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面对爱情的时候，科学和科学家们一样，往往呈现出一种相似的笨拙。作为一种知识系统，科学实际上内在地蕴含着一种“去人化”的倾向。这种倾向最初体现在语言层面，在17世纪欧洲的诸多“科学院”当中，甚至成了一种衡量科学结论是否“足够科学”的基本判断标准。这当然可以理解，牛顿的三定律应当是“普适”的，它的成立与否，绝对不以现实世界中牛顿（或者其他人类，甚至整个人类文明）的信仰、生死和性别为转移。 那么“爱情”这样一种特别关乎人类经验的东西，就深刻地逼迫科学知识系统呈现出它的局限性了。包括爱情在内，诸多情感的表达、艺术的呈现、伦理的探讨，已经在漫长的人类文明演化历史当中形成了极为庞杂丰富的话语资源和理论脉络。而这一真实的历史，往往与科学家是相互隔绝的。统摄性的科学话语系统往往垄断了科学家们有限的注意力资源，跨越时空、成为永恒真理的“知识”则进一步营造出一种“去历史化”的幻象——尤其是当科学史、学科史几乎都在当下的科学教育系统当中处于边缘的时候，科学家们在处理真理之外的诸多其他事务时，往往不得不求助于直觉。 我们在这里遇见的，实际上是现代科技环境当中的“高贵的野蛮人”。一方面，现代的科技社会是他们置身其中的丛林；来自教育机构的、抹去了探索和实践当中的种种谬误，试图成为永恒真理的“科学”是他们的信仰；时常对一切不能用以促进生产或在科学范式之下发现“真理”的活动嗤之以鼻，则是他们的共同特征。但是他们仍然保有一种孩童式的伦理观和想象力，对于技术化的世界，以及世界当中的技术产品拥有浅薄却丰富的直觉、情感和审美能力。其丰富，来自个体的认知和联想能力；其浅薄，则是因为与此前人类文明史，包括他们信仰的演进史的失联。 “爱情”如何在这样的人群、这样的世界观面前寻找自己的位置呢？人类是有限的，个体的经验是模糊和难以把握的，这些正是科学所试图摆脱和超越的局限。而科幻则逼迫科学知识重新把自己定位成一种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重新唤回现实的、个体的、经验的、模糊的意义空间。这两种话语系统，哪一个才更加“真实”呢？这种冲撞在科幻当中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我们可以见到，科幻作品乐意去刻画科学还原论对爱情的解构，以某种生理层面的应激反应，来消解这个贯穿于人类文学的永恒命题；我们可以看到对两个个体的高度抽象，血肉丰富、情感充盈的灵魂被抽绎成变量，共同容纳进宏大的意义框架之中。 这便是科幻中爱情的困窘之处，你可以想象它，甚至在想象中体验它，你却始终不能得到它。爱情当然是科幻作品当中最令人着迷的书写对象之一，但读者却仍旧不得不在科幻的认知话语与爱情的现实存在当中作出抉择。要么是凡尔纳《八十天环游地球》那种与写作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简直就只是现实当中爱情模板投射的糟糕存在；要么就是厄休拉·勒奎恩《黑暗的左手》那种强而有力的思想实验，却又嫌走得太远，哲理性的探讨和技术奇观远远压倒了对爱情本身的体验；而当我们终于遇见杰弗里·兰迪斯《狄拉克海上的涟漪》，爱情又显得过于热烈而哀婉，科幻则在不知不觉当中被降格成了某种与现实隔绝的话语策略和幻想工具。 这就是科学与科幻常常共同面对的困境。知识所揭示的世界图景越清晰，人类的情感体验反而显得越局促。作品的爱情越是夺人心魄，反过来就越显出现实之中爱情的缺憾。问题在于，这些当然是发生在虚构世界里的爱情，难道我们就不能从中寻找到真实了吗？ （作者：姜振宇，系北京师范大学科幻专业博士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