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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辞赋对王朝气势塑造与渲染 王朝气势是统治者对国家气质的认知和塑造。颂美辞赋表现的王朝气势不仅仅是作家个人的感知，它是代表意识形态在发声，是人们印象中的国家权力和治国理念的综合表现。最早用辞赋来表现王朝气势的赋作是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赋》，他夸张渲染上林苑和天子游猎场面，彰显汉武帝时期高度极权政治下雄视天下、凌厉飞动的国家品格。其后，班固的《两都赋》和张衡的《二京赋》通过对照西都与东都的品格差异，使多欲之治与纯用儒术的为政差别更为形象生动。宋代辞赋继承这一传统，在都邑、典礼、山川地理诸赋中，对王朝歌颂的着重点是呈现在一定为政方略指导下的理想化的王朝气势。 北宋时期新学独尊期间出现的两篇表现汴都的赋作和南宋初期傅共描写临安的《南都赋》颇值得注意。周邦彦的《汴都赋》作于神宗年间，在当时似乎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所以他又在宣和年间重新奏上。可以说，这篇赋与徽宗时期社会文化对国家气质和品格的想象深相契合，因此才会享受到这份迟到的青睐。李长民的《广汴都赋》是基于当时徽宗大兴土木增饰汴京，是对周邦彦赋后都城出现的新面貌的补充描写。 《汴都赋》的总体结构是按照方位来描写汴京的形制，其对班固《两都赋》和张衡《二京赋》的互文性观照相当明显。比如班固这样表现长安的人来人往摩肩接踵：“内则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阗城溢郭，傍流百廛，红尘四合，烟云相连。”这种拥挤场面的展示显然是一种艺术夸张，无非是为了显示长安令人难忘的繁华景象，周邦彦则针锋相对地写道：“城中则有东西之阡，南北之陌，其衢四达，其涂九轨。车不理轚互，人不争险易，剧骖崇期，荡夷如砥。雨毕而除，粪夷茀秽。行者不驰而安步，遗者恶拾而恣弃。跨虹梁以除病涉，列佳木以安怵惕。殊异羊肠之诘曲，或踠蹏而折轊。”宋都汴梁的壮丽不减大汉的长安，可是人流车流井然有序，与长安拥挤不堪对比明显。我们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这是周邦彦对班固赋的误读，而是他有意识地在和班固、张衡赋的比较中突显宋都的繁荣和秩序感。班固在对西都长安的描写中还强调了商业的畸形繁荣所导致的对国家秩序的破坏：“于是既庶且富，娱乐无疆，都人士女，殊异乎五方，游士拟于公侯，列肆侈于姬、姜。乡曲豪俊，游侠之雄，节慕原、尝，名亚春、陵，连交合众，骋骛乎其中。”这段话有两层意思，一是说商业的发达导致处于社会底层的商人具有拟于公卿大夫的富贵；二是说社会财富的下移滋生出一个撼摇国家权威的游食阶层，张衡《西京赋》的相应描写似乎是对这段话的阐释。传统中国重农抑商，班固、张衡赋展示的就是背离儒家治国之道，本末倒置，以及由此导致的对社会秩序的破坏和对朝廷权威的撼动。周邦彦显然读懂了班固们的用意，他在描写汴梁的商业繁荣时，没有忘记强调商人对社会秩序的恪守和国家对贫富悬殊的防范：“顾中国之阛阓，丛赀币而为市，议轻重以奠贾，正行列而平肆。竭五都之瑰富，备九州之货贿，何朝满而夕除，葢趋赢而去匮。萃驵侩于五均，扰贩夫于百隧，次先后而置叙，迁有无而化滞。抑强贾之乗时，摧素封之专利，售无诡物，陈无窳器。欲商贾之阜通，乃有廛而不税，销卓、郑、猗陶之殖货，禁乗坚策肥之拟贵。道无游食以无为，矧敢婆娑而为戏。”汴梁的商业是有序的，是置于国家计划和管理之内的，繁荣的大宋是一个大政府小社会的国度，一切都在朝廷的掌控之中。当然，周邦彦理解的汴梁和国家的形象也不同于《东都赋》和《东京赋》那样的纯用儒术、人人恪守秩序的内敛型气质，而是既具有大汉气概又具有王道之治气质的形象，是对西都和东都的兼收并蓄，兼而有之，这是对新学治国理念的形象化图解，王安石变法追求的就是富国强兵和礼法治国，既要繁荣经济又要国家掌控。因此，商业的繁荣被赋予了国家强盛的含义，而不是传统儒家理解的政通人和、风俗淳厚。对于汴梁的商业，周邦彦的描写可谓泼墨如云，不惟一般意义的商品，而是天下所有精美罕见之物，皆荟萃于阙下：“至于羌、氐、僰、翟，儋耳、雕脚，兽居鸟语之国，皆望日而趋，累载而至，怀名琛，拽驯兽，以致于阙下者。旁午乃有帛氎罽奭毛，兰干细布，水精琉璃，轲虫蚌珠，宝鉴洞胆，神犀照浦。《山经》所不记，《齐谐》所不睹者，如粪如壤，軨积乎内府。或致白雉于越裳，或得巨獒于西旅，非威灵之遐畅，孰能出瑰竒于深阻。盖徼外能率夹种来以修好，则中土当有圣人出而宁宇。”这不是普通的商业展示，而是仁风所向、万国来朝的场面，是仁政理想的全面实现，是战胜于朝廷的图景展现。传统的儒家对武力征伐持克制态度，班固和张衡对长安的描写都突出展现不仁不义的放肆杀伐，新学和新党人物主张富国强兵，对武力是相当重视的，因此，周邦彦反班固们之意，描写了国家军事的强大：“若夫连营百将，带甲万伍，控弦贯石，动以千数。……材能蹶张，力能挟辀，投石超距，索铁伸钩，水执鼋鼍，陆拘罴貅。异党之寇，大邦之雠，电鸷雷击，莫不系累而为囚。于是训以鹳鹅鱼丽之形，格敌击刺之法，剖微中虱，贯牢彻札，挥铊掷鏼，举无虚发。”国家兵强马壮，慑寇服远，所向披靡，因此，战胜于朝廷的理想被军事威慑取代了：“兵甲士徒之须，好赐匪颁之用，庙郊社稷，百神之祀，天子奉养，群臣稍廪之费，以至五谷六牲，鱼鳖鸟兽，阖国门而取足。甲不解累，刃不离韣。秉越匈奴而单于奔幕，抗旌西僰而冉駹蚁伏；南夷散徒党而入质，朝鲜畏菹醢而修睦。解编发而顶文弁，削左衽而曳华服。逆节踯躅而取祸者，折简呼之而就戮”。国富兵强，蛮夷畏惧而称臣，犯大宋天威者，虽远必诛，这是在赤裸裸地宣扬霸权之道，甚至是认可野蛮的军事征服。新学的治国理念出入王霸之道，其影响下的王朝气势正如周邦彦的这篇赋展示的，具有允文允武、厚重儒雅、沉稳有力、雄浑飞动的气概。徽宗朝，前无古人的光荣感进一步发展，周邦彦得以重进此赋，他在《重进汴都赋表》中重申了新党执政带来的光荣和辉煌：“窃惟汉晋以来，才士辈出，咸有颂述，为国光华。两京天临，三国鼎峙，奇伟之作，行于无穷。恭惟神宗皇帝盛德大业，卓高古初，积害悉平，百废再举。朝廷郊庙，罔不崇饰；仓廪府库，罔不充牣；经术学校，罔不兴作；礼乐制度，罔不厘正；攘狄斥地，罔不流行；理财禁非，动协成算。以至鬼神怀，鸟兽若。缙绅之所诵习，载籍之所编记，三五以降，莫之与京。未闻承学之臣有所歌咏，于今无传，视古为愧。”[18]大宋从开国以来憧憬的强国之梦终于实现了，新法的种种举措给国家带来了新气象，徽宗的自我作古的制礼作乐之举更使大宋富丽堂皇，庄严神圣。王朝的这种气质在同时代的张鼎丞《邺都赋》、王观《扬州赋》、王仲旉《南都赋》等山川地理赋中均有体现。 李长民的《广汴都赋》作于徽宗神化国家兴味正浓、丰亨豫大的国策得到充分贯彻之时。这篇赋所描绘的王朝气势较之周邦彦赋更强调其神圣性和所向披靡、自由挥洒的任性气质，因为此时的王朝拥有一个从神霄上界降临人间的皇帝，这是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无法比拟的。李长民对徽宗增饰汴都是这样理解的：“当国家之闲暇，肆乘时而增葺，遂跨三都，越两京，儗二周而抗衡。数其南，则神霄之府，上膺南极。伟殊祥之创见，恍微妙之难测。岁在丁酉，大阐真机，用端命于上帝，而彰信于群黎。爰设定命之符，妙以虫鱼之篆。继干元之用九，参八宝而垂范。乃严像设，只奉兹宫。俨一殿以居上，总诸天而位中。灵妃上嫔列于西，仙伯天辅列于东。谔谔群卿，峨冠景从。”国家太平无事，一种神秘的、神圣的力量在支配着王朝，主圣臣贤，祥瑞遍地，对帝都的修饰处处焕发着迷人的、非人间的光彩，班固们担忧的本末倒置，周邦彦渲染的士农工商的秩序感，此时统统不是问题，没有担忧的必要：“阅夫阛[19]阓，则九市之富，百廛之雄，越商海贾，朝盈夕充。乃有犀象贝玉之珍，刀布泉货之通，冠裳衣履之巧，鱼盐果蓏之丰。贸迁化居，射利无穷。览夫康衢，则四通五达，连骑方轨，青槐夏荫，红尘昼土起。乃有天姬之馆，后戚之里，公卿大臣之府，王侯将相之第。扶宫夹道，若北辰之藩卫。”同样是商业描写，李长民感受到的除了激动人心的繁华、奢华，没有丝毫士大夫式的担忧，大宋进入了人们向往已久的极乐国度，一切的忧愁、苦难都消失了，天下苍生脱离了尘世的苦海，获得了彻底的解放和自由，于是，商业的繁荣和极尽所能的享乐被连接在了一起：“太平既久，民俗熙熙。观夫仙倡效技，侲童逞材，或寻橦走索，戏豹舞罴，则观者为之目炫；或铿金击石，吹竹弹丝，则听者为之意迷。亦有蜀中清醥，洛下黄醅，葡萄泛觞，竹叶倾罍，羌既醉而饱德，谓‘帝力何有于我哉’。”普天之下、率土之滨，都沐浴在祥和的光彩中，人们甚至忘记了这一切美好的根源所在，神圣的皇帝所赐予的浩荡恩德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这样的国度，武力征伐是多余的：“故得朝廷清明，纪纲振举，威武纷纭，声教布濩。北渐鸭绿，南洎铜柱。深极沙漠，远逾羌虏。陆詟水怀，奔走来慕。雕题、交趾、左袵、辫髪之俗，愿袭于华风；金革、玉璞、犀珠、象齿之贡，愿献于御府。”国家的神圣感染了周边，边鄙之人，纷纷望风向化，此所谓战胜于朝廷也。李长民所处的时代，国家在丰亨豫大政策的指引下，在缔造一个人间天国，一个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神圣美好的、曼妙而无敌的天堂，这一切的核心，就是徽宗和襄助他的新党人物如蔡京等，赋的结尾，作者为他们献上了庄严的颂歌：“穆穆大君，天所子兮。粤自丛霄，履帝位兮。体道用神，妙莫名兮。立政造事，亶有成兮。金鼎奠邦，神奸詟兮。玉镇定命，垂奕叶兮。天地并应，符瑞着兮。膺图合牒，千百祀兮。坐以受之，开明堂兮。三灵悦豫，颂声兴兮。元臣硕辅，侍帝旁兮。相与弼亮，守太平兮。运丁壬辰，化道行兮。”亦人亦神，亦人间亦天堂，雍容华贵，神秘莫测，金声玉振，文质彬彬，这就是李长民要表现的王朝气势。令人感慨的是，在这个神的国度，邢居实的《秋风三叠》、李纲的《秋风辞》、晁补之的《江头秋风辞》、毛滂的《拟秋兴赋》、郑刚中的《秋雨》等等，却在不和谐地吟诵着沉郁悲怆的歌调，在一派溢彩流光的氛围中，金人渡河，二圣入北，王朝大厦颓然倾覆。 南宋在绍兴和议之后，高宗在具有新学背景的权相秦桧的帮助下，努力使风雨飘摇的小朝廷焕发出一些“国家”的气象。他们憧憬的是树立其顺天应人的合法性，并且具有一些列国朝贡的气派，他们向往和平，希望来自北方的强敌压迫能够减轻或者解除。他们对国家的想象简单而质朴，新党从前的那种发扬蹈厉的气概荡然无存。傅共的《南都赋》创作于这个憧憬宁静和平之梦的时期，也很准确地诠释了王朝的国家之梦[20]。在赋中，高宗被描绘成一个振衰起弊的大英雄，他应时而出，是国家民族的救星，没有开化的江南不仅被异端思想所主宰，而且风俗简陋堕落，是高宗的降临才改变了这一切，他君临江南的理由在于拯救苍生，解放可怜的灵魂，因而受到百姓的拥戴：“吴侬伧父，徭氓蜑户，如驹犊从，如婴儿慕。填郛溢郭，如饥待哺。如舜膻行，而民风鹜。”靖康之耻就这样被遮蔽掉了，由流亡者一变而为拯救者、解放者，高宗这一转身着实令人错愕，可谓华丽之极，精彩之极。与他的光辉形象互相辉映的，则是秦桧：“堂堂元老，天子之师。弥纶其缺，辅相其宜。虎节阴符，张弛随时。斟六韬于帷幄，胜百里之熊罴。端绅笏而不动，安社稷于无期。”国家太平的取得，除了皇帝的聪明英发、教化苍生、恩泽遍施外，还有丞相的旰衣宵食、殚精竭虑、鞠躬尽瘁，君臣二人，构成了缔造国家的元勋群像。像完整意义的王朝一样，这个朝廷也荟萃了四方之珍物，对天下拥有绝对的主权：“四方贡异，则有桂蠹范卯，玉簟琼支，乌孙之柿，大谷之梨，千年之枸杞，万载之肉芝，会稽之竹箭，吴江之莼丝，江瑶之柱，海鲨之鬐。登乎鼎俎，竞荐新之斗奇。黜驼峰于熊掌，鄙铎俗之貔狸。萍实如斗，莲耦若船。巴邛之橘，固蒂巢仙，如瓜之枣，辟谷引年。龙眼鸭脚，湖目鸡头。”这段对临安商业繁荣的描写被涂抹上拥有四方的象征意义。而且，这个朝廷也拥有完整的朝贡体系：“马乳来于西域，人面贡于南州。杨梅卢橘，乃果中之俗物；方红陈紫，实荔枝之无俦。剨象率舞，生犀可羁。猩猩之笑，狒狒之啼。秦之吉了，陇之鹦鹉，黑衣之郎，雪衣之女。孔雀之文，翠禽之羽，或能言而诵诗，或闻声而起舞。飞走之奇，伙不可数。朝献于上苑，夕贡于玉津。藏之于内府，守之于虞人。以供燕闲之玩好，而备赐于臣邻。”域外商品汇集南都，被理解为四方所献贡物，其大国之梦是何等迫切。但是，那个让赵构们噩梦连连的北方呢，作者这样写道：“我观其北，则龙舟之耀，析木之精。上腾魁杓，前列勾陈。帝居象焉，端如北辰。搀抢敛锐，荧惑销嗔。旄头先驱，风伯清尘。既偃武而修文，益亲仁而善邻。交驰乎玉帛之使，无爱乎南北之民。”面对北方，作者收起了中央大国的虚幻派头，主张要和北方睦邻，看来，在高宗们眼中，北方才是和他们地位对等的“国家”，其他地方，因为不能对他构成威胁，被视为藩属而已。 在典礼赋中，两宋之际王朝气势的转变也有明晰的印记。如刘弇的《元符南郊大礼赋》写得极其雍容典雅，为了突出国家的气质，作者大量堆砌生僻字，以至于时人都难以卒读；王洋作于南宋初期的《拟进南郊大礼庆成赋》气魄则小得多，他只是简单铺叙典礼的过程。 在两宋之际的新学独尊期间，其意识形态中的王朝气势由沉着弘毅向内收敛，由神圣而稳健转向平易而朴实，这种转变，有国家局势的原因，更有政治学术的原因。王霸参用的新学和新党，在南宋初期，其果敢刚毅的锐气消失殆尽，重视权变的为政风格大行其道，其所憧憬的王朝气势自然也随之发生变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