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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像村上春树一样面临“高墙和鸡蛋”的问题，米亚·科托必定是选择鸡蛋的那个人。莫桑比克作家的这一身份，是他向全世界的昭告。作为出生在莫桑比克的葡萄牙后裔，米亚·科托求学时期便是一位坚定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和坚定的反殖民主义者，坚定支持莫桑比克脱离葡萄牙的殖民统治，并决意在这片非洲土地独立后继续扎根于此，承载着将非洲文化通过写作向全世界传递的责任。 对国内读者而言，2018年之前，米亚·科托是一个较陌生的名字。如今，借由中信大方引进出版的《梦游之地》《耶路撒冷》《母狮的忏悔》三部长篇小说，越来越多的读者得以倾听这个当代葡语文学中重要的声音。当一个人的写作被贴着浓重的政治意味标签时，许多人会想象一种严肃、凝重的书写，其实翻开他的小说，你感受到的只有清晰、诗意的故事讲述。即使在许多评论者把他定义为“魔幻现实主义”作家时，他的故事从来没有离开过非洲大地上真切发生着的事件，只是因为当传统遭遇现代、当弱势文化被强权肆意涂抹时，一切都显得如此魔幻。 作为一位欧洲裔的非洲人、一位写小说的生物学家、一位口语社会中的书写者，米亚·科托坦诚自己的内心有很多的断裂区域，但正是对这些裂隙的审视和探究，使他的写作拥有了与众不同的视角和力量。他也曾走过很多弯路。在译者闵雪飞眼中，自1986年以来，米亚·科托的文学创作从僭越语言的边界转向了圆融纯熟的叙事探索，从民族身份建构的象征表达转入了对历史的深入钩沉。和许多作家一样，他试图深入人类共同的生存困境，将目光投向时间这个既有限也无垠的主题：“人类从未像当代这般生活富足。我们也从未如此强烈地感受到，现在的时间并不属于我们。我们全都生活在一种当下之中，而这种当下过多地被它自身占据。这是一种不允许我们在场的现在。” 在这个全球化的村庄中，喧哗者更加喧哗，失语者继续失语，这也许就是米亚·科托所谓“不允许我们在场的现在”，也是他生命中所不能承受之轻。他曾有个比喻：我们的存在就像卡拉OK的场景般展开，在其中模仿着他人的歌曲与唱词。在这个始终在表演的村庄里，完全听不到独属于我们的声音。这不仅因为别人不肯聆听我们，更因为我们已经丢掉了自己的声音。而他所有的书写，都是为了重新捡起这种声音，站到开阔之地对着所有人歌唱，“在这里，没有孤独也没有同情”。 “语言存在，构成了更为辽阔的文化宇宙。有人为了保卫濒死的语言而斗争。这种斗争功德无量，不禁让人想起我们生物学家挽救濒危动植物的行为。但是，倘若其扎根的文化能保持活力，语言便可以被拯救。一如物种，唯有在其栖息地与自然进程得以保护的情况下，才能够拯救。” ——米亚·科托 记者：14岁时，你就选择用诗歌来描述这个世界。对当时的和如今的你来说，诗歌的意义在时间中似乎发生了嬗变。 米亚·科托：14岁时，我以为我可以用一首诗描述整个世界。而现在，我知道这世界的多元性，也知道了没有一个诗人敢于理解这样的无穷的多元性。诗人想要理解自己，并使用诗歌来更好地理解他与其他部分的关系。 记者：在大学时期学医时，你亲历了莫桑比克从殖民地到独立成为国家的过程，这是否对你形成了文学思考上的重大影响？你有很多小说作品是以这段时期为背景的。 米亚·科托：我17岁时参加了独立战争。在今天看来，对我当时的决定可以这样理解：那时或许有一点天真，认为一个新的政体可以立即为所有人带来幸福。但在这个年少的决定里有一些我想保护的东西，一种献身的精神，一种服务于一项慷慨的事业的愿望。这种想成为简单和谦虚的人的愿望对我的写作大有助益。我知道我是由那些让我的生活与不同种族和文化的人们创造的纽带组成的。 记者：对世人来说，大部分非洲国家仍处在积贫积弱的状态中，也有研究者认为，如果说今日世界还有哪种文学是孕育在灾难和希望之中，那一定是非洲文学，这使得非洲文学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中是不可或缺的独特构成。 米亚·科托：非洲文学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因为非洲人也是人类。如果非洲文学处于边缘，被人遗忘是因为政治的原因，也是因为至今仍然存在的对于非洲的极大偏见。非洲文学并不只有伤痛和希望，它与其他文学一样多元。如今，很多非洲作家通过他们的作品推动世界，这是一件令人感到幸福的事情。在这里，没有孤独也没有同情。只有不同大陆文学之间的丰富交流。 记者：就非洲文学本身而言，其实也拥有很丰富的构成，其中中国读者比较熟悉的有沃莱·索因卡、阿契贝、提安哥等非洲本土作家，但在普通读者的印象中，或者说某种“偏见”中，非洲文学总是在“伸张一种主见”，热切地希望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一方面与世界文学格局本身就向欧美倾斜有关，另一方面是否也是一种误读的态度？你对这种误解如何看待？ 米亚·科托：这个问题，我在上一部分已经给出了一些答案。非洲作家，事实上，想声明的，是他的尊严。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想仅仅以一位作家的身份被接受。他们属于世界，而非仅仅属于非洲。当我们提到其他的作家，如莎士比亚、米格尔·德·塞万提斯，当说到他们时，我们想到的是他们闻名世界的文学作品。因此，作为非洲作家，也希望被看作为这些作品的一部分。当某人被看作是非洲的代表，就好像只有非洲只有一面，这是一种误解。非洲是一个无限的概念，而作家想要创造一个独属于自己的世界。 记者：在阿契贝的作品中曾提出一个观点：一个文明凋落的真正原因，不是单纯来自外力的打击，更是从文明内部的撕裂开始。这一点在所谓的“后殖民时期”似乎得到了更加清晰的验证，也在你的作品中似乎有所影射。对你而言，这种位于文明内部的撕裂所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米亚·科托：我们所有人都是这种衰落的原因，把一个民族、一项制度，一种创造的凋落仅仅归为外部原因是错误的。文学（不仅仅是阿契贝）教给我们一件事情，那就是最大的敌人通常在我们中间。在非洲后殖民主义时期，政客们在演讲中总是将此归于之前的殖民者。这种言论有一部分是对的，因为殖民给非洲国家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但这也体现了新一代非洲精英的不负责任。 记者：非洲文化的特殊之处在于很多国家的文明缺少系统化的文字，而是依靠口口相传，这并不利于文明的传承，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似乎也塑造了充满音韵、节奏感的口语体系。某方面来说，他们的语言是充满诗意的、承载着文化的特殊口语体系。这是否也是你在近年来的写作中将当地口语融入葡语创作的原因之一？ 米亚·科托：从我创作我的第一本书开始，我始终认为口头表达是一个丰富的源头。我始终认为自己应该奋战在口语和书面语的边界，并在这两个世界之间进行旅行和交流。口头表达并非因为文字的缺失才会存在。它是另一种感知和思考世界的方式。口头表达创造了诗歌和隐喻性的思维。这些可以丰富写作，如果没有这些，写作将会变得冰冷而灰暗。口头表达并不是那些所谓的“原始人”的贡献，所有人都生活在口头表达的世界，在我们依靠口头表达的童年，所有人都有一个家园。 记者：在你的一篇文章中曾提到，将来的人们需要学会两种语言：用于日常表述和交流的语言和处理“看不见的日常和梦境”的语言，也可以说是让我们存世的语言，和让我们出离这个世界的语言。这让我想到中国古代关于庄周梦蝶的故事。 米亚·科托：一种与我们自身存世的语言不相联系的关系是让我们保持和世界非直接联系的重要纽带。我们所说的现实有多个层面构成。一些层面可以被理解为“存世的语言”，但也有一些只有在我们与诗歌保持密切联系时才会看到，它教会我们这样诗意的世界是属于诗人和孩子们的。 记者：你曾坦言自己的写作受到巴西作家吉马良斯·罗萨的影响，在语言上，他所呈现的复杂性和探索性令许多读者望而却步，这一点在你的写作中却很不一样——在糅合不同语言体系，甚至是口语和书面语体系时，我们在你作品中看到的是尽量简洁、清晰、充满诗性和易读、易感受的文字，有一种不经意的刻意。 米亚·科托：我同意。我的追求是多样化的。吉马良斯·罗萨是一位巴西作家，他在语言上贡献了一个国家。他在一个创造出的世界里，创立了自己的语言，他创造的世界叫做“sertao”,这不是一个地理上存在的国家，而是一个文学上的创造。而于我而言，需要懂得，莫桑比克与巴西不同，这里有25种不同的非洲语言，这些语言用自己的方式与官方语言葡萄牙语共存，在这样一个语言共存的条件下，有交流、借用和创造，这些是我的原材料。 记者：在新近引进中国出版的你的《母狮的忏悔》中，可以说是为一群“发不出自己声音”的女性说话，虽然发出的是属于莫桑比克女性的声音，但引起的却是世界范围关于女性主义的共鸣，对你而言，为何这种也许是“微弱的呼唤”如此重要？通过这部作品，你希望唤醒的是什么？ 米亚·科托：这本书是我作为生物学家在莫桑比克北部偏远地区工作的时候写的。在那个村子里，狮子开始袭击人类，在4个月中，狮子吃了26个人，其中25个人是女性。我了解那个社会，也认识那些被野兽吞掉的人中的一些。我想文学写作是唯一一种处理这样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现象的方式。我知道有具体原因来解释为什么绝大多数的受害者都是女性。但我想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些东西。事实上，这些女人的世界是被一些盗取他们尊严和幸福的某些东西吞噬了。因此才有了这本书。 记者：作为葡语作家，在谈及你的作品时很容易让人联系到身份认同的问题——我们知道你出生、成长在莫桑比克，但是你的血脉和种族也许距离他们并不近，观察和写作的视角也并不一样。关于这一问题，在许多作家笔下，比如库切的笔下也曾有所表述。你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米亚·科托：是的，我的血脉来自欧洲，是一位欧洲裔的非洲人。但在我的内心有很多的断裂区域，比如，我是一位写小说的科学家。是在这样一个宗教社会的无神论者。是一个以口头语为主的社会的书写者。这种从属于不同世界的关系并不是一出戏。我将此看作一种特权。我是边界的创造者，我可以在不出离自身的情况下到访不同的世界。在这样的旅途中我懂得了这样的不同。但是其中的相似无疑是更为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