遗孀瓦莱尔的启发：当她谈及艾略特时，她总是亲切地呼唤其为“汤姆”(艾略特的昵称)，“这提醒人们，T.S.艾略特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非一尊遥远的历史雕塑”(Young:5)。相较之前的传记，如彼得·阿克罗伊德(Peter Ackroyd)的《艾略特传》(T.S.Eliot:A Life,1984)、林顿·戈登(Lyndall Gordon)的《T.S.艾略特：不完美的一生》(T.S.Eliot:An Imperfect Life,1999)，《少年艾略特》展现了生活化、日常化的艾略特。在私人生活中，艾略特不再是不苟言笑、博学严肃的学者诗人，也不再是礼貌恭顺、追逐信仰的天主教徒，而仿佛是住在隔壁邻家的普普通通的大男孩，“喜欢冰激凌和恶作剧，淘气又自负”(Young:7)。为了使艾略特的形象更具有人情味，作者强调艾略特也同普通人一样面临着生活的创伤和困难。少年时期的羸弱多病，使他在性格上缺乏自信、犹豫不决，因而在躁动不安的青春期对两性关系尤为被动，这也成为其婚姻不幸的一大原因。与先前的传记作家们不同，作者不过度强调艾略特的文学成就，而是将他的文学作品当作窥探其内心波澜的窗口。同时，他也毫不隐晦艾略特在思想上的某些缺陷，如反犹倾向、种族主义、性别歧视等等，“艾略特不是圣人，也不需要被描绘成圣人”。他同芸芸众生一样，也具有“复杂的，有时微妙的，却又棘手的、难以描绘的人性”(Young:7)。通过对艾略特日常化、私人化一面的强调，作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长期以来艾略特的固有形象。类似的研究还有：巴里·思博的《“宗教上的天主教”：T.S.艾略特与基督教》一文挖掘了艾略特与天主教神职人员的私人交往、日常参与的宗教活动，展现出艾略特宗教信仰生活化的一面(13)；《“波娄”王短暂而令人惊叹的私生活：艾略特的粗鄙诗及其读者》一文探讨了艾略特青少年时期创作的私人诗歌《波娄王》组诗，挖掘了其严肃诗歌创作之下的私人写作情况。(14) 另外，批评范式的转移和多样化的研究角度，为当代艾略特经典性的重构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 一些传统领域重新焕发青春。以2017年出版的《T.S.艾略特研究年鉴》和《T.S.艾略特新剑桥指南》为例，艾略特的哲学思想研究，尤其是其早期哲学学习生涯，重新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同上一版《剑桥指南》集中于其创作成熟期所关注的哲学家(如罗素、伽达默尔)不同，新版用更长的篇幅探讨了艾略特早年的哲学学习以及在此期间对他影响巨大的哲学家，如柏格森(1859-1941)、弗雷泽(1854-1941)、布莱德利(1846-1924)等。同样，《T.S.艾略特研究年鉴》也收录了艾略特早期哲学思想研究：《艾略特在柏格森讲座，1910-1911》(“Eliot at Bergson's Lectures,1910-1911”,2017)通过分析艾略特在柏格森讲座上所作的笔记手稿，探讨了艾略特与柏格森的思想联系(Eliot:57-66)；《变形的布莱德利：T.S.艾略特对诗学理论的注释》则探讨了艾略特对布莱德利的借鉴和再创造(Eliot:99-113)。艾略特的宗教信仰问题也一直是研究者们关注的重点，新版剑桥指南所收录的《“宗教上的天主教”：T.S.艾略特与基督教》，一反以其作品中的宗教主题为重心的传统研究方式，以艾略特日常宗教活动、与教职人员的交往为切入点，将其宗教信仰与人类学、哲学思想相联系，展现了宗教问题研究的全新维度。(15)在作品解读方面，针对艾略特的诗剧，《“思考和感受的准确方式”：艾略特及其诗剧》关注了艾略特诗剧的仪式化特性，并指出其诗剧内在的“双重结构”(New:116-130)。《〈力士斯威尼〉〈空心人〉〈大教堂谋杀案〉中的阿里斯托芬结构》则以新出版的《力士斯威尼》(Sweeney Agonistes，1930)的草稿[即《超级房东》(The Superior Landlord)]为研究基点，结合古希腊戏剧的分析，对该剧人物结构提出了大胆新锐的见解，认为本剧的主人公应该是另一位女性主角多瑞斯(Doris)，而非传统所认定的中心人物斯威尼(Eliot:157-176)。传记研究方面，研究者们将触角伸向被忽视的领域，如《在黑暗的马背上：艾略特同劳埃德银行情报局》将研究重心放在了被学界忽视的艾略特在劳埃德银行的工作经历，作者认为这段与文学完全无关的银行职员生涯实际上催生了《荒原》中的许多重要场景(Eliot:131-156)。 同时，新研究领域也方兴未艾。艾略特书信集的出版为艾略特研究的女性主义批评提供了传记学方面的新佐证，其中收录了大量艾略特关于自己第一段婚姻的描述。这段婚姻一直被视为艾略特女性观的重要生活来源，艾略特曾将自己第一次婚姻中所遭受的痛苦、压抑不遗余力地表现在他的作品中，如《荒原》中的两性矛盾、《家庭团聚》(The Family Reunion，1939)中幻想杀死妻子的丈夫等等。而在女性主义批评兴起之后，研究者们开始质疑由艾略特所主导的男性话语体系，并试着用薇薇安的女性视角来重新审视这段婚姻关系：如1984年迈克·黑斯廷斯(1938-2011)以艾略特与薇薇安为原型创作的戏剧《汤姆和薇薇》(Tom and Viv，1984)，后于1994年改编为电影；2001年卡罗尔·塞蒙-琼斯(1943-2015)创作的薇薇安的传记《涂抹的阴影》(Painted Shadow:The Life of Vivienne Eliot,First Wife of T.S.Eliot,2001)。除了收录艾略特单方面的信件外，新版书信集也同时收录了薇薇安写给自己的精神科医生、友人的数十封信件。在这些信件中，一个无助妻子的形象跃然纸上，薇薇安不仅长期被压抑在丈夫盛名的阴影之下，并且总是被丈夫文化圈子的其他友人所孤立。这些信件的公开，颠覆了艾略特一直以来所塑造的饱受妻子困扰的痛苦丈夫形象。有评论者称，艾略特书信集促使人们重新思考薇薇安“阁楼上的疯女人”的固有观念，使艾略特研究形成新的着力点。(16) 同样，新版剑桥指南也收录了旧版没有涉及的性别研究。该文作者盖尔·麦当娜认为这一新兴研究领域对艾略特研究有重要意义。艾略特的早期诗歌中充斥着性关系的描写和暗喻，特别是两性间难以满足的不安和痛苦。这种肉体与灵魂之间的紧张关系延续至其中晚期的宗教诗歌。对艾略特的性别研究还与宗教研究相交叉，性爱之于艾略特，正如贝雅特丽采之于但丁，都是通往最高智慧的具象表达物。艾略特早期诗歌《圣塞巴斯蒂安的情歌》(“The Love Song of St.Sebastian”,1914)既可以被读作充满肉欲的同性恋诗歌，也可以被读作是肉欲向精神追求转化的基督教诗歌。作者同时还指出了艾略特性别研究已经跳开传统女性主义批评的“战斗意识”，而转向“历史性和多学科交叉”的方向。她援引女性主义学者丽莎·蕾达在《现代性的重新阅读：女性主义批评的新方向》(Rereading Modernism:New Directions in Feminist Criticism,1994)中所声明的态度，认为“反复地证明海明威、福克纳，或者乔伊斯是厌女症者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指出将女性主义的政治性架空于美学意义、历史意识之外是毫无意义的，女性主义批评应成为认识特定历史语境下现代性的手段。(17) 1964年，艾略特受邀为《莎士比亚研究指南》(Companion to Shakespeare Studies，1964)撰稿，他在谈论莎士比亚的当代性时，强调学术批评将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转变，每个时代都将会创造属于自己时代的文学批评。(18)艾略特的论断恰恰能为对其自身研究的当代性作一个脚注。在当今多元化的批评语境下，艾略特研究正面临新一轮的转型，艾略特已经从固有单一的符号化形象中解放出来，他不再只是维护传统文化、宗教信仰的高高在上的现代主义旗手，而成为了“走下神坛”的普通人，有着和其他人一样的性格缺陷，他甚至可能是“暴力的厌女症者”“秘密的同性恋者”或是“反犹的种族主义者”。2012年，他的遗孀瓦莱尔·艾略特——艾略特文学遗产经典化最坚定的捍卫者和守护者——的去世，在某种程度上也象征了艾略特生前留给我们的最后一丝联系的断绝，喻示着属于那个特定时代的辉煌和想象已悄然落幕，而属于我们时代的艾略特研究即将到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