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家，《延河》副主编 。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得主 一年过去了，我们都找到答案了吧。 2016，中国的丙申年，我写下了短篇小说集《丙申故事集》，2017，中国的丁酉年，我写下了短篇小说集《丁酉故事集》。以中国的天干地支来纪年，并且用以命名自己的作品，不过源自隐约的文学性动机，靠着直觉，我便无从想象将自己那一年的写作归结为《2016年故事集》。继而，来年的写作，似乎水到渠成，便成为了“丁酉年的写作”。一个写作计划竟然便这样生成。2018年伊始，天经地义，我已经将自己的写作放置在了《戊戌故事集》的蓝图里。朋友们笑言，这个写作计划该坚持一个甲子。六十年焉敢眺望，但内心里，的确是存着了盼望：至少，坚持三年吧，当然，能写五年更好。 此刻，距离2018剩余的日子屈指可数。我承认，“我在2018丢失了戊戌”。是的，那本计划中的《戊戌故事集》流产了，纵使我有回天之力，也断不敢放言在这屈指可数的时间里能够写完一本小说集。 我那“文学的戊戌”是怎么被弄丢了的？能够勉强说出的理由或许是——这一年，我的个人生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上半年，我被陕西省作协引进，成为了“文学陕军”中的一员。在西安，我有了一间自己的办公室；而我的家，依然在兰州黄河北岸的高地上。好在有了高铁，如今西安与兰州两地，不过是三个小时的车程，但这区区的“三个小时”，却足以挥霍掉我的戊戌之年。 其实我深知，这一切是不足以成为理由的；我曾信誓旦旦地说过：在极速旋转的时代里，保持稳定而有水准的写作能力，正是对一个现代作家的基本要求。那么，在这个内心的指标之下，我只能领受时光判定的我的失败。 8月11日，在西安处理完工作，我拖着行李打算回兰州的家。时间似乎还宽裕，“三个小时”竟然给了我一个“余裕的破碎”，我起意去郊外看看母亲。母亲安息的墓园距离地铁口很近，这条地铁直通高铁站，可以将我流畅地输送回兰州。骄阳下的墓园空无一人，却烈日喧哗，蝉鸣鼎沸。置身于响亮的盛夏之中，我擦拭了母亲的墓碑，然后关掉手机，席地坐进上帝赐予我的整全的时光里。那一刻，我或许就像一个氤氲着雾气的羽化者。心却宁静下来，那破碎了的一切，重新又在聚合与汇拢。倏忽之间变了天，大颗雨点跌下来，零零落落，宛如撒豆。只好拉了行李逃避，在墓园外拦下一辆出租车，刚钻进去，豪雨骤至。于漫天的雨水之中，我打开手机，数百条信息蜂拥而来——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揭晓，我获得了短篇小说奖。于是，那刚刚滚烫着聚合与汇拢了的，再一次被有力地弄碎。我知道，2018年的下半年，在很大程度上，将又不再属于我“文学的戊戌”。 2018永不再来，“戊戌”却能周而复始。我曾觉得，只有在“戊戌”的心情里，一种专属中国作家的时间感才能被我所接应。我想象着，覆水难收的时间，原本是应当留有余地的，原本是能够互为轮替的。但我却丢失了我的戊戌年。 在这一年，岁月雄辩地告诉我，它那些远未被我们穷尽的真谛依然隐秘在黑洞的深处，当我从母亲安息着的墓园被流畅地输送进时代的那一刻，世界的辩证、它的狡黠与浩大，它的整全与破碎，它的东边日出西边雨，就是我正在疾驰着通行而过的隧道。那是笔直的线，也是饱满的圆，让你领教勇气可嘉之后的意兴阑珊与无力之后的信心焕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