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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陆浑山火》托寓元和制举案之运思 (一)铺叙火象，旁涉雷、水 通过史事的发掘，可以补证以沈钦韩为代表的旧说，进一步究明《陆浑山火》托寓制举案、劝慰皇甫湜之主旨。如前所论，《陆浑山火》开篇交代了制举案后皇甫湜出为陆浑尉这一背景，而后直入主题，依次出现了火、雷、水三象，其中火象应题为主，着墨最多：  沈钦韩谓“火以喻权幸势方熏灼”，水以喻“牛、李等以直言被黜，犹黑螭之遭焚”，意谓火沴水之铺叙即制举人被权幸所抑之象征。那么，这里所说的权幸，是喻指作为制举案主谋的宦官集团，还是推波助澜的李吉甫呢?今进一步分析，诗歌描绘了包括火神祝融及诸炎官在内的大聚会，其中有尊有卑，人数众多，朱紫纷纭，可见这里暗示的并非某一个体，当即势力庞大的宦官集团。《旧唐书·宦官传序》载： 玄宗在位既久，崇重宫禁，中官稍称旨者，即授三品左右监门将军，得门施棨戟。开元、天宝中……衣朱紫者千余人。(72) 至宪宗时，宦官总数已有4618人。(73)随着委任日重，固有章服制度形同虚设，宪宗时超授朱紫的情况非常普遍。(74)韩愈在诗中大事渲染朱紫纷纭，正见宦官集团势焰熏灼。不仅如此，诗中的不少细节都与宦官所充内诸司使职密切相关，由此衬出一个声势浩大的、侵夺南衙职权的宦官集团，生动地托讽宦官势力无处不在、无所不包： 如云“鸦鸱雕鹰雉鹄鹍，炰煨爊孰飞奔”，事与五坊使相关。《唐会要》：“五坊，谓雕、鹘、鹰、鹞、狗，共为五坊，宫苑旧以一使掌之。”(75)五坊使自李辅国始改由宦官充任，每借贡物之名，肆意横行，对国家政治经济产生了极坏影响。(76) 又云“错陈齐玫辟华园，芙蓉披猖塞鲜繁”，事与内园使相关。《事物纪原》引李吉甫《百司举要》：“则天分置园苑使，后改曰内园”。(77)其职德宗时已改由宦官充任，掌宫苑“花囿之政”，(78)王建诗“宫人出看花”“先报内园家”可证。(79)韩诗不仅点出了“错陈齐玫”“塞鲜繁”的“花囿之政”，更借“披猖”一语，(80)托讽宦官集团的猖獗狂妄。 又云“千钟万鼓咽耳喧，攒杂啾嚄沸篪埙”，事与武德使相关。《唐六典》谓将作监左校令掌乐悬簨虡之供，(81)天宝以后，渐为宦官所充之武德使所侵夺。(82)《通典·乐典·乐悬》云：“宫悬之乐，镈钟十二，编钟十二，编磬十二，凡三十有六簴……镈钟在于编悬之间，各依辰位。四隅建鼓，左柷右敔。又设笙、竽、笛、箫、篪、埙，系于编钟之下。其在殿庭前，则加鼓吹十二案于建鼓之外，羽葆之鼓、大鼓、金錞、歌箫笳置于其上焉。又设登歌钟、磬、节鼓、琴、瑟、筝、筑于堂上，笙、笳、箫、篪、埙于堂下。”(83)可见唐代乐悬所设钟鼓繁多，宜乎诗“千钟万鼓咽耳喧”，又以弹拨吹奏诸器亦繁，统状为“攒杂啾嚄”，并选取“篪”“埙”作为代表，亦得押韵。 又云“缇颜韎股豹两鞬”，事与辟仗使相关。《周礼·司服》郑注：“韦弁，以韎韦为弁，又以为衣裳。《春秋传》曰‘晋郄至衣韎韦之跗注’是也。今时伍伯缇衣，古兵服之遗色。”贾疏：“韎，谓赤色也。缇衣，赤之衣。”(84)又，《西京赋》：“迾卒清候，武士赫怒。缇衣韎韐，睢盱拔扈。”李善注：“迾，遮也。缇衣韎韐，武士之服。”《汉书·武五子传》：“迾宫清中。”邓展曰：“令其宫中清靖。”王先谦引周寿昌曰：“巡迾宫垣，清除中禁。”(85)又，《国语》韦昭注：“鞬，弓弢也。”(86)今按唐之禁卫皆佩弓值守，(87)且自德宗后，禁中除神策军外，有左右羽林、龙武、神武三军，由宦官所充左右三军辟仗使统之。(88)辟仗使有“提骑警巡，严整环卫”之职，(89)颇合“巡迾宫垣”之古典。故知“缇颜韎股豹两鞬”融会古今典实，以衬出左右三军辟仗使。 又云“霞车虹靷日毂轓，丹蕤縓盖绯翻  ”，事与中尚使相关。祝充云：“靷，引轴也。”文谠云：“霞、日，皆言赤色。縓，赤黄色也。毂，辐所凑也。轓，车箱也。蕤，旗也。 亦幡也。翻，风吹旗也。”(90)此二句敷衍车旗之盛。今按天子车舆有赤质金辂，其旌旗、车盖亦赤，(91)原为少府监中尚署、左尚署所掌，玄宗以来渐为宦官所充之中尚使所摄。(92)又云“红帷赤幕罗脤膰，衁池波风肉陵屯”，事与营幕使、尚食使相关。《周礼·大宗伯》郑注：“脤膰，社稷宗庙之肉”。(93)祝充云：“脤膰，祭肉。衁，血也。”(94)方崧卿述诗意云：“衁如池而波风，肉如陵之屯聚。”(95)今按唐代殿中省设有尚食局，不仅掌天子常膳，且掌“诸陵月享”，德宗后其职渐为尚食使所侵。此外，殿中省尚舍局掌设帐幕，其制“朱蜡骨，绯绫”，又兼掌祭祀之施设，中唐以降其职渐为营幕使所侵。(96) 又云“豆登五山瀛四罇，熙熙釂酬笑语言”，孙汝听云：“豆登五山者，以五岳为豆登；瀛四罇者，以四海为酒罇也。”(97)史载宦官集团或“内供奉，或外监节度军”，“所裒获，动巨万计”，“至慓士奇材，则养以为子，巨镇强藩，则争出我门”。(98)宦官集团不但操控中央政权，还与藩镇交结，有监军使把持地方军政，攫取巨大利益。作为铺叙火象之结句，这里泛讽了宦官集团得四海之供养而权倾天下的势焰。 综观火象之铺叙，韩愈在描摹炽烈山火的过程中，幻化出“炎官热属”的人物形象和一系列相关物象，通过物象的组合，实现了具有现实指向性的场景构建，从而生动地托讽势焰熏灼的宦官集团。那么，“火”何以衍生“炎官热属”“日毂”“霞车”“虹靷”“豹”“鞬”等诸多物象，这些物象何以与“火”发生关联?今据旧注，《易·说卦》谓“《离》为火”“为日”“为甲胄，为戈兵”，又系诸人象，韩诗涉火诸象率皆由此化出。(99)沿此推想，继火象之后的水、雷二象当亦本诸《易》。《说卦》谓“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为隐伏”“其于人也，为血卦”。(100)韩诗所谓“顼冥”，即北方水神颛顼、玄冥，(101)合于《坎》卦方位及为水之象；其收威退避、“缩身潜拳”之描摹，合于隐伏之象；至“梦通上帝血面论”，则用“为血卦”之人象，更见水神之属遭受欺凌之惨状。又，《说卦》谓“《震》为雷”，其卦辞云：“震来虩虩，笑言哑哑。震惊百里，不丧匕鬯。”注云：“震之为义，威至而后乃惧也，故曰‘震来虩虩’，恐惧之貌也……威震惊乎百里，则是可以不丧匕鬯矣。匕，所以载鼎实；鬯，香酒。”(102)诗中“雷公”句由诸炎官之“豆登五山瀛四罇，熙熙釂酬笑语言”转出，此二句意与卦辞“笑言哑哑”“不丧匕鬯”相合。可见雷神虽有令人惊惧之威，诸炎官仍能“笑言哑哑”地开怀饮食，则雷神之威并非针对“炎官热属”。相比之下，雷神一出场便搅翻了海水，其“齿牙嚼啮舌腭反，电光  磹赪目 ”以致“顼冥收威避玄根”，最终水神之属难逃火焚之厄。由此可见，雷神站在火神炎官的立场上，共同欺压了水神之属。参之史事，制举人与考官群体之所以被斥，是由于宦官集团与宰相李吉甫暂时形成了一致立场，共同制造了元和制举案。今既证火象乃宦官集团之寓，则为火所沴之水象相应地寓指被斥逐的制举人与考官群体，雷象相应地寓指暂与宦官集团形成一致立场、共同制造制举案的宰相李吉甫。(二)运化卦气，托言上帝 在托寓元和制举案后，韩诗又借汉易卦气之说，托言上帝，构拟圣心，以此劝慰皇甫湜： 天阙悠悠不可援，梦通上帝血面论，侧身欲进叱于阍。帝赐九河湔涕痕，又诏巫阳反其魂，徐命之前问何冤。火行于冬古所存，我如禁之绝其飧，女丁妇壬传世婚，一朝结仇奈后昆。时行当反慎藏蹲，视桃著花可小，月及申酉利复怨，助汝五龙从九鲲，溺厥邑囚之昆仑。 起句点明水神之属欲诉无门、无从得到上帝的援助，只能通过梦境去想象申诉天阙之经过：虽然水象遭到阍寺的呵叱，但上帝待之颇厚，为之洗泪招魂，同时阐述了水火相济之理，表明了上帝的立场。其中“女丁妇壬传世婚”，洪兴祖云：“丁，火也。壬，水也。火，女也。水，男也。丁为妇于壬，故曰女丁妇壬。”(103)朱熹云：“丁为阳中之阴，壬为阴中之阳，故言女之丁者，为妇于壬，以见水火之相配。”(104)今按《礼记·月令》谓“孟夏之月”“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又谓“孟冬之月”“其日壬癸，其帝颛顼，其神玄冥”。(105)高诱略云：“丙丁，火日也。炎帝，以火德王天下，是为炎帝，死托祀于南方，为火德之帝。祝融，颛顼氏后，为高辛氏火正，死为火官之神。”又云：“壬癸，水日。颛顼，以水德王天下，死祀为北方水德之帝。玄冥，官也。少暤氏之子曰循，为玄冥师，死祀为水神。”(106)此即韩诗“丁火”“壬水”所出。又，《说卦》谓“《坎》再索而得男，故谓之中男”，(107)此即朱熹所谓“阴中之阳”者；《说卦》谓“《离》再索而得女，故谓之中女”，(108)此即朱熹所谓“阳中之阴”者。由此可见，韩诗以“丁”代“火”，以“壬”代“水”，又以《离》为阳中之阴、象中女，《坎》为阴中之阳、象中男，故“丁”“壬”得为婚媾，表现了水火相济、“相逮”而“不相射”之理，(109)表达了上帝不愿禁绝火神之飧、亦不愿水火结仇之意。 上帝在阐述了水火相济的立场后，宽慰饱受欺压的水神之属云：“时行当反慎藏蹲，视桃著花可小，月及申酉利复怨。”今按《礼记·月令》：“仲春之月，始雨水，桃始华”，“是月也，玄鸟至”。(110)《广雅·释诂》：“鶱，飞也”，王念孙疏证：“鶱之言轩也，轩轩然起也”；(111)《京氏易传》：“申中有生水”；(112)《淮南子·天文训》：“水生于申，火死于戌”。(113)如汉易卦气图所示：  图1 汉易卦气图 惠栋述孟喜卦气学说略云： 孟氏卦气图以《坎》《离》《震》《兑》为四正卦，余六十卦主六日七分，合周天之数。四卦主四时，爻主二十四气；六十卦主六日七分，爻主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二至二分，寒温风雨，总以应卦为节。是以《周易参同契》曰：“君子居室，顺阴阳节；藏器俟时，勿违卦月。”(114) 由此可见，卦气学说将六十四卦与岁时节气统一起来，在图1中，四正卦之《坎》主冬、《震》主春、《离》主夏、《兑》主秋，岁时推移表现为右旋运动方向。反观韩诗所寓“始雨水，桃始华”之节气，即正卦《坎》之九五所主，(115)且对应六十卦之《渐》。《坎》之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116)《渐》卦为“渐进之卦”，孔疏：“凡物有变移，徐而不速，谓之渐也。”且《渐》六爻之辞皆作“鸿渐”，王弼注：“鸿，水鸟也。”(117)可见“桃始华”之际，水神之属的咎害已去，渐得舒展轩起，故云“视桃著花可小鶱”。 又云“月及申酉利复怨”，自申之酉，其间有正卦《离》之六五、上九，且申对应六十卦之《损》、酉对应六十卦之《贲》。《离》之六五：“戚嗟若。”《离》之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获匪其丑，无咎。”孔疏：“出征罪人，事必克获。”《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118)又，《损》卦云“利有攸往”，(119)《贲·彖传》云“文明以止”，(120)孟喜云“至于八月，文明之质衰，《离》运终焉”。(121)由此可见，自申至酉之月，水应时而生，火则日渐衰损，时值皇王伐罪之宜，故韩诗云“月及申酉”利于水神之属“复怨”，且上帝助其惩戒火神势力。 要之，韩愈运化汉易卦气之说，借上帝之口表达了两层含义：其一，上帝不会绝禁火神之飧，同时希望看到水火交好而非结仇；其二，针对火神势力欺压水神之属一事，上帝劝慰水神暂避锋芒，俟后自当助其惩戒火神。由此可见，上帝固不愿绝禁火神之飧，也不愿水神之属一直遭受屈抑，自居调停制衡之立场，以保持水火之均势。参之前述唐宪宗之态度，其宠信宦官，兼重南衙能臣，制衡双方势力，一如诗中上帝调和水火；今既知火象寓指宦官集团，水象寓指制举人及考官群体，则上帝寓指唐宪宗无疑。 由此再玩诗意，“天阙悠悠不可援，梦通上帝血面论”通过水神被欺、不得面诉上帝之描述，意谓皇甫湜等人遭到构陷，却无缘向宪宗面陈冤情，于是韩愈安排了“梦通上帝”的想象之辞，通过构拟宪宗心意来劝慰皇甫湜；“侧身欲进叱于阍”则点出了宦官形象，上承火象之寓，再次强调了元和制举案中南北衙之间的矛盾；而后“帝赐九河湔涕痕，又诏巫阳反其魂，徐命之前问何冤”三句，与宦官呵叱制举人这一想象性描述形成鲜明对比，以见宪宗本意非如宦官集团一般；“火行于冬古所存”数句，实为韩愈洞明时事之语，他深知宦官集团为宪宗宠信，势焰熏灼，不仅构陷了制举人和考官群体，就连宪宗信重的李吉甫也被排罢相，遂以“火行于冬古所存，我如禁之绝其飧”二句宽慰皇甫湜，意谓宪宗信用宦官由来已久，不会因为对策中的几句言辞就“绝禁”宦官势力；“女丁妇壬传世婚，一朝结仇奈后昆”二句更进一步，直指宪宗制衡南北衙之策略，使皇甫湜看清时事变化之因由；至“时行当反慎藏蹲”数句，亦是劝慰皇甫，不必激愤太过，权且谨慎行事，日后得为宪宗所知，所受冤屈必能洗雪。结合前证，韩愈于元和三年冬作此诗，其时因制举案出院的裴垍已然入相，有力地抑制了宦官势力，即便是北司首领吐突承璀，也不得专信于宪宗，甚至被宪宗“诫勿复言”。而在制举案发生之前，裴垍为翰林承旨学士，是制举人与考官群体中实际地位最高者，有类诗中水神之地位；吐突承璀为北司首领，有类统领诸炎官之火神。前者裴垍为吐突承璀构陷出院，一如水神为火神所欺、遭逢“险陷”而被“斥弃”之铺叙；而今裴垍承恩入相、抑制北司，承璀不得关白、为帝所诫，又类上帝慰赐水神、使之“小鶱”“复怨”之铺叙。由此可见，“时行当反”数语非仅劝慰皇甫之辞，其间包含着韩愈对时局动向的观察和对未来形势的期待。纵观全诗，火象铺叙最繁，至上帝出场后，象征宦官集团的火神势力又成为被惩罚的对象。相比之下，以雷公托寓李吉甫之铺叙颇简略，只暗示了他在制举案中推波助澜的角色，至上帝出场后，雷公便没有出现在被惩罚、报复的铺叙之中。这样的处理，凸显了韩愈设象托讽的主观倾向：虽然李吉甫在制举案中推波助澜，但比起南北衙之矛盾，李吉甫与制举人、诸考官之间毕竟属于南衙内部意气之争，对待李吉甫之态度固不必与宦官集团相同，况且其时李吉甫已被权宦排挤罢相，故韩诗后半只强调水火结仇，隐去了水雷之憾。此外，上帝形象也存在类似的处理：一方面，韩愈借上帝之口暗寓宪宗不愿禁绝宦官之权这一事实；而另一方面，韩愈着意通过上帝湔涕、反魂、问冤、溺囚等一系列想象性铺叙，塑造贤明君主的形象，充分体现了韩愈“期之以尧舜”的敦厚之心，“其词诡怪，其旨深淳”，信然矣。 总而言之，韩愈《陆浑山火》以火、雷、水三象关系为基础，构筑了一个繁复而隐秘的托寓结构，有效地弥缝了皇甫湜原作“出真”之疵病，全面托寓了唐史上的重大政治事件——元和制举案。其中，卦气学说之运化与上帝形象之构建，乃由超越现实而观照现实，由思想文本敷衍文学文本，充分实现了文本与现实的互动。由此反思韩愈奇诡诗风之形成，可得一点新的认识：以往谈及韩愈乃至韩孟诗派的奇诡诗风，多从审美倾向上立论。事实上，为了全面而深入地托寓诡谲险恶的政治形势以及在此种形势下的坎壈仕途，采用“增怪又烦”的铺叙手法是势所必然的，这直接决定了作品的奇诡风格。(122)在这个意义上讲，奇诡诗风的产生与托寓现实的需要密切相关，在更深层次上践履了不平则鸣的文学主张，而非仅审美抑或审丑好尚使然。换言之，奇诡诗风不仅是目的性存在，亦是工具性存在。这种工具性存在非但无损于奇诡诗风的美学价值，相反地，由于托寓现实的需要，诗作既要体现物象的固有特征，更要隐晦曲折地指向人事，为此诗人需最大限度地调动知识储备设辞造境，这势必迥异于咏物写景的惯常作法，给人带来匪夷所思的审美冲击力，将奇诡诗风推向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