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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于1946年的《一个传奇的本事》中，沈从文曾预见表侄黄永玉——一位“年纪轻轻的木刻艺术家”——的生命轨迹与自己的相似性：因为有机会接触更广阔的天地，他们或许得以游离于闭塞乡土上“近乎周期性的悲剧宿命”，但“出于地方性的热情和幻念，却正犹十分旺盛，因之结合成种种少安定性的发展”，最后似乎仍不免在漂泊动荡中“接受同一悲剧性结局”。 从黄永玉的文字和自刻像中，沈从文更是看到了这个“更新的年轻的衍化物”身上“由强执、自信、有意的阻隔及永远的天真”共同做成的一种“无可避免悲剧性的将来”。彼时的黄永玉虽年少，却已习惯了漂泊无定的生活，带着对艺术“强执”而“天真”的理想，为生计辗转奔波的他也许还来不及仔细体味沈从文这篇文章中有关他、他的家族和故土乃至整个国家命运的种种思考，但或许也有几分戚戚之感，这位少年在上海马路上就着街灯读完了这篇文章，眼泪打湿了报纸。路过的人中，“谁也不知道这哭着的孩子正读着他自己的故事”。 故事中的“人物”就是现实中那个曾泪流满面的“读者”，也是三十余年后提笔记述自己与表叔过往经历的“作者”。在历史风云变幻的当口，个体面临着太多的危机与可能，命运一事，又有谁能提前觉知呢？然而，尽管这篇长文对黄永玉其人着墨并不多，想必读者也会对沈从文这般“悲剧性”的预言印象深刻，进而追问这位沈从文笔下从湘西走出来的“新生代”文艺青年究竟画出了怎样的人生轨迹。阅读黄永玉作品《太阳下的风景——沈从文与我》（以下简称《太阳下的风景》）或许能让我们找到答案。 《太阳下的风景》收录了黄永玉作于上世纪50-80年代的经典随笔。人过中年后，黄永玉的艺术素养逐渐深厚，人生阅历也更为丰富。同时，在时代风云下，他个人的生命轨迹也与更多条轨道发生着奇妙的交织，共同绘成了一代“文艺工作者”、一代人的生活图景，为我们展示了那些可爱、可哀、可笑、可叹的苍茫岁月。 书中收录的大部分作品都有着“写人”的主题。其中，有萍水相逢的过客，如黄山偶遇的痴情画家、长江同船的可爱女子、苏州司徒庙的清奇长老，这些因缘际会有如生命中突然出现的光亮，已然遥不可追，唯有默默祝愿。而更多的文章则在追忆作者自己的艺术挚友、同道中人。在多个语调、诸种情感色彩的点染间，何海霞、廖冰兄、黄新波、野夫、刘焕章、黄苗子、聂绀弩这些文艺界的名流巨子们的形象状态、生活样貌、围绕他们的种种人和事也都变得鲜活丰富，个中似乎都隐藏着生活百味，藏着作为“两足无毛动物”的“人”复杂的光辉和晦暗、坚硬与柔软。更包含着黄永玉在历经坎坷后对共患难的友人们、对自己的安慰与期待。 也因此，这类文章的基调与其说温馨，不如说更充盈着许多沧桑慨叹。在《米修士，你在哪里呀！》一文中，黄永玉认为好友廖冰兄并没有充分发掘自身的艺术潜能：“连他自己也不重视自己生活中的闪电和礼花”。这位相貌平平、生活拮据而为人慷慨热情的好友在漫画创作上别具一格，新鲜而犀利的譬喻往往令黄永玉捧腹，然而他的“雅兴”却还在作曲上。对此，黄永玉认为他的自我估计实在过高，每每听到他“333”式的单调声音，黄永玉都感慨：“鸭子要成为作曲家，恐怕比他容易得多。”在黄永玉看来，廖冰兄真正的天赋还在诗画方面——他应该画出更“大”的作品，也应该写诗，尽管“冰兄一点也不自觉，仿佛他根本不是一个诗人似的”。然而，这位好友晚年并没有作诗，甚至“再也没有画出什么来”，只是“耳朵越聋，嗓子越响，脾气也越来越怪”。艺术的“闪电”和“礼花”终于没有在他的生活中绽放出更多光彩，连一点微弱的荧光似乎都随着岁月的推移闪烁得渺茫而不为人所见了，文章因此结束在一连串怆然的呼唤与感叹中： 冰兄啊！你根本没有发掘自己！ 你知道你是谁吗？ “米修士，你在哪里呀！”（笔者注：“米修士”即盗取火种的普罗米修斯） 在黄永玉的表述中，廖冰兄这样的艺术家“发掘”自己的方向和程度似乎并不由自己把握，正如他在文中所说，“人，并非自己塑造自己”，“奇怪的性格产生于奇怪的遭遇”。黄永玉更钟情的是记述他的亲友故交们在看似仓皇或黯淡的时日里坚守工作、发现美的种种细节：刘焕章所在的农场有两年不准搞艺术创作，于是大家纷纷开始做马扎，并花样百出地对这种颇为实用的“手工艺品”进行创作改进。而刘焕章居然利用横断树面做成了“一具小小的旋转椅”；经济极为困难的时候，聂绀弩给黄永玉的一双儿女带去一点他们渴望已久的糖饼，赋诗一首：“安得糖饼千万斤，与我黄家兄妹分……”沈从文在咸宁多雨泥泞遍地时写信给表侄：“……这儿荷花真好，你若来……”生活流转如水，自有它的残忍与可爱，而能凭一己之力让自己和身边人感受到生命的美善与乐趣，大约就是“艺术家”最为可贵的特质吧！ 除去怀人之作，书中还收录了不少黄永玉讲论艺术之道的文章。其中如《艺术的空间功能》这样的文字晰理绵密、逻辑严谨，已类似于学术论文，却并不枯燥生涩。归根结底，黄永玉的“艺术”是与“生活”、与社会的人情世故、个体的喜怒哀乐密不可分的。正因如此，书中收录的黄永玉的木刻作品和照片等图像资料也就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艺术与生活在黄永玉这里如何交融、呼应，共同组成了一个生意盎然的世界。如第33页的插图《森林小学幼儿班》（木刻）展现了黄永玉所在林场伐木工人们的孩子读书的场景。木刻，顾名思义，最基本的原料自然是木头，而这画上的什物——林场小屋、桌椅板凳也无不用木头做成。在森林这片自然空间内，人的生活、人的艺术创作都与自然如此亲近依偎。第64页的插图是黄永玉与好友黄苗子在“万荷堂”画室的照片，照片上黄永玉盘腿坐在桌上，叼着烟卷静看黄苗子作画，其神情样貌几乎可用“憨态可掬”来形容。结合他的文章对自己与黄苗子“患难之交”的描写，或许更能理解两位老人在心灵上的息息相通之处。 书名《太阳下的风景》其实暗含着黄永玉的人生信念——“为了太阳，我才来到这个世界”。那么“太阳”究竟是什么呢？是艺术、友情、爱、美、快乐或是希望？或许，每位读者心中都会有不同的答案。正如他在书中收录的同名文章《太阳下的风景——沈从文与我》中所言，“在太具体、太现实的‘考验’面前，往往我们的生活变得非常抽象，只靠一点点脆弱的信念活下去，既富于哲理，也极端蒙昧。”这“太阳”，这支撑生命在波折坎坷中前行的最恒久的光亮，或许注定是“抽象”而不可言传的。但无论如何，这些寻找着“太阳”、创造着“太阳”，也将自己变成“太阳”的人，都是我们身边最温暖可爱的灵魂。阅读他们，也是人生至乐之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