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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是小说的过客 姚鄂梅 《旧姑娘》发表于《长江文艺》2018第12期，是我在2018年发表的最后一篇小说。这一年我感到格外疲累，因为从2017下半年开始，我就一直埋头于一个小长篇，终于结束它的时候，2018已过了大半，这时才恍然惊起，这一年我还没有所谓新作发表，立即汗出如浆。 所以《旧姑娘》是急中生智之作，发表之后再来看它，竟然有点后悔，觉得自己选错了款式，也许将它写成中篇更好。 因为家有琴童，常听老师说：不要轻易出弓。那意思是，但凡出弓，要确保你的弓子走在正确、准确的位置。 写小说何尝不是如此。 曾经有过一段疯狂的日子，甚至大言不惭地对某人说，随便给我一个题目，比如袜子，我也能给你写一篇小说出来，现在的我，万万不敢再说这种天打雷劈的话了。 写得越多，写得越久，就越是小心翼翼，它是一座神性的山，我们都只是这座山上的芸芸过客，穷其一生，如同蚂蚁爬行在灌木丛里，自以为已经独辟蹊径，已经摸索出自己的独门秘笈，其实还是在山脚盘旋不已，也许出了几个耀眼的背影，但离山顶还远，因为这是一座会生长的山，仰望的姿态从一开始就注定是终生的。 一个两手空空的劳动者。如今我洗心革面，重新定义自己的写作生活。 似乎拥有整个宇宙，天上地下，召之即来，实际上，终生都活动在自己的阴影里，以及由此产生的想象的褶皱里。 总在寻找一块地盘，一种材料，一种款式，一种不易捉摸的氛围，总在试图将这些东西融化到恰好的状态，融化成某种可塑性极强的物质，灌输到一个柔软的容器里，那一定是某种类似沙漏的容器，谨慎地施以压力，缓缓挤出，绘制成自己想要的模样。其间涉及两次输送，饕餮般输入，啼血式输出，日夜不息，分不清哪一次更重要，哪一次更难。 身躯仿佛成了一间仓库，里面装着别人的故事，自己的生活被挤到一个狭小的角落，敷衍着日子。 我猜那些著作等身令人尊敬的巨匠们，他们去世的时候，一定腹内空空，发出清洁的回响，无以数计的输入输出一定早就刮光了日常生活的沉渣和积垢，只留下基本的脏器支撑他们的人间行走，支撑他们高不可攀的头颅，以巨人的目光，俯视地上的生活。 责编手记 “平淡”叙述中的情感波澜 喻向午 《旧姑娘》在《长江文艺》微信公众号全文推送后，第二天，稿子就被一个主要发布情感类文章的微信公众号“扒”走了，原文一字未改，标题却被改了。待第二天我们发现时，那个微信公众号发布的被篡改标题的姚鄂梅的小说，阅读量已经十万＋了，随后还有数个不同的微信公众号从那里再转载，搞得我们赶紧联系中国作家协会作家权益保障委员寻求法律支持，还与我们的法律顾问商讨对策，那个“扒”稿子的公众号才支付了姚鄂梅的稿费。 作品被改头换面成为鸡汤文在网络流传，让姚鄂梅非常沮丧，但原作《旧姑娘》被读者点赞（作品在《长江文艺》微信公众号的点击量和留言均名列前茅）和被选刊认可，让她又颇感欣慰。她跟我这个原刊责编说，作品“写得很平淡”，“写得很随意”。作为一个低调的作家，她的自谦我当然有所了解。而《旧姑娘》是否“平淡”“随意”，读者自有判断。 作品的故事核其实并不复杂。韦恩·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提出了“隐含作者”的概念。《旧姑娘》的隐含作者，即“我”，一个12岁的初中生，她是故事的叙述者，其实也是小说的角度。作品正是从这个角度看一个来日无多的母亲如何陪伴尚未成年的女儿走完人生中最后的历程。 都说母亲是伟大的，但将它作为一部文学作品的母题，无疑非常棘手，因为稍不注意，作品就会概念化，读者也会感觉索然无味，所以很多写作者选择避而远之。但姚鄂梅凭借“平淡”的细节，平实的文字，和对平常生活的透彻理解，以及作为现实生活中的母亲的想象力，将作品的家庭伦理元素不断拓展，并上升到社会伦理的开阔视野和格局，支撑起了这篇仅仅13000字的关于母亲的作品。 我们不妨将作品的情节做一个大致的梳理。作品的隐含作者“我”要陪妈妈去医院做一个手术，“她的乳腺出了问题，不得不切掉它”。躺在病床上，护士阿姨的关心和关照，妈妈供职的牙科诊所的老板——孙妈妈——对我的安慰和照顾，妈妈的同事、牙科诊所的阿姨为我和妈妈送饭（结果被舅舅吃了），让“我”和妈妈感到了温暖。但舅舅并不关心妈妈的病情，他担心爸爸捷足先登，火急火燎地要“我”带他到“我”家找妈妈的房产证，没有找到，还因此砸坏了抽屉。跟妈妈离婚的爸爸从外地赶来，他姗姗来迟，在现任妻子面前表现得谨小慎微、唯唯诺诺。爸爸的现任妻子和儿子对妈妈的不恭，对我的无视，这些细节都刺痛了“我”，也刺痛了妈妈。妈妈就像一个沉默的观察家，她虽然紧闭双眼，一言不发，但躺在医院期间所发生的一切，她了如指掌。一个让人动容的计划也因此开始酝酿。于是，作品的情节进展到此，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等舅舅、爸爸他们离开，妈妈说话了：“快！收拾东西，我们回家。”“虚惊一场，不是乳腺癌，只是一种很特别的炎症，所以今天根本没做手术。”此时的戏剧性，是一个伟大的母亲为女儿设计的，妈妈已经病入膏肓，乳腺癌到了晚期，已无手术必要。坚强的妈妈见识了舅舅和父亲的举止，她要在生命的最后一程奋力一搏，全心塑造女儿健全、坚强的人格，在没有亲人的扶助下，可以自立自强于社会。妈妈的要求是，“你也得做出些改变，从明天起，我想让你尝试一种新的生活”。“尝试新生活的内容之一就是周末住到牙科诊所里去，白天在那里做义工，晚上住在孙妈妈的办公室里”。为了学会与人相处，“我”还偶尔去孙妈妈家，帮着做家务，与孙妈妈的女儿薇薇交朋友。整整半年，“我”都是在牙科诊所度的周末。除此之外，妈妈还安排“我”去医院替她买药，到超市买日用品，找小区物业解决问题，缴纳水电费，上网下订单，接收快递，跟舅舅、爸爸电话聊天，等等等等，一个成年人需要完成的事情，妈妈都想到了，“我”也都在她的指导下完成了。当“我”考上心仪的寄宿制高中时，为了庆贺，“我”甚至可以花两小时四十分钟，人生中第一次掌勺，为妈妈做上五道菜。 妈妈最终将我托付给了新学校。“当我们推开一扇门的时候，校长、财务负责人、班主任已经坐在里面等着我们。”他们是今后负责我的生活和学习的三人小组。这是入校前的一幕。妈妈将我们的房子交给学校管理，由学校负责出租，租金作为今后我的学费和生活费的开支来源，“直到高中毕业，大学毕业，直到我参加工作，需要住进自己的房子为止”。 完成所有的一切，妈妈的生命之光熄灭了。 作品的一个亮点是，作者将本来的家庭伦理叙事上升到了社会伦理层面。当妈妈感受到了舅舅和爸爸的所作所为之后，并不是与他们理论，纠结于此，愤怒、争执，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妈妈也没有将女儿托付给他们。她开始清醒地规划女儿的未来。女儿必须提前从家庭里、从保护伞下走向社会。“我”感受到了孙妈妈和她的家庭、妈妈的同事的温暖，受到了学校的呵护。“我”也因此成长成为一个可以独立生活的小大人。社会对“我”的全方位的接纳，是妈妈努力争取的，也是她所预料的。这正是前面所提到的，作者在处理题材时的视野和格局。 作品的“平淡”叙述当然也是不“平淡”的。《新华文摘》的梁彬老师在与我交流《旧姑娘》的阅读感受时说，能在悲情时看到喜感，能在艰辛时传达幽默，能在平静的语调中叙述失去亲人的疼痛，非一般人可为。如梁彬老师所言，作品的情感铺垫细密而自然，在情感的渲染上非常节制，哀而不伤，得体又不外溢。作者非常清楚，作品的终极目的并不仅仅停留在情感层面。而此时的隐含作者“我”成了作家的姚鄂梅的代理人，自如地控制着情绪，把握着节奏。让“平淡”的叙述如行云流水，作品的终极表达也含而不露。 《旧姑娘》就题材而言，很平常。止庵有一句话我很认同：相比于平凡，传奇是容易写的，它已具备了好故事的要素，很多时候顺水推舟地作文便是。而平凡生活却不易写出一番况味，倘若没有通透纯明的心，无法诚恳地感知生命，恐怕就会落得庸人自扰。现在的平常生活很少有人写，因为要写出平常生活中的况味来非常难。但现实生活不应该把平常生活排斥在外。对平常生活的准确把握，可以考验一个创作者的写作能力。 平常人的平常事，虽然很普通，也不太受关注，但很有意味。平常人生也确实有它本来的魅力，就看我们如何去感悟，用敏锐的感觉去发现。 《旧姑娘》就是如此，姚鄂梅也做到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