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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批评实践：分析与判断的对立 形式主义各派有着丰富的文学批评实践并取得了不俗的实绩，但就其主导性倾向来看，它们是分析的批评，即重视对文学作品形式要素及其内在结构的解释、描述而相对轻视对文学作品作出价值判断⑥，其极端者甚至提出将判断与分析严格区分开，以求得文学批评的“科学性”或“客观性”。 客观地看，形式主义的这种批评理念，主要是针对那些视批评为印象或自我感觉的记录的20世纪唯美主义和印象主义批评者，如王尔德、阿纳托尔·法郎士、勒美脱尔、瓦尔特·佩特等人。这些人大多将批评视为试图用文字描述特定的作品或段落的能被感觉到的品质，或者表达批评家从作品中直接得到的反应(或印象)。出于对这些传统批评观念的反拨，形式主义者普遍将文学批评的性质定性为一种描述性或解释性活动，即“批评家不是绘声绘色于作品给自己的感受，而是要着重分析作品的特色及其取得艺术感染力的创作技巧”[21]7。克林思·布鲁克斯的《形式主义批评家》、威廉·K·维姆萨特的《具体普遍性》、I·A·瑞恰兹的《文学批评原理》、罗兰·巴尔特的《什么是批评》、茨维坦·托多洛夫的《批评的批评》以及韦勒克的《近年来文学批评中的科学、伪科学和直觉》等论著大都秉持这种观念，极力主张或标榜批评的客观性或科学性，反对对文学作品作出主体的价值判断尤其是作出政治的、道德的、意识形态性的价值判断并主张在这二者之间严格划界。比如，艾亨鲍姆就曾主张将“仍然在有气无力地运用美学、心理学和历史学的古老原则”的文艺学“从古老而破旧的传统中解放出来，并迫使它重新检验所有的基本概念和体系”。[22]美国学者M·H·艾布拉姆斯曾对新批评的批评理念的一些共同点作了如下总结：1)必须将诗看做是独立自足的物体；2)批评手法是解说或“字义分析”；3)原理基本上都是有关言辞语序方面的；4)易于辨认的文类并不重要。[21]211-212这些总结很好地说明了新批评的总体批评倾向。 从新批评派对“意图谬见”和“感受谬见”的猛烈抨击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新批评推崇的是一种“客观主义批评”，即“通过近似地描述诗歌，或是重述它们的多重意义，以帮助读者得到一个对待诗歌本身的直觉的、完全的了解，从而知道什么是好诗，如何将它们与坏诗区分”的一种批评。[23]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艾伦·退特则把那些“为事业而写的政治诗，为家乡而写的风景诗，为教区而写的说教诗，甚至为寻求宽心和安宁而写的一般化的个人诗”统统排除在真正的诗之外[24]，因为它们充满了个人的主观感情色彩。在他看来，“意图谬见”在诗歌创作中，如同在批评理论中一样都是谬误。对于结构主义文学批评而言，这种对科学化、客观性的追求就显得尤为突出：“结构主义反对‘模仿式文学批评’(把文学主要当作是摹仿现实的观点)、‘表现式批评’(把文学主要当作是表达作者的感情或个性的观点)和其它任何把文学看作是作者和读者之间相互沟通的一种表现方式的观点”，其批评的重心是在阅读活动上，而“阅读活动是靠利用必要的语言惯例和准则，来产生文学涵义的”。[21]350-351这样的批评理念在其他的形式主义者那里也可以看到，比如诺思洛普·弗莱在《顽强的结构》中反复强调，批评家在对文学作品作出解释的时候，他讲的是诗人，而在对作品作出评价的时候，他讲的则是自己，这二者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异。杜威·佛克马也认为，想要建立科学的客观的、“可证伪”的文学批评，就要“努力区分文学的事实与文学的价值”[25]1，“文学研究的科学化就意味着必须分清评价与解释”[25]8。总的来说，形式主义把科学化的客观化的描述或分析视为文学研究或“一般诗学”的任务和“主导原则”。 那么，形式主义文学批评所推崇与强调的这种客观化、科学化的描述或分析的主要对象又是什么呢？就是形式—文学手法、作品的内在结构或形式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等。这样的批评理念在形式主义者那里可以说是俯拾即是。比如新批评家威廉·燕卜荪认为，文学描述或分析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展示诗的效果的活动方式”，在他看来，“一行诗给人以愉悦的原因……正同其他事物的原因一样，是可以通过理性加以分析的”。⑦在雷纳·韦勒克眼里，所谓文学批评“就是任何有能力的鉴赏者对结构性地呈现于诗中的审美价值的性质及其关系的经验和认识”[26]250。在结构主义的文学批评实践中，作品结构分析是文学科学化的最重要的表征，叙事作品往往被视为内在的、不受任何外部规定性制约的独立自足的封闭体系，作品之外的任何带有主观色彩的因素如历史、社会条件、作者生平等必须被排除在对文本的解释、分析或描述之外。在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到五六十年代的形式主义文论的发展历程中，不难看出，虽然批评方法各异、侧重点或出发点也有不同，但它们之间的差异“正像一个源自车轮轴心的轮辐，把它们辏合到一起的是一个共同的毫无争议的设想：即批评是针对一种客观的文本，并以这个客观的文本来衡量的评论”⑧。 形式主义文学批评将批评性质的主观性与客观性以及批评方式上的客观描述与价值判断对立起来，从其实质来看，是将文艺“是什么”(即从“事实认知”的角度来理解文艺问题)与文艺“应该如何”(即从“价值认知”的角度来理解文艺问题)这两个问题割裂了开来，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事实上，文学的本质、效用以及对之的评价从来都是而且必然是密切地互相关联的，因为，“当我们对某一文学作品采取批评的态度时，我们不仅要对它进行描述并使读者理解它，同时，我们还要以明确的或隐晦的方式对它进行判断，同时也难以避免要发表有关它的价值的意见”[27]85-86。换言之，任何割裂对文艺的“事实认知”与“价值认知”的内在关联的做法只会损害文艺本身的丰富性与整体性价值。解释学文论也清楚地认识到了形式主义批评的这一谬误，如赫什就明确指出：“描述和评价在文学研究中是不可分割的。如果我们严肃认真地对待文学，那么要想严格排除对文学作品价值的评判当然是徒劳无益的”[28]。就连新批评的重要代表人物韦勒克也不得不承认，价值的评价在批评中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在标准与价值之外，任何结构都不存在。不谈价值，我们就不能理解并分析任何艺术品。能够认识某种结构为‘艺术品’，就意味着对一种价值的判断”[26]164。 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因缺乏逻辑自洽性，形式主义的这些批评理念在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中遭遇到了一系列无法解决的问题。比如，形式主义批评家痛恶的所谓意识形态幻觉能否在纯粹的语言形式及其内在结构的分析中得到完全的清除？如何处理因忙于语言形式结构的抽取而导致丰富、微妙和复杂的情感世界或人文经验的流失这一难题？如何解决前述特雷·伊格尔顿所说的“为了更好地阐明我们对于世界的意识，却把物质世界关在门外”这一悖论？文学批评的论域是否会因为纯粹的形式结构或功能之分析而被窄化？总之，形式主义文学批评的这种把艺术形式看成绝对独立、把完美的形式或形式的完美本身看做目的并将自己从现实中抽离出来的做法，是从根本上否认了文学的意识形态特质，他们并没有从哲学根源认识到，符号不仅仅作为现实的一部分存在着，事实上它们也“反映和折射着另外一个现实。……哪里有符号，哪里就有意识形态。符号的意义属于整个意识形态”[29]。实际上，符号的能指形式本身也是意识形态性的，按照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理解，能指形式或符号系统本身就是生产方式的痕迹或预示，意识形态会以不同的方式浸透在各种文本形式中并决定着该文本的编码方式。ideology of form(“意识形态素”)这一术语本身就宣告了形式主义文学批评的这种基于形式结构分析的封闭的阐释系统将最终被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所超越，因为意识形态或政治无意识是文学或文学批评不可逾越的地平线，政治阐释是“一切阅读和一切阐释的绝对视域”[30]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