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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言语是文学的语言形态。言语的文学语言形态不同于其他社会活动的语言形态。从根本上说前者是言语自为的，而其他活动则在于言语他为。言语自为的基本特征是非实指性的言语的自我设定，这是一个自我圆合的言语组织过程。通常讨论的文学形式、文学性、文学意义在言语自为中落实。文学的基本属性是活动，这种活动在言语自为中与其他活动形成界限。文学的言语自为活动有发生学根据、群体活动根据，以及言语自为根据。文学活动是社会性活动，它不仅与其他社会活动同时共在，而且与后者相关联、相规定，并在后者言语他为的关联与规定中进行言语自为。 关 键 词：文学/言语自为/活动/社会活动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理论批评研究”(项目编号：14BZW00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高楠，辽宁大学 文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6 高楠(本名高凯征)，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主要从事文学理论、美学研究。 把文学理解为言语自为的社会活动，这里有两个关键词的特殊意义须预先指出，即“言语自为”与“社会活动”。言语自为，不仅涉及语言学经常谈到的言语选择、组织与结构，而且，也涉及言语功能，这便进入语义学与语用学的学科领域；文学，正是在言语自为中获得它之所以是文学而不是其他的根据。当把文学指认为社会活动时，创作中心论、文本中心论、接受中心论乃至语言中心论等，便都在各自中心的位置上失去了它们的设立重心，在它们相继“死去”之后复活，并且在彼此交汇与融合中为活动所属性化。这两个关键词使理论的文学研究及批评的文学阐释走出当下常见的观念与活动相割裂的尴尬境况，也使理论建构与批评获得更合于文学的指向与依凭。 一、言语他为与言语自为 语言的非实在性来自于语言所指，语言经由所指构入存在，并成为存在之所。语言所指在实践性的言语运用中获得面对事实的具体化，面对并指示事实，是言语之所为。 (一)言语所为的“为”之所在 “为”是一个富于能动性的概念，它因其巨大的能动性而成为中国古老的哲学范畴，即儒家注重的自强进取的“为”与道家主张的由退而进的“为”——“无为而无不为”。“为”又包括何为、何所为与如何为，这涉及哲学所说的方法。这不仅是中国哲学的母题，也是西方哲学的母题。 从语言学角度说，晚近的西方语言学真理性地阐释了语言与社会历史实践的关系，尽管人类文明、人类历史归根结底是物质性实践的成果，即是说，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不是写出来与说出来的，而是物质性地做出来的，但就其历史过程而言，任何物质性实践又都是语言交流的实践并通过语言交流而实现。因此，从这个角度说，语言不仅是人在世界中彼此交流的根据，而且就是世界的语言形态。对此，维特根斯坦在概述了思想与图像、与意义、与事实的一体性关系后，强调语言见于思想的意义。①列维·斯特劳斯的看法则在于强调社会关系本身就是一种交流，这种交流通过象征进行，象征又受引喻与转喻两种关系操纵，而这种操纵乃是在语言结构中实现的。②海德格尔从存在论中揭示语言与存在的密切关系，即“语言是存在的家”③。这三位在西方语言学建构中居代表性位置的学者，强调的都是语言之于世界的关系，他们所揭示的这一关系的实质在于语言因世界而在，语言在世界之维中成为世界的语言。即是说，从世界的语言交流而言，世界既是语言的目的，又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与方法。而这就是语言的世界之为。语言的世界之为即语言为世界而为，这是一个语言与世界的关系结构，在这一关系结构中，世界是语言所言说的东西，因此是语言的他者——尽管语言通过世界的他者之为使世界成为语言的世界，但这毕竟是语言他为的结果。就语言的本质而言，语言是他为的。 语言他为，通过语言之具体形态的言语的他为而实现——语言总是在对于世界的他为中，在向着世界的具体形态即构成世界的各种事实中具体化为言语，言语是语言对于世界具体的具体之用。语言作为整体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生成物，这是人类历史对于人类的馈赠。这一馈赠，并非封存在某一历史的时间点而固定不变，它随人们的历史活动而变，因此它是具有永久保鲜性的历史馈赠。语言对于任何时代的言语具体化而言，都是先在的整体规定，西方结构主义者吕西安·戈德曼把语言结构的这种无所不在的整体规定性用“隐蔽的上帝”予以象征。④维特根斯坦则把语言对于言语表述的先在规定性称为人们在语言交流中彼此理解的前提。⑤由此说，言语所为的“为”之所在有两个方面，一是言语被语言所为，它必须在先在的语言规定性中安置自己，使自己在语言规定中被规定；二是言语在语言规定中所面对并指示的事实，言语必须在非言语的事实中安置自己，使自己被事实规定。言语的这两种被规定，都来自于言语之外，亦即两种所为是非言语的，因此都是言语的他为。 卡西尔通过英国精神病学家杰克逊的失语症及言语障碍研究提出“低级言语”和“高级言语”术语，他阐发说低级言语是被感叹地使用的，属于感情言语，它指向言说者的感情，并将之表现出来；高级言语则是陈述性的，“在陈述语言中，我们有一诸观念的客观连接，我们既有主语，又有谓语，还有二者的关系。在人对‘客观’世界的发现中，在对着固定不变性质的经验事物的世界的发现中，正是这种言语，即陈述言语成为人的首要思路。在这条思路的指导下，我们才发现一个对象世界，一个具有固定不变的性质的经验事物的世界”⑥。感情言语被言语者的感情规定，当情感袭来时，言语被情感所为；陈述言语则被所陈述的对象世界及经验事物的世界所规定。这里实际是谈到了三种言语他为，即言语的情感他为、言语的对象他为，以及言语的经验他为。卡西尔特别强调了经验事物世界的固定不变的性质，这里有两层含义：一是唯有确定的经验可以提升为普遍性的经验，才能构成言语的经验他为；一是被经验他为的言语使经验得以固定。这是语言在不断变换花样的言语游戏中施为于言语的他为。 (二)日常言语、科技言语、理论言语的他为特征 卡西尔在柏拉图那里了解到这位伟大的思想家几乎被逻各斯的力量所压倒，因为他必须时时屈从这种力量，对他而言这是言语的能力和理性的能力。柏拉图又渐渐地意识到这是一种有问题的、含糊的能力，他在苏格拉底对话中看到了这种能力的正当运用，即发现了对话逻辑这种哲学的真正方法；但同时，他也看到了诡辩派，这种能力在诡辩派那里不是用来探求真理，而是用来达到实用目的，于是，言语能力才成为他们手中“最危险的武器”⑦。卡西尔所发现的柏拉图这种揭示真理或追求实用的逻各斯力量，正是不可避脱的言语他为的力量。它发于语言的整体规定性——音、词、句、段、语法关系、逻辑关系，用于不同目的的对话交流。语言的对话交流以具体的言语方式进行，言语组合是目的性的，人们根据不同的交流目的——这目的可以是状况的表述、对象的指示、过程的传达、经验的交流、情感的抒发、真理的论证，运用即时的方式、对话的方式、演讲的方式、书写的方式，进行目的性言语的组合与交流。如格雷马斯所说：“我们所描写的意义结构在交流中表征，就是说它在人的感觉活动中自呈于前。交流汇集了其表征的必要条件。正是在交流活动或‘交流动程’中，内容重新找到了表达”⑧。即是说，交流即是言语的目的规定性、组合规定性、意蕴规定性、表达规定性，而且就是综合可见的言语交流本身。换句话说，交流就是言语的他为形态。 常见的言语形态，如说的形态——随时发生的日常生活对话，公共场合的发言、演讲，职业性的专述、报道、知识讲授；写的形态——科技报告、情况说明、法律文书、公文信函、理论阐释，都他为于各自的目的、各自的条件、各自的效果要求。这类言语虽然不是所说的实在，但都有实在所指，即便是各种人文理论与哲学，也都有其实在所对，这实在所对或者是事实性的，或者是推导性的。亚里士多德用可然、或然与必然对之表述，康德用理性批判对之表述，黑格尔用精神现象对之表述，海德格尔用在与此在对之表述，罗素则称之为有保证的可断言性。总而言之，西方学者普遍地接受这一语言—言语事实：语言—言语不是实在的言说对象，但却因对实在的言说对象的言说而存在。 中国古人虽早有言不尽意、轻有重无的说法，但对名实、言信、言理、辨用、正实、见端这些涉及语言学中语言及言语与实在关系的问题一向是非常认真的，如老子“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老子》一章)，把为万物命名置于万物之母的高度；“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老子》十四章)，以道为本的老子，提出道之所以能执古而御今，如朱谦之所注，是凭语、言相传的。即是说，史记于言，道语于今。孔子的名实之辨，“为政必先正名”(《论语》鲁论)，把语言名实关系的重要性提升至治理国家的高度，而且，他的很多重要言说都集中在名实关系的辨析之中。荀子的圣人之辨与君子之辨的阐释，都是就言辞的指实而言的，“发之而当”、“成又而类”、“文而致实”(《荀子》非相)。所以，语言—言语务求真实的规定性，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三)文学在言语自为中营造差异于非文学的领地 日常言语、科技言语、理论言语，都由其所言之实而为，都把言语实现他为的程度看作言说者言语能力的表征，因此这也是衡量言语的普遍标准。而这种情况在文学中就是例外，甚至被颠覆了。毫无疑问，文学是无可对证的。即便某一文学写作以某一真实的历史事件或现实事件为蓝本，并且力求如实地再现这一事件，也无济于事。这是因为真实事件中的大量具体过程都随着事件的过去而散落于无限的虚无之中，这类大量的具体过程连任何亲历者都不可能完全知晓，他的身体局限及视野局限使他只能被封闭在彼时彼地的关注中而不计其余。而且，即便是新历亲为，过后的反思性的想象愈是逼近细节便愈只能是特征性的摹仿——对于某类相似经验的摹仿性再现。当亚里士多德以其摹仿说而被文学家与其他艺术家们膜拜为圣哲时，文学艺术的并非实在的摹仿属性就被确定了。这倒不是因为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说奠定了文学艺术非实在的属性，而是因为他发现并理论地阐释了这一文学艺术的本质属性。任何文学作品都游离于历史实在与现实实在之外，它的任何实在性叙写，都没有实在的确定所对，因此都是非实在的，只能是实在的模仿。文学不被历史与现实的实在所为，而只是被自己的非实在所为，它便获有了自为的属性。即是说，它被自己设定的某种东西所为。由于这种设定是文学的自我设定，因此这种自我设定的所为便是文学的自为。文学自为通过文学的言语自为而实现，因此，概括地说，文学是言语自为的存在。 文学的非实在性又被研究者们称为摹仿性、虚构性、想象性、虚幻性，也有学者直接称之为谎言性，并据此宣称作家们说的都是谎言，因此都是编造谎言的骗子。上述说法已成为对于文学的共识，无需多论。不过，文学的非实在性是通过文学写作的言语活动而获得的，不被实在所他为的文学言语也因此获得不同于上述言语他为性的自身言语属性。正是自为性从言语角度构成文学的独特属性，亦即使文学不同于非文学的言语属性。这个问题是文学研究中有待深究的问题。 1.文学的言语自为 文学言语不为任何实在负责，只为文学负责。这种负责，体现为文学的目的性操控。 不管后来的文学中心论如何推论作者已死，任何后继的文学中心都决定于作者的言语创作，这似乎毋庸置疑。作者是文学的永生的死者、永不在场的在场者，他是文学言语的书写者，他把永生与在场留存在他所写的文学言语中，并因此被永生在场地封闭在他书写的文学作品中。他因他的文学言语而存在。 文学言语的自为，自为于作者书写时的意愿，因此是作者见于意愿的自为。即是说，他为自己的意愿而书写，并时时地把自己规约于自己的意愿中。很多创作论研究都揭示了这种创作中自我规约的性质。作者的写作意愿有两个方面，一是他想书写什么，一是他想如何书写。如何书写通常被概括为风格，这是一个可以无限丰富的范畴，从风格即个性的角度说，有多少作者就有多少个性，因此，理论地说，也就有多少风格。尽管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为文学言语地展示个性并非易事，很多作者终生都在通往风格的途中。作者意愿的自为，从语言角度说，是一种语义设定及语义的言语表述。语义在言语表述中并不直接现身，而是潜身于言语所表述的各种具体现象与境况中。语义是召唤性与组织性的，它把可以体现语义的相关现象与境况召唤过来，并按照语义表达的需要将之组织得各就其位。 在文学中这是一个自我圆合的言语组织过程，它有一种向内收敛的力量，即语义的自我召唤与自我回归。它不受它之外任何实存的事实所规定，因此也没有任何实存的事实需要它表达，它既没有现实生活的实际交往目的，也不为自己设置实在的现实功利目的。言语他为的本质规定性，在文学言语中被作为束缚而否定。当然，这不是说言语自为的文学就一定不求它为，它可以干预生活，可以面对实在，可以传播真理，也可以进入功利，但这一切，不是作为言语的本质规定性，而是一种可以不时地闪现，可以专门地突出，但也可以淡化、可以忽略的选择。它作为书写意愿的一种自由而发挥作用，是一种既可就之又可离之的自由。罗兰·巴特谈到过文学文本这种表述的自由，并因此称文本是一种神物，这种神物期待着阅读者，但始终与阅读者共在的则是那个在法律上虽已死去，却在阅读中随时复活的书写文本言语的作者。这个作者之所以书写，只是因为文本能给他带来快乐。⑨ 文学的言语自为，即它通过作者的书写意愿为自己设定目的并在自己的言语领地将之实现。它的这种相对于非文学言语的他为性而在此处被予以强调的言说特点，不同时期的西方学者也从不同角度有所论述，其中有三种说法具有代表性。一种说法即俄国形式主义学派，以布拉格语言学派重要成员穆卡洛夫斯基为代表。他在对科学论文、报刊文章中的言语与诗的语言进行比较时提出一个语言行为目的的说法，认为科学论文、报刊文章选择与组织言语时总是以主题内容的交流为目的，这种用法几乎是“自动化的，自动化的程度越高，则言语的选择与运用中受意识支配的成分就越少，因此这种言语便成为标准语。诗的言语则不同，在诗的语言中，突出达到了极限强度(突出是自动化的反面)：它的使用本身就是目的，而把本来是文字表达的目标的交流挤到了背景上去。它不是用来为交流服务的，而是用来突出表达行为、语言行为本身的”⑩。语言行为目的，强调的是言语在诗中被突出为非标准化的行为，这类似于芭蕾舞演员的舞蹈行为，它没有其他目的，把自己凸显出来本身就是目的。 第二种代表性说法是经验决定性的，法国解释学哲学家保罗·利科尔在对科学与诗歌的比较中，从诗歌言语表现力的角度提出诗歌言语是通过“保持歧义”来进行言语选择与组织的。他提出两种类型的语言学，即语言的语言学与言论的语言学。前者以音位学、词汇学和句法学的有限结构为基础，后者则从句子的不归约的特性中推演出人类言语的无限产品。两种类型语言学所研究的就是语言这种有限工具的无限运用。为此，他提出一词多义的普遍性语言现象——在一词多用中语言的有限性进入言论(言语)的无限性。一词多用既满足着作为语言基础的经济原则——用经济的结构传达多种意义效果，同时，一词多用又把语言变成从上下文出发碰运气的解释工作。由此，他认为科学语言的特征是消除一词多用的歧义，使一个符号只具有一种意义，而诗歌语言则相反，它拥有“保留并创造歧义的程序”，以此增加诗歌语言的可感知性。由此，利科尔提出，“诗歌并不教给人们任何现实的东西”，“诗歌是不可证实的”，“每一首诗，每一件文学作品，都有一个‘世界’，都展示了一个‘世界’：作品的世界”(11)。而这个作品的世界就是感情的世界。因此，是诗人感情世界的独特经验自为地规定着诗歌保留歧义的程序。 第三种代表性意见来于语义学派，语义学派的创立者瑞洽慈从语义接受效果的角度，解释何以文学言语是指向自身的。瑞洽慈在当时语言学还不受关注的情况下，发现并阐释了情感语言与科学语言的区别。他认为艺术是人类信息传达的最高形式，但艺术的传达不同于其他信息的传达，艺术信息传达的核心概念是“冲动”，冲动既是生理的又是心理的，能满足冲动的艺术言语是不能用经验事实核实的言语，是一种情感言语。情感言语的指称性屈从于情感满足的结果，人们在艺术的情感语言中思考美，但这种思考却未必指称什么东西，在美的思考中“冲动完全受制于内部因素而且不受刺激因素控制，结果指称并未发生”(12)。由于诗的言语并不向外指称什么，因此当它被创造与被阅读时，并没有实际刺激的发生而只是情感这类内部因素的活跃。他区别了三种“真”，即科学意义的“真”、“可接受性的真”及“正直与真诚的‘真’”，后两种“真”是诗的言语传达的“真”。瑞洽慈引用济慈的话说“想象力视之为美而捕捉住的东西必定是真”(13)。由此，没有确定的指称满足着内部冲动，但具有“真”的接受性，实现着美的想象力的诗歌言语，便在其向内部的情感活动中有了自为的根据。 2.言语自为与文学形式、文学性、文学意义 俄国形式主义学派致力于把文学与其他社会现象与生活区别开来，他们进行这种区分的动力是批判性的，即批判当时盛行的在社会环境和作家生平中研究文学作品的风气，认为文学作品是自我规定的，因此应该到作品中寻找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属性。他们的这一批判性主张作为世纪新声引发了西方文学理论研究的世纪转向。文学的形式属性的探索、语言陌生化的创作方式与创作手段的探索，使文学研究转向自身。从为文学划界的角度说，本文的言语自为的提法与俄国形式主义的形式化及陌生化提法有大体相同的指向。其中的差异在于，本文的言语自为研究的是文学的言语状况与言语特征，而后者则侧重于文学的属性与方法。言语自为的语言特征性体现在各种文学活动中，是文学的活动形态，文学的活动性问题下面将专门阐释。形式论及陌生化则封闭于文本，揭示的是文本属性及生成这种属性的方法。形式主义研究，即文学性研究及其方法研究开启了西方后来的结构主义研究、语言学研究、修辞学研究、审美现象学研究及艺术心理学研究，同时，这又是文本中心论的继续。其实，形式主义研究一开始就预设了自己走向衰落的道路，它把文学活动的多样性在文学形式的单一性中收拢的努力注定使文学研究狭隘化，因此也注定走向片面。文学形式又是一个外延模糊且宽泛的概念，并且它本身又处于不断变动中，为使收拢多样的努力不至于无所着落，形式主义者必然想方设法地织密这个收拢的网，使模糊的得以明确，使敞开的得以封闭，并且收束这个网。而当它织密与收束这个网时，只是收束了文学可以被它收束的那一部分，那一小部分，而文学则仍然走着它多样发展的自为之路，形式主义者因此陷入它所收束的文学与它用以收束的形式之间的狭窄的循环论证。这种状况，使它成为西方解构主义的靶的，并酿成西方后现代主义风潮。 言语自为的研究面对丰富多彩的文学活动，这是文学的实在性面对，又是文学的敞开性面对，它从言语特征的角度揭示了文学的自然属性。文学自古以来，不管彼时彼地它是否被称为文学，只要具有言语自为这个属性，诗经也好、荷马史诗也好、诗歌也好、散文也好、小说也好、戏剧也好，便都可以因此获得文学直接的或追加的命名。形式主义的文学形式研究，主要是文学的语言形式的研究，在言语自为研究中它不是被排斥，而是将缸中的鱼放生为河中之鱼，任它在更大的水域中自由游动。随形式主义而来的文学性研究，也自然在言语自为的文学现象中，它可以被称为狭义的文学性，也可以被称为广义的文学性。文学性的狭义、广义之分，既是中国新世纪之初对于文学边缘化的策略性的理论应答，也是西方形式主义对于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应答。对此，言语自为的说法均可予以汲纳。对文学性狭义、广义之分的问题，姚文放在他的一部收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的新著中借助乔纳森·卡勃作出了切合实际、也切合文学言语自为实际的评价：“卡勃对于文学性在文学理论与‘理论’既相互分化又相互交织的格局中的未来走势作出了充满乐观的估价与展望：‘如果文学性成分如辛普森所说的那样已凯歌高奏(对他来说，后现代是文学性成分高奏凯歌的别名)，那么也许是重新奠定文学中的文学性成分的基础的时候了，也许是回到实际的文学作品，以便察看后现代状况是否可以从文学操作中推知出来的时候了。在我看来，这似乎是相当可能的’”(14)。姚文放肯定卡勃的这段话，认为他提振了文学理论的信心，厘清了“理论”向文学理论回归的路径。文学性由形式主义的与生活形成差异的文学属性，进入理论视野的生活属性，又进而在后现代状况中成为沟通文学与生活的属性。这种属性的转换其实正是在言语他为与言语自为的生活言语形态与文学言语形态、理论言语形态与文学理论言语形态的交互转换中完成的。 至于文学意义，对于文学的言语自为而言，即它如何在万事万物的意义世界获得合法地位。这其实是一种价值追问，同时，这又与被大众生活所瓜分、所分享的文学性相关。由于言语自为，文学从一切言语他为的社会活动领域退居出来，成为一种非言语他为的属性，这种属性的价值在于回归言语自身。言语自身是另外的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言语他为世界中的一切都可以活灵活现地发生，有各种各样的人物，各种各样的景物，各种各样的对话，各种各样的事件。它类似于梦境，一切都可以发生，但现实地说又什么都没有发生。读《红楼梦》，一切都栩栩如生，读者却只能意在其中，其余便毫无作为，林妹妹的爱也好死也好都只能由着她去。这种意为而体不为的情况，由文学言语自为所造就。 言语自为规定着文学意义的五种属性。其一，意为属性。这个意，即意念，包括欲望、想象、情感、体味等心理活动。这类心理活动被言语自为唤起，被言语自为限定，并消解在言语自为中。其二，话为属性。话，即通过言语说话。话是具有一定内容的言语单元。在生活中话是他为的，为交流内容与交流目的而话。在文学中言语之话表面上看与生活之话并无二致。其实，它只可以读或听，却不可以参与其中地另外说话，它是文学的自话，因此是文学自为的话。故事之所以流传，诗歌之所以吟诵，在于它言语自为的话为属性，它在言语他为的世界里保持着自己的世界独立性，它永远可以在交流中分享并且不因分享而有损耗。其三，言为属性。这是言语自为的言语自身的属性，包括指向言语自身的修辞属性、陈述属性、言语结构属性。修辞属性，是言语的审美属性。它的作用是使言语读起来、感受起来、诵起来令人愉悦、令人思味、令人关注，令人有产生合于生命节律的快感。对言语自为的修辞属性，中国古人深有领悟，如广为运用的比兴说。这类言语自身之为，是有所感却又难以言传的效果，但其所示却是明确的，即这是言语自身的效果。其四，陈述属性。这不是陈述什么的属性，而是陈述本身的属性。同一个事件过程，可以有众多陈述方法，这是所指与能指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陈述获有自身陈示的意义。如德勒兹所说，陈述的根据，即归档的根据，它不在于词汇、句子、命题的某种结构或作者——主体的意图，而在于它在整体中的简单功能，即究竟什么在规定着所表述的事件。(15)生活中的陈述，也包括科学陈述与理论陈述，则被它们之外的陈述对象、交流对象的实在性规定。文学陈述，只有陈述规定的对象，而没有规定陈述的实在对象，陈述即是其所陈述。显然，顺叙、倒叙、插叙、补叙这类陈述手法如何在陈述事件中安排与使用，其效果是陈述自身的效果，其意义也是陈述自身的意义。其五，言语结构属性，这是言语以何次序排列的属性，是使言语被组合为具有自身整体性的属性。吕西安·戈德曼正是从这一属性角度阐释他的结构主义观点：“一些表面上看来相似甚至相同的词、句子、片断，在被纳入不同的整体时，可能具有不同的意义”(16)。这个整体，就是言语的结构整体，它本身没有言语意义，但是当词、句子、片断获得了结构整体时，意义却由此产生出来并且被此规定。言语结构在言语他为领域是历史生成的，是被历史规定并进而规定历史的，它与实践活动、习俗活动、思维活动具有深层对应性。在言语自为的文学中，虽然在言语组织与运用上不排斥甚至离不开他为的言语结构形式，比如日常言语在小说与戏剧中的运用，但总体而言，言语的叙事结构、抒情结构是自为性的，它只为自己所封闭所承载的文学内容负责。美国学者西摩·查特曼对故事结构与叙事结构进行研究，提出情节表达顺序问题，亦即文学的情节结构不需要与故事的自然逻辑顺序相同，“情节的作用是要强调或不强调故事中的某些事件，解释一些事件，把其他事件留给读者去推断，表现或告诉，评论或保持沉默，把焦点集中在一个事件或人物的这个或那个方面”(17)。即是说，文学情节是言语表述，它不同于生活中所发生事件的故事性，后者受自然逻辑顺序所限定，这是他为。见于文学作品结构的言语自为既是自为言语的内在构架又是它的外部形式。内在构架，支撑着文学言语的次序安排、起承转合；外部形式包括文学言语的视觉形式与听觉形式，以及由此产生的节律形式，它体现为文学的个别性、风格性，又具有文学的共性。文学言语结构形式之于文学言语，很类似于一座别墅的建筑图纸，它不是那座别墅，但生成与规定着那座别墅，它是一座个别的别墅设计，但又拥有别墅的共性。中国古典诗词中的词牌，可以看作抒情性言语结构的典型。上述五种属性，均是言语自为的文学构成属性与规定属性，文学意义在这五种属性的综合作用中生成，并经由文学言语自为的接受而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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