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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大城》读书笔记及心得感悟3000字： 在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大城市的人口规模亦在不断扩大。与城市病有关的拥堵、生活成本高昂等问题也常见诸于各新闻媒体，区域间的不平衡发展更一直饱守诟病。因而，陆铭教授想探讨的问题是：中国大城市是否太大了？这种城市发展现状究竟是在市场力量作用下自然形成的，还是因为政府不合理的制度管控导致的？如若是制度性原因，又该如何去破解？ 大国之难： 在探讨该问题前，我们可先了解中国相关概况。首先必须承认，在中国这块幅员辽阔的版图上，我们难得实现了货币、文字、语言等统一，文化及国家认同方面也基本达成一致。而庞大的市场也使我们享受到诸多好处：规模经济所带来的“战略性产业”的发展、细节化技术创新、公共品的提供、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以及获得作为国际媒介货币的铸币税。然而，在这种一统下，中国国家内部生产要素（劳动力、土地、资本）却并不能做到自由流动。因为我国实行的是分权体制，其虽激励了地方发展经济，却也埋下了市场分割的隐患，每一个地方政府都不愿意其他地方把自己的经济资源给吸纳过去。从地方角度看，分割市场的确可以保护本地的经济，但是从整个国家来讲，却损失掉了规模经济和地区间分工的优势，陷入囚徒困境。  在大城市，我们可看到，以农民工为主体进城务工的非本地户籍人口无法享受本地户籍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尤其是在教育和医疗上。假使持有农村户口的人携带其小孩进城务工，由于在大城市，对外地小孩提供的公办教育资源稀缺，小孩也很难享受到优质的教育，之后参加中高考时，受到户籍及政策限制，也往往需要回乡参加考试。在这种情形下，很多小孩子往往会沦为留守儿童。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已达6000万以上。如此庞大的留守儿童群体，背后是一个个家庭的分离与割裂。在此种环境下长大的孩子，其成年后对社会的观感该是怎样的呢？而近来的“滴滴司机杀人事件”也再次将留守儿童这个群体暴露在公众面前。除了教育，农民工在医疗方面，受限于医疗报销制度，负伤时也往往会回乡治病。在此种限制及大城市为控制人口规模不断提高准入门槛下，一些原本意愿进入城市务工的农民则会选择留在家乡进行谋生。大城市为控制规模的管控手段和户籍制度事实上构成了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障碍，导致城乡和地区之间的劳动力流动不充分。 在土地方面，中国像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地价、房价涨得飞快。中西部地区地价却比较低。而广袤的农村地区，农民所持有的宅基地及耕地和林地，连有效流转都无法做到。事实上，这是中国为保持耕地数量，实行了“建设用地指标配给制度”，每一年中央给各个省一个农业用地转为非农业用地开发的总数，然后再由省分配给下面的市和县，不能突破。建设用地指标的分配虽考虑了不同地方不同的经济发展需要，但总体上采取了平均主义的方式。特别是2003年之后，建设用地指标被作为鼓励中西部省份发展当地工业的政策工具，而对于人口流入较多的东部地区，特别是大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受到了严格控制。东部地价房价飞涨，中西部的地价较低一部分原因也在此。即使如此，建设用地指标在不同的省（区、市）之间进行再配置是被严格禁止的。 再来看资本市场，首先需明白经济学里面缺资本和不缺资本的标准是谁的投资回报高，而不是谁的资本数量少。一些审批项目，经常在中西部能够获得审批，在东部却不行。这则是因为中国的资本市场被政府的项目审批制度分割着，很多投资项目需要国家发改委来审批，存在鼓励中西部投资的政策倾向。同时，中国存在跨省投资的“市场进入障碍”，地方政府也会以查“偷漏税”为由阻碍企业到外地投资。而许多地方政府为吸引资本，以及拥有着足够用地指标，往往喜欢兴建工业园和新区，这种大规模的基建最终导致重复及大规模的浪费。资本市场的不统一在一定程度上扭曲着资本的流向。 在这些制度性的阻碍下，生产要素不能充分流动对经济效率难以避免产生了损害。即使控制大城市规模、鼓励中西部发展本是为了促进地区平衡，可这种平衡是否又对公民的个体公平造成侵害呢？从长远来看，又是否能够更好地保障全体公民的利益呢？这种局面又该如何破解？ 大城之解： 对于上述的在大城市控制规模，在农村及广阔的中西部地区加大基础设施建设进行发展的做法，陆铭教授认为这实则是在追求经济资源和人口均匀分布意义上的“平衡”。而大国统一、经济效率和区域平衡是不可能同时实现的，应该改变对平衡的看法，转变为人均GDP、人均实际收入和生活质量意义上的“平衡”。而这种人均意义上的平衡恰恰是可以在人口自由流动的过程中实现的，不需要大规模地采取行政控制的手段来对人口流动进行限制，也是对公民权利的尊重。 如若中国政府能够使人口、土地、资本等要素自然流动，逐渐放开户籍限制、允许建设用地指标交易以及统一资本市场，这样，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农村人口根据自己权衡流入城市，把其在家乡的宅基地和城市的建设用地指标进行交易，既增加了城市从事第三行业人口，也增加了城市土地供给。而这也可以降低城市服务业消费价格，也有利于抑制房价攀升，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城市生活成本。而对于其他留在农村地区的人而言，由于人口减少，宅基地对耕地的占用面积也会相应减少，而人均资源的占有率提高，也可以提高其收入，并有助于农业的规模化经营。这样在人均意义上将实现平衡。而且此时原本城市和农村居民享受公共服务的二元对立会大大削弱，结构性阻碍减少的情况下，个人的能动性作用也越发能够凸显出来。同时，对于没有享受到大国发展成果的偏远地区，与其进行基建建设，不如将财政资金投入教育和医疗，提高人力技能保障个人权益。人，毕竟是流动的，在劳动力流动中可最大化教育和医疗的投资回报。而同质化过度建设的工业园和新区却并不一定会带来真正的经济增长，反而会使地方背上债务。从长期来看，也更有利于中国经济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健康发展。 可如果放开这些政策限制，人口是否会大量流入城市，城市化问题是否会更为严重？首先，需意识到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已经是在同回乡之间做过成本收益分析。当待在大城市的成本过高时，自然会有回流，从这方面讲，大城市的人口其实也是有边界的，只不过是个体用脚投票量出来的。同时，城市病问题也是可以通过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高，由于之前大城市的公共设施建设是在政府预计的人口规模下规划的，而这时城市的常住人口基本上已接近甚或于超过这个规划数目，因此，出现公共资源紧张也就不足为奇了。过去的制度缺陷造成的后果不能成为现在改革的借口。假使政府根据规律合理规划建设，大城市的承载力是可以继续提高的。 在面对城市化这个问题，我们还看一下国外是怎样的。毕竟，决定中国城市发展的规律和其他国家应是相似的。在世界范围内，人口的分布同样是不均匀的，而且全球有半数的经济活动位于1.5%的陆地区域。在各个国家内部，首位城市人口数量占全国人口数量的比例非常高，纽约为2.7%，伦敦为13.1%,东京都为10.3%，秘鲁首都利马的人口也占到了整个秘鲁人口的25%。根据作者数据调查，国家人口是首位城市人口的主要决定因素。经济与人口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十分普遍。大城市人口集聚在世界范围内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中国大城市并没有过大。 陆铭教授说，决定人类发展轨迹的是普遍规律，每个国家的特色只会在普遍规律下开花结果。世界上本就没有国情完全相同的国家，中国的特色发展必然是要在尊重规律下进行。因而，其认为中国经济应在集聚中走向平衡，加强对地理因素的考量。同时，国家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应从长远全局的角度去考虑，尊重人性，保证公民在公共政策实施过程中不会因为他特殊的身份而受到歧视，这样才能更好地保障全体公民的利益。作者：罗绮梦 « 上一篇下一篇 »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