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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言语自为文学活动的社会属性 文学研究者面对文学世界与现实世界得于原始规定的围墙，便总有一种要把这无形却又永存的围墙地标性地勾画出来的冲动。柏拉图的迷狂说、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说、贺拉斯的统一说、奥古斯丁的适合说、但丁的高贵说、锡德尼的虚构说、狄德罗的关系说等等。到20世纪初，俄国形式主义者把文学围墙的历史思考确定为使对象显得陌生的语言形式。这一确定在西方产生旷达几十年的深远影响，引发一种收归文学自身进行文学内部研究的倾向，有学者称之为“向内转”。“向内转”在1980至1990年代曾成为中国文学理论的重要研究取向。1970年代以来，西方文学理论的中心开始发生重大转移，从文学的内部研究转向外部研究，即所谓“向外转”，这一转向1990年代涌入中国，形成中国文学理论由“向内转”到“向外转”的重要变化。(31) 这种不断进行的文学活动的“围墙”式探索，证明着它令研究者无法释怀的重要性。但这里的问题在于把文学从文本转入活动所带来的视域及问题域变化。文学活动自身是必须予以研究的，前面本文对此进行的专门研究，理所当然地属于文学的“内部研究”。这一研究有别于此前的“内容研究”之处在于前者集中于“活动”。不过，本文所做的“内部”与“外部”之分，主要是出于理论思考的需要，而实际上，就“活动”而言，文学活动的“内部”与“外部”并非截然分开，并没有阻碍人们进出的领域性的“围墙”。相反，如前所述，文学活动的参与者是自由进出于这道无形的“围墙”的。参与者所变化的只是他们言语自为与言语他为的置身状况。这置身之身，则是他们的同一个身，就像那原始巫师，他们“迷狂”也好，“通神”也好，“迷颠痛”也好，那都是他们各自的身。而且，正是这同一个身，才把他们得于自又集于身的经验、理解，由外而带入内又由内而带于外。更重要的是，人们参与文学活动的一切精神活动，知觉的、表象的、想象的、直觉的、体验的、情感的、理解的，无一不是来于他们的现实生活经验；他们得于文学活动的——情感的、人物的、情节的、情境的、认知的又无一不被他们带入各自的现实生活，成为现实生活活动的参与性经验。原始巫术的通神，绝不仅止于通神，巫师总要把神的意旨与佑助，带入原始人的现实生活，满足他们原始思维的向往与企盼。海德格尔称此为世界和土地与人的共在。(32)没有现实世界、生存大地与参与者在文学活动与日常生活活动中的共在，则言语他为的现实世界与言语自为的非现实世界的可信性便都无从谈起。 那么，文学活动的群体性参与者是如何获得在两个世界中带入与带出的沟通身份的呢？这是由文学活动的社会性决定的，这是文学活动的现实实在属性。尽管文学活动就其言语自为而言是集聚于非现实世界的活动，但这活动又是见于现实的社会生活并被现实社会生活所规定的活动。文学活动的社会性首先在于文学活动是社会生活的构成性活动，它本身就是社会生活的有机构成。这种构成性在于无论时间与空间它都是现实生活不可缺失的部分，而且更在于它被现实生活系统整体性所规定。 社会生活是无限的综合统一体，无限多样的个体性的、单元性的、群体性的、集群的生活构成体或社会存在体在社会生活中集聚，这样的集聚不是无机的沙石似的堆积，而是社会生活的有机组合。社会生活通过复杂的社会生活关系，把它们在无限整体性中统一起来，如家庭关系、教育关系、职业关系、民族关系、国家关系、法律关系、政治关系、军事关系、宗教关系、党派关系、社群关系、商业关系、艺术关系等等；总之，在社会历史发展中延续下来的、新近生成的、偶然发生的、必然存在的种种关系类型，彼此都在社会的无限整体性的运动中，以矛盾的、互动的、转化的、创生的、延续的、扬弃的多种方式被综合到无限的社会整体性中来，并受社会整体性规定与制约。这种无限的社会整体性并不悬浮在空中，或者存身于相关着无限的概念中，而是随时随地地在各种社会构成或存在体中具体化，成为后者的规定，并被后者所规定。黑格尔在《逻辑学》中揭示了无限整体性与有限构成物的这种关系：“有限性只是对自身的超越，所以有限性中也包含无限性，包含自身的他物。同样，无限性也只是对有限性的超越；所以它本质上也包含它的他物，这样，它在它那里就是它自身的他物。无限物扬弃有限物，不是作为有限物以外现成的力量。而是有限物自己的无限性扬弃自身”(33)。文学活动，作为无限的社会生活整体性的有限构成物或存在物，正是在这样的无限与有限的相互规定中，把自己的活动能量释放给整体性的社会生活活动，又从社会整体性的无限中汲取能量并且被其规定。 不仅如此，文学活动与共时性的其他社会活动，如政治活动、经济活动、宗教活动、社会交往活动等，也是一种相互构成、相互规定的关系。虽然前面把活动性的文学以言语自为的特殊性从其他社会活动中分离出来或独立出来，进行前提性研究，但这种前提性并非割断性而只是聚焦性的，就像肺部CT照影，被照影的肺并没有从机体中解剖出来，它仍然在机体中，并与其他脏器保持着血脉贯通的相互关联与相互构成。文学活动与其他社会活动的关系，不是想不想使其相互关联、互相构成的关系，文学活动与其他社会活动的关联与构成关系乃是必然的有机生存关系。 关于不同社会活动相互关联与构成的有机生成关系，英国学者奥斯本就黑格尔与海德格尔对“与他者共在”看法的异同进行过研究。奥斯本指出，黑格尔与海德格尔看法的相同之处是都认为自我与他者共在并都因对方而在。而且就二人的思维模式而言，都有一种从问题的根本处求解哲学根本问题的取向。在黑格尔，是自我意识这个精神现象的根本问题总要在自我意识的他者承认这一根本处获解；在海德格尔，则是此在这一存在论的根本问题总要在先行到死中去这一根本处获解。二者不同的是，前者充分地贯彻了与他者共在的要旨，后者则因死亡是个体化的而在先行到死这个环节上否定了与他者共在这个要旨，从而陷入自相矛盾之中。对海德格尔的这种不彻底的“与他者共在”理论，奥斯本称之为个体主义的共在理论。为此，他对黑格尔赞同说：“在黑格尔那里，我们找到了对海德格尔的死亡分析的个体主义进行社会批判的资源”(34)。本文赞同奥斯本的说法。因为这关系到研究各种社会活动的关联性时，其中的相互关联与相互规定是充分的相互关联与规定，而不是既有另外的个体又有另外的共在的二元论的关联与规定。文学活动与其他社会活动的关联与规定，就正是黑格尔所坚持的充分的关联与规定。 但本文又进而认为，文学活动与其他社会活动的关联与规定不仅是活动者自我意识建立起来的关联与规定——在黑格尔，自我意识是以“承认”他者的方式与他者形成关联与规定而且更是因为文学活动与其他社会活动具有现实实在的关联与规定，才内化为自我意识的关联与规定。即是说，文学与政治的关联与规定、文学与经济的关联与规定、文学与社会群体的关联与规定，等等，是现实实在的关联与规定。文学活动者进行着言语自为的文学活动，他是在政治与经济等的言语他为中进行自己的活动，而且，因为他是在政治、经济等言语他为中进行文学活动，这活动才是言语自为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