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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言语自为的文学活动 言语自为从语言学角度划分出文学与非文学言语特征的界限，前者的自为目的性、动力性、过程性、想象创构世界的真实性、可接受性，都为文学所独有，并都在言语自为中获得体现。当不是从文本角度而是从活动角度面对与思考言语自为问题时，文学便是言语自为的活动，这类活动因言语自为而与其他交往活动有了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这里要着重说的是文学何以是活动，而不是通常认为的文本。这不仅因为文学的言语自为只有在文学活动中才能进一步确认，而且，更因为言语自为乃是见于文学活动的自为。这里有一种怀特海所说的生成与规定的关系。 (一)交往活动是文学的发生属性 把文学的根本属性确认为活动属性，其根据不是认识论的而是发生论的，因为很多认识的东西是衍生性、阶段性或假象性的，根本性的东西总是存在于最初的发生中，进而以种种变体形态得以延续。这是哲学对于世界、对于对象进行根本性追问的基本方法。孔子的礼的追问，老子的道的追问，巴门尼德的存在的追问，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追问，柏拉图的理式追问，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追问，这些代表着人类智慧进入自觉期的先哲追问，都具有发生学意义。而人们对于神的敬畏，对于创世神话的迷恋，对于佛主、上帝充满想象力的深思，体现出人类思维永恒的发生学指向，即人们习惯于在生命与世界的本源上思考人是什么、世界是什么。这种指向扩及无限宏远的天体宙宇。黑格尔把这种发生学的追问热情引入《美学》，找到了象征这个概念：“‘象征’就它的概念来说，还是就它在历史上出现的次第来说，都是艺术的开始，因此，它只应看做艺术前的艺术”(18)。 这种发生学的根本性追问，成为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他提出研究经济学问题不能从现实与具体出发，尽管这一出发点看似是正确的；而应该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即从简单范畴，经由比较具体的范畴，进而上升到具体。这类简单范畴就源于人类文明发生期的简单的家庭或氏族公社——“如果说这样的家庭和公社，它们还只是占有，而没有所有权，这倒是对的。所以，这种比较简单的范畴表现为简单的家庭或氏族的公社在所有权方面的关系。它在比较高级的社会生活中表现为一个发达的组织的比较简单的关系。但是那个以占有为关系的具体的基础总是前提”(19)。简单范畴进入比较具体范畴，在马克思看来，这不是思维的演进，而是社会的演进。为此，他说：“比较简单的范畴可以表现一个比较不发展的整体的处于支配地位的关系，或者可以表现一个比较发展的整体的从属关系，后面这些关系，在整体向着以一个比较具体的范畴表现出来的方面发展之前，在历史上已经存在。在这个限度内，从最简单上升到复杂这个抽象思维的进程符合现实的历史发展过程”(20)。马克思关于由简单范畴上升为比较具体范畴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体现了马克思理论思考的深刻的历史感。原始的简单范畴作为一种从属关系都延续性地保留下来，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合于历史过程的思维过程。把这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用于文学根本属性的思考，它的方法论的提示意义在于找到并抓住了文学的发生学意义的活动性根据。 从发生学角度说，原始文学或前文学的动因及契机便是与原始巫术密切相关的活动。这类活动以原始部族的生存为目的，在原始思维中求解原始人与自然的关系难题。在强大的自然力面前，部族的群体性是原始人的基本活动属性。活动中的协调、活动中的分工，以及活动的形态都在部族群体中展开。由于时间久远，足以证明原始人群体活动的资料极为稀少，最为坚实的证据应该是在世界一些地方有所留存的岩画。法兰克和坎塔布利亚等地区旧石器时代的岩画，画在幽深洞窟的崖壁上；旧石器时代之后的岩画则从幽深洞窟走向敞亮的岩面，如我国江苏连云港将军崖岩画、新疆河田地区皮山县的桑株岩画等。但不论是洞窟岩画还是岩面岩画，一个共同特点即都有宽敞的空间环境。对此，多数研究者具有共识性看法，即这是原始人举行群体巫术仪式的场所——“它是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劳动的成果，是整个部落举行巫术仪式的成果，是全体成员社会生活的需求”(21)。岩画的内容，或舞或跳，或射或猎，也都是群体性的，是群体性的富于动感的活动。如广西左江流域宁明花山岩岩画，几千人聚在一起，“人物一律作双手由肘上举，两腿屈膝下蹲，形似蛙状祈祷姿态，动作简单而又程序化”(22)。这类画在岩壁上的群体巫术活动，虽然听不到声音，但从画面的动感来看，其中充满原始的蛮力、身体舞动时的呼喊、整齐划一的程序化动作，都可以想象得到。 原始巫术活动一般又都是与歌舞喊叫相综合的，以此营造浓烈的宗教气氛，这也是人类学家的共识。这类共识从大量的民族学、民俗学资料中得出，也从流传至今的习俗性的文化艺术现象中得出。这里着重提出原始巫术活动中的歌，是因为歌总有歌词，尽管原始巫术活动只有一些简单粗糙的言语，或者只是一些有节奏的抒泄激情的呼喊、喊叫，但到后来演化出诗歌。如屈原的《九歌》，就是根据楚地民间祭祀歌舞加工整理创作而成的。(23)《九歌》是由巫而艺术、由歌而诗相转化的代表作，它有说服力地证明了诗由原始巫术活动脱胎而来，并且可以还原于原始巫术活动。对此，钱中文概括说：“这种种的形式，即仪式上的歌唱、舞蹈、雕塑式的偶像的萌芽，逐渐演化成为后世的诗歌、故事叙述和传说”(24)。 (二)文学的群体活动形态 原始巫术群体活动中歌与舞的一体性，为文学的交往活动属性提供了发生学根据，亦即提供了马克思所要求的可以作为研究出发点的简单范畴——活动。当文学由原始活动的简单范畴到后来比较具体的范畴即各种文学活动样式的分化，包括诗歌活动、舞蹈活动、戏剧活动、小说活动，再到当下的具体文学活动，这是对于文学的由简单而复杂、由抽象而具体的理论思考过程，也是一个历史思考过程。虽然这个过程不是在时间顺序中线型地展开，但都受文学的活动属性制约与规定。从活动这一基本属性或整体属性理解文学，则文学活动或文学的如下属性要点须予思考： 1.先行进入并现实规定的文学活动的目的性 文学活动是目的性活动，这是从原始巫术的母体中便已孕育的属性。原始巫术的人神沟通目的，是带有强烈情感色彩的原始信仰目的。这种目的建立在原始思维的理解基础上，它不需要清楚地言说，当时也无法清楚地言说，但它却是目的，它以不言而喻的方式深入每一个活动者的心灵，不仅使他们被协调为群体，而且唤起他们坚强的意志、热烈的情感、共同的神往与想象。这样的活动目的性，在后来逐渐复杂化及多样化的文学活动中，仍作为文学活动的基本目的形态保留着。固然，这些目的特征在生活的其他目的性活动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这是文学活动同时也是社会活动的根据，这一点后面要谈，但在文学目的中却体现得更为突出与集中。 具有上述特征的文学活动目的，群体性地规定着文学活动的展开。大家在文学活动中不期而遇、心照不宣。这目的性是历史规定并不断在历史中实现的规定性，人们通过耳濡目染的承继接受，使这规定性在具体的文学活动之前便已先行进入文学活动目的中，期待目的的实现，并始终是实现目的的参与者。这类目的性又是时下的，它时下化为具体的活动目的，即写什么、如何写，或谈什么、如何谈等。随着目的的具体化，目的的意志性、情感性、想象性等也随之具体化。具体的文学活动由此展开。文学活动的目的性与其他活动目的性一样，形成活动指向，调整活动状况，协调活动构成，并使自己成为被活动所凝练与实现的目的。对文学目的性的这种情况，杜夫海纳曾从目的的表现性角度予以阐释，他的这个目的表现性，主要是从意向性而言的：“表现只能被是自身的人，被体现这种存在先验，即同时是一种宇宙论先验的存在先验的人读解。就是说，表现首先被是这种表现的主体读解，它首先呈现于这一主体，然后从现实中被主体采纳。它是在现实之前给予的真实性，是在对象之前作为意义给予的世界”(25)。从文学的活动目的性来理解，杜夫海纳所说的表现，是就表现的目的性发问的表现，即是说，表现之所以是表现，它的目的性是先行理解并先行设定的，目的表现的现实真实性，其实是在现实具体对象之前便已被作为目的的意义所规定了的现实真实性。文学目的性的先在性、当下具体化的可理解性，以及理解得以表现的现实真实性，可以从杜夫海纳的阐释中获得启发性的理解。 2.文学活动的合目的的交往性 文学活动是交往活动，而不是封闭的自我活动。此前的一些文学研究有割裂交往而使文学在某一方面自我封闭的倾向，如作家中心论及文本中心论的研究，往往把作家或文本从文学的交往活动中割裂出来，使之成为单独面对的传记性或自述性以及文本自身性的研究对象，进而在文本中试图还原作家原本的意图或目的。 交往活动使文学本源地具有唯有在群体交往中才能获得的效应，这是融目的效应、过程效应、表现效应、应验效应为一体的交往效应。它既不是活动交往关系体中的甲，也不是活动交往关系体中的乙，而是甲乙交往的共识。在共识中，甲与乙各自放弃了未成共识的那些东西，或者说，各自未成共识的东西虽然仍然被各自保留，但却不是交流的共识。这种情况是动态的，因交流关系中的个体差异而异，但同时它又是稳态的，这是差异性交流中共态的或普遍性的东西。哈贝马斯曾对交往行为如何协调的问题作过阐释，他认为“互动可以说是对如下问题的解决：多个行为者的行为计划如何才能协调起来，从而使他者的行为与自我的行为相互联系起来。‘联系’(Anschluss)在这里主要是指把偶然遇到一起的选择可能性的活动压缩到一定程度，从而使主题和行为在社会空间和历史时间范畴内能够彻底结合在一起”(26)。这是对交流活动共识性获得的过程性阐释，是一个达成联系的过程，是一个克服交流中交流各方不同于对方的差异性(偶然性)，进而求得在社会空间与历史时间中“彻底结合在一起”的过程。 由此而言，文学活动交往中，尽管参与交往者都是各自的自我，即自我的创作者、自我的接受者、自我的批评者等等，但他们却都必须通过两个步骤来实现交往，即交往中交往的各自自我相互间的共识(联系)，以及不同的交往共识中的普遍性共识。后一个共识步骤并不是交往各方在交往中的进一步寻求——甲在对于乙的批评交往中不需要在对于丙的批评交往中求得共识；相反，他们努力求得的倒更是彼此间非共识的差异性；这里说的不同交往共识中的普遍性共识，是就这种普遍性共识的先在性而言的，它以交往各方都可以理解的方式预先地存在于交往差异性中，是差异性共识因此能够共识的前提性保证，是差异性共识的合法性根据。这其实就是交往的历史规范性的保障，言语的约定俗成的规范就是这样的规范。在文学活动中不合于规范的交往，只能是无法实现的交往。文学活动交往的历史进程中，历史范畴保障是有所变化的保障，唐宋时代唐诗宋词文学交往的规范性，肯定不同于明清时代对于唐宋时代唐诗宋词的交往规定性，这就是所说的文学价值尺度的改变。这种改变总是会带来活动交往的不同程度的混乱，但交往在混乱中自行地整合着交往中的普遍性，并将之逐渐地规范化。这是一个历史必然性的过程，这种必然性源于人类彼此交往而求存的生存理性的需求。齐格蒙特·鲍曼谈到现代社会的变化性时说：“规则的缺乏，或者规则的绝对含糊不清——社会失范是可能发生在人们在对付生活任务的斗争中最为糟糕的情况。规范的无所不能，就像它们的无能为力一样：社会失范只不过意味着无能为力。一旦标准的规范撤离生活战场，剩余的就是怀疑和恐惧”(27)。即是说，当交往求存的需求因缺乏规范而难以实现时，人们更会陷入怀疑与恐惧之中。引鲍曼的这段话，除为了使文学活动交往共识在历史规范性中的达成获得证据，也有当下文学活动失范的针对性，如互联网造成的文学活动失范，一方面带来文学的混乱，一方面又正在形成新的规范，这是人类生存理性的需要。但从总体上说，文学的交往活动是规范性的共识活动，这是参与者差异性碰撞的共识。 3.文学活动的构成性 文学活动不仅是由彼此差异的群体中的参与者构成的，而且，由于文学活动的历史性分化，它又由差异性活动群体构成。文学活动是不同活动群体在相互作用中构成的综合性实践活动，这样的差异性群体之所以能综合地构入文学活动，靠的是上述交往活动合于规范的共识性。 文学活动的差异性交往群体可分为文学创作群体、文学接受群体、文学传播群体、文学批评群体、文学转化群体及文学交际群体，它们在共识性的或者某种规范性的交往中构入综合性的文学活动中。 文学创作群体形成并组织于文学创作活动中。文学创作活动包括文本写作，但又绝不仅是文本写作。文学活动的本源的群体交流性，规定着这一群体的复杂的交流活动，而且这是具有社会文化差异的活动。文本写作就在这种多样差异性的交流活动中进行并且受之规定。从时间角度说，这是文学活动见于文本写作的历史形态。中国古代的文学创作活动，受科举制、举荐制及师生关系、同窗关系、同乡关系、官场人际关系的制约，并随这些制约的变化而变化。这是中国传统的人伦关系制约，它强而有力地规定着群体成员的创作生活、创作视野、创作体验与创作想象。创作群体的活动状况在现代性的文学活动中，根据不同的时代特点又各有不同。民族救亡活动中的文学创作、革命战争中的文学创作、继续革命中的文学创作、文化大革命的文学创作、新时期的文学创作以及大众文化中的文学创作、新媒体的文学创作，彼此间差异巨大。这种差异，唯有从群体性创作活动角度才能更充分地解释。文本中心论之所以难以为继，是因为它把自己封闭于群体性的创作活动之外。创作活动的空间形态则是创作群体的日常生活形态，但这日常生活形态不是其他群体的日常生活形态，而是见于创作的日常生活形态，如通常说的体验生活、观察生活、体悟人物、关注细节等。莫泊桑、福楼拜、鲁迅、老舍、柳青等，对此有很多精辟的体会之言。这样的空间形态活动不仅促发活动群体不同成员的不同活动及共性活动，又生成着他们不同于其他活动群体不同的思维方式。 文学接受群体的接受活动也远不止于文本。他们的审美趣味活动、交际活动、阅读活动，以及日常活动，在交流中被文学整体地组合起来，由此形成不同的接受活动现象。这类活动现象同样具有时间的历史性与空间的现实性。从唐诗到宋词、从诗词到小说、从京剧到影视、从民族传统的批判趣味到革命战争的英雄趣味，从现实主义的经典趣味到市场经济初期的武侠趣味，从先锋派的故事趣味到寻根派的反思趣味，从精英文学的高雅趣味到80后的粉丝趣味等，这类接受审美趣味的变化，不仅是群体性的，更是群体活动性的，它不仅在接受的群体活动中得以组织，并通过群体活动得以体现与实现。显然，文本接受不同于文本阅读，后者是进入文本，前者则是在文本中取走了什么。取走什么是选择，选择的趣味标准先在于选择，它是接受者在文本之外获得的。接受者对于它的获得过程便是活动交流的过程。他与他者围绕文学的讨论与争论，他对于文学的其他衍生品(电影、电视剧)的触类旁通，他置身其中的日常生活，这类活动都积累在他的接受经验中，以阅读中的不在场方式行使着在场的接受选择与提取。不把接受置于活动而仅限于文本，仅限于文本上下文意义的转换性究竟，这种研究便成为无法探其来也无法究其去、无法问其通也无法求其化的保存概念模式的“储蓄罐”式的研究。(28) 文学批评，当从活动角度思考这个常常被谈及、被运用的概念时，批评就从它的乏味的模式化状态中苏醒过来。批评是活动性的多方对话——批评与理论、批评与作者、批评与文本、批评与读者、批评与批评、批评与传播等。批评如果不能在这样的多方对话及潜对话中使自己被编织起来，就避不开僵化与平庸，像现在经常读到的很多批评那样。批评没有自说自话的自我。它总是在多元对话中被编织起来；批评也不是仅面对文本的单角度的言语把戏，它是具有编织功能的活动设施，把多种活动线索编织进来。同时，这个编织过程绝非书斋里博览群书就可完成的，任何可供博览的群书中的精华都是锁在言语魔法中已然木乃伊化的过去，激活它们的路径不是书斋的博览，而是现时的、情境性的、交往互动的言语活动。对此，福柯说：“我们完全明白，我们不能随心所欲地说话。我们有三种类型的禁止，包括事物、仪式和仪式周围的环境条件，以及谈论某一特定主题的特权式专利；这些禁止相互联系、相互加强并相互补充，构成了一个复杂的交织网，而且会不间断地得到修正”(29)。福柯此处强调的言语的现场化、述行化，以及现场化与述行化被行为所述，正可以用于批评活动的理解。批评的活动性，包括必不可少的座谈、对话、争论、演讲、聆听、察视等。长时间被文本的封闭性囚禁，或者在其中仅有些许牢狱放风式的自由，是无法使批评更有效地展开的。这种情况的化解，自然是活动性的。 传播活动作为文学活动的专项活动，对文学活动的作用与影响，在大众传媒时代尤其是互联网时代，已经体现得几乎尽人皆知。这类传播活动不仅正创生着新的文学活动体式与样式，而且改变着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活动模式。在这个以大众为主体并且由大众参与的文学传播活动中，推升价值与强化功能的各种文学活动及文学活动群体都在发生重大变化。精英化与大众化、去精英化与去大众化，这两种反向性活动，相互碰撞又相互交织地改变着广大的文学场域；而全球化与民族化的双向进程，又时分时合地在文学活动中发挥作用，并向文学活动研究提出不同于以往的问题。美国学者克兰曾就电视传播活动的文化对其他传播的效应做过多方面调查。在大量资料的基础上他提出：“电视的出现对所有娱乐产生了有力的影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其他娱乐被迫将它们的活动转向特定受众。这必然产生大量的传播渠道”(30)。不同受众定位的调整形成不同传播活动的不同的专门化格局，同时也促成了不同专门化的受众群体。 其他文学活动群体，如文学转化群体与文学交际群体，都是在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得以分化的活动群体。他们相互作用地进行着文学转化活动——戏剧转化、电影转化、电视转化及网络转化；文学交际活动——唱和、疏通、交流、交换等，这类活动也各有其时间的历史性与空间的当下性。它们有机构成性地交融在其他文学活动中，并不断与后者相互作用。而使这些群体活动得以综合的实践性根据，即综合的共识或规范，就在于文学的语言自为。 (三)言语自为是文学活动的展开根据 文学活动的群体性是在言语自为中实现的，或者说，文学活动之所以不同于其他活动，是因为这类活动是言语自为的。当文学获得了今天的文学活动样态时，它在历史中不断分化与细化的各种活动——创作活动、接受活动、批评活动等，便都获得言语自为属性。尽管这种属性本身可能是他为的，但却是他为的自为属性。如它的交流属性，经常地受到来自经济的、政治的、伦理的制约，这便是他为，但这类他为所为的，则是文学活动的言语自为。 文学活动的言语自为集中地体现为这是一个在现实世界之外，亦即言语他为世界之外自成一统的世界。这个世界有国王，有王后，有父母，有子女，但却与实在的现实生活厚墙相隔。如戏剧演出，即便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个活生生的演员，他就站在现实生活中的观众面前，但只要他进入表演角色，他所念的每一句台词，他所展示的每一个活动，都是他戏剧自为的台词与活动，为现实生活所不能实在地干预与透入。各种文学活动都围绕言语自为展开。 这种情况说起来有些古怪，即现实却又非现实。一个文学传播的朗读者，当他朗读一首诗时，他属于那诗，被那诗所占有，他中止一下，与坐在旁边的他的孩子打个招呼，他就片刻地走出了那首诗，成为现实的他，这便是他朗读活动的中止，然而他接着朗读，就又出离了现实。文学批评活动中，一群批评家讨论一部作品，他们津津有味地陈述各自理解的作品情节，面红耳赤地争论某个角色为什么在复仇时犹豫不决时，他们都知道各自在谈论一个现实中不存在的事件与人物。接受也是一样，接受者面对作品提供的非现实，虽然他们有如何理解作品的自由，但那只能是委身于非现实的自由，对他所委身的言语自为的文学非现实本身，他无可奈何。 文学活动的言语自为属性，使得文学活动的参与者只能遵循言语自为的一套规则，一套言语自为的价值判断规则、功能效宜规制、传播转换规则、文本接受规则等。他可以打破这些规则而自行其是，但那样的话，他也就立即自行逐出文学之门。从这个角度说，文学的围城在言语自为中封闭着，人们自由地进出这个围墙，但他也必须随时地转换着现实与非现实的活动身份。因此可以说，每一个以现实身份参与文学活动的人都是穿游于两界间的巫师。巫师在原始宗教中是另一个世界的现实代言，他们是非凡的现实生活中的文学活动者(当时是前文学)，也是另一个世界的参与者，当他们参与时，他们就成为现实世界的超越者。这既是文学活动的束缚与自由，也是文学活动的永久魅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