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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学科建设肇始于1987 年全国翻译理论研讨会。过去的30多年间，翻译学科在争议与矛盾中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翻译学界整体呈现出学科自觉、理论自觉，翻译学术研究队伍不断壮大，学术研究空间不断拓展，翻译人才培养取得了良好的成绩，翻译学科的社会认可度逐步提升，中国翻译学者的国际影响力逐步增强。全球化、世界一体化不仅为翻译提供了广阔的发展前景，也为其赋予了更加宏大的使命。翻译是推动人类文化进步的重要力量，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也为翻译学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关注翻译理论与实践问题，也要主动肩负服务国家战略的重任。新时代背景下，翻译学研究要确立“三新”意识，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系统化推进翻译学研究向着更高的目标发展。 新担当：服务国家战略 参与全球治理 新时代的翻译研究与实践不只是为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架起一座“桥梁”，也不仅在为社会发展、经济建设、保护文化多样性服务，广大的翻译人员正在通过自己的工作直接或者间接参与全球治理。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国际社会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承担起越来越重要的责任，然而，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却与经济发展很不相符。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就是一个话语主动建构的过程，通过阐释中国立场和中国经验，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深刻调整，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发展。要清除不同文化的藩篱、不同语言带来的误解，就必须实现话语在不同文化环境之间的自由转换，翻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尚处于初级阶段，还面临着诸多方面的限制与瓶颈，而人才问题则是关键性问题。参与全球治理需要一大批熟悉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了解我国国情，具有全球视野，熟练运用外语，通晓国际规则，精通国际谈判的专业人才。毋庸置疑，国家实施全方位“走出去”战略，对翻译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翻译学科建设要从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和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国际影响力的战略高度出发，把复合型、专业型翻译人才的培养和提高翻译能力作为一项长期、系统、战略性的工作，从学科设置、资源配置、翻译事业与翻译产业规划与管理、翻译水平评价体系等诸多方面进行统筹规划、科学布局，而翻译学研究也要具有超越学科的开放性，具备国际性的宽阔视野，以国家战略为创新的强劲动力，主动承担起新时代发展赋予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 新追求：推进译学体系化 提升国际话语权 任何一门学科的形成和确立都要经过学术界的认可，而稳固其学科地位，享有充分的话语权，既需要有核心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成果，也需要有保证其持续发展的外部条件。经过几十年的建设与发展，翻译学科建立了行业协会团体，拥有专业的学术期刊，在高等教育体系内部有专门的系科、研究所、教授、研究生等。虽然外部条件一派繁荣，但是，羽翼未丰的翻译学科内部仍然有很多问题。 一方面，过去的30多年，西方翻译理论纷至沓来，国内翻译界加快了追赶国际翻译学界的步伐。这场大规模的“理论补课”大大缩小了国内在学术研究上与国外的差距，启发了国内学者进行译学研究的思维，赢得了与国外同行对话与交流的机会，提升了我国翻译界的学术话语权。但是，学术话语的形成都是立足于特定的文化场域、思维结构与本土实践的基础之上，一些国外理论在译介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水土不服，甚至停滞不前的尴尬，而学界对我国传统译论的研究缺乏系统性和传承性，中国特色翻译理论的创新与发展还处于初始阶段。 另一方面，“泛译学学科化”的倾向虽然不断拓宽翻译研究的疆界，使得翻译学与社会学、心理学、哲学、传播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之间相互渗透，却造成了翻译研究中“学”与“术”的彻底分野——“学”强势扩张，“术”相对萎缩，翻译学科的独立性、边缘化问题不断困扰着翻译学界，翻译学科“自成体系”的夙愿正经受着其他学科的挤压和翻译内部喧嚣之阵痛。 话语是一种权力结构，翻译理论研究是一种话语构建，唯有自成逻辑体系的话语建设才能体现出学科的内在张力和外部影响力。中国传统译学与国外翻译研究属于不同的话语系统。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翻译学研究要树立文化自信、理论自信、话语自信，进一步廓清翻译学科的边缘与界限，回归翻译学的本体认知与研究。兼容并包，充分吸收和借鉴国外翻译理论的有益成果，熟悉国际主流的翻译话语，批判性地继承中国文化传统、哲学传统，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前人的研究成果。理顺现有译学研究与话语建设的逻辑关系，实现“秉承中国译学传统、借鉴西方研究成果、总结中国翻译实践”三个维度的多元融合，从而产生出原创性、本土化、体系化的研究成果，建立自己的现代性知识话语体系，搭建起与国外学者平等对话交流的平台，真正走出“学术失语”的困境。 新作为：立足中国翻译实践 创建协同创新合作机制 中国翻译实践是中国特色翻译学研究的源头活水。中国的翻译学研究要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必须扎根于中国大地，有效解决中国翻译实践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主观上忽略解释和解决实践中出现的新现象和新问题，所谓的“体系化”构建将失去应有的学术内涵价值，剩下的只是空头的概念与理论躯壳。 翻译实践活动随着社会需求而变化。新时代的翻译实践中旧有的矛盾并未消解，而新涌现的问题也应接不暇。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翻译实践正从传统的文学翻译向新兴的应用型翻译大规模拓展、延伸，但文学翻译与非文学翻译之间的区隔依旧存在。工作量巨大、主题广泛、语种繁多、时间紧迫是全球化时代翻译的常态，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的发展，翻译业态的变化，工作方式与情境的变革，越来越快速地改变着中国翻译行业的现状。职业化、产业化、信息化带来的翻译实践的变化，正在考验着翻译理论的根基与价值……当然，各个领域的翻译实践都是翻译自成体系建设之“源”，本土翻译、中国实践中所遭遇的新问题、新情况，不仅为翻译体系化的构建带来了挑战，也为翻译的学术研究带来更多创新的机遇，中国的翻译学研究更应该脚踏实地，胸怀理想，直面问题，在提升理论水平和服务实践需要方面下更大的功夫。 翻译学科内部，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由来已久。要融通两者，就要打破学术“象牙塔”与政府实务部门、翻译机构、企业之间的界限，探索学术机构体制机制改革的新思路，构建学科、政府、企业、市场要素互动的新模式，建立起协同创新的合作机制。翻译学研究要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就应该重视国际化协同和跨行业合作，提高人才培育的国际化水平，提升学术成果的运用水平与实际成效。翻译学研究要服务地方发展战略，就应该加强校企协同机制建设，搭建校企联合创新平台，共建研究中心、创新基地、社会实践基地等，实现学术研究成果的本地化转化。积极开展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的国际性论坛，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促进优质合作项目在区域、本地落地生根。实现校企双方互惠互利，共同发展。新时代要立足于中国实践，通过体制机制的变革与创新，全方位、综合化开展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国际交流、社会服务等，推进翻译学理论体系与人才培养创新模式的逐步形成。 新担当、新追求、新作为是中国特色翻译学研究的三个不同但相互关联的层次。唱响新时代的“中国声音”，正是中华文化和当代中国翻译学科获得现代性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克服几十年来束缚中国翻译学术思想发展的“译学挪用”思维惯性的现实途径。新时代的发展进程为中国特色翻译学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和条件，翻译学者需要和全国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一起，自觉努力，潜心研究，以“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谋求自身的理论发展，在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推进学术体系化以及追求学术自身价值之间保持良性的平衡。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