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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多样的娱乐习俗 满蒙汉等多民族杂居，带来了北疆宗教信仰的多元化，喇嘛教本是蒙古各部固有的宗教信仰，清朝入住中原后，为了取得蒙古族的认同，保持和尊重蒙古族的社会风俗、宗教信仰，因此北疆地区建有多处喇嘛庙。与此同时，北疆城市的娱乐活动也丰富多元。正月时节，受到中原文化影响，北疆各城也沉浸在欢度汉族春节的喜庆中。同光间诗人王定安曾因公来到北疆，他记录下了碰到的民众观看“报春官”、迎候春天到来的热闹场面，诗云：“麾旌前导拥乌纱，车马喧闹野客家。优孟衣冠同傩戏，春卿仪仗似官衙。秧歌几处鸣村鼓，茗碗逢人酌乳茶。新岁浑忘沦弃感，不须凄响问胡笳。”(29)在各族民众的喜庆簇拥中，诗人暂时忘记了离家的苦闷。端午节，诗人惊喜地发现，北疆居民也“家家绑角黍”，诗人因之感到忠爱诗人屈原的“忠信达戎蕃”(30)。 北疆城里的各类汉族节日活动兴盛，时人对此多有记载。而带有蒙古特色的娱乐活动，也受到各族群众的喜爱。“诈马”是蒙古族青壮年男子大都擅长的技艺，每每在大型宴会前将数群未经驯养的生马驹交由一众骑手，令善骑者持长竿，竿头有绳作圈络，突入驹队中。马驹不肯受，辄跳跃作人立，而骣骑者夹以双足，终不下。须臾以圈络套马首，驹即贴服。能在“诈马”戏中套中生马驹首者都被看作是令人尊敬的英雄。张之洞曾称赞僧格林沁的骑射技艺：“射雕羽箭二斤重，诈马绳竿九尺长”(31)。诈马戏因其欢腾、紧张、惊险，深受草原民族推崇和各民族观者的喜爱。“名王诈马存遗风，献筵备陈表敬恭。廿里以外列骏骢，置邮传命听发踨。宜教施铳星火红，连声递令顷刻通。砰磕万雷忽落空，翩若惊鸿逸若龙。”(32)这是颇通蒙古风俗的乾隆皇帝在观看诈马戏、享诈马宴后兴致勃勃地写下的诗行。 乾隆家诗人王昶因公来到北疆，发现另外一种娱乐活动，“教  ，《周礼》所载，今惟蒙古熟悉其法，谓之骑额尔敏达 马，三岁以上曰达 额尔敏，则未施鞍勒者也，每岁扎萨克驱生马至宴所散逸原野诸王公子弟雄杰者，执长竿驰縶之，加以羁鞲腾踔而上，始则怒驰逸骋稀突人立顷之，乃调习焉。”(33)细味之，与赵翼《套驹》诗述同一。诗云：“儿驹三岁未受羁，不知身要为人骑；跳梁川谷龁原野，狂嘶憨走如骄儿。驱来营前不鞍辔，掉尾呼群共游戏；旁看他马困鞦靮，自以萧闲矜得意。谁何健者番少年，手持长竿不持鞭；竿头有绳作圈套。可以络马使就牵。别乘一骑入其队，儿驹见之欲惊溃；一竿早系驹首来，舍所乘马跨其背。可怜此驹那肯絷，愕跳而起如人立；如人直立人转横，人骣而骑势真急。两足夹无殳上钩，一身簸若箕前粒；左旋右折上下掀，短衣乱翻露袴褶。握鬃扶鬣何晏然，衔勒早向驹口穿；才穿便觉气降伏，弭帖随人为转旋。由来此物供人走，教 非夸好身手；骤施不嫌令太速，利导贵因性固有。”(34)身手矫捷、英勇威武的蒙古族少年洒脱自如的套马身姿、灵活巧妙的骑马技术，被兴致盎然的诗人用诗笔淋漓尽致的展示出来，读之，如看影像。“相扑”是相沿至今的一项体育运动，起源是为筵宴时助兴，“谓之布库，蒙古语谓之布克，脱帽短褠，两两相角以搏之仆地为分胜负。……一人突出张鹰拳，一人昂首森  肩。欲搏未搏意飞动，广场占立分双甄。猛虎掉尾宿莽内，苍雕侧翅秋云巅。须臾忽合互角抵，挥霍掀举思争先。”(《相扑》)(36)在清代，此项运动还有练习健士之用。音乐与舞蹈相伴而生，游牧民族的舞者与中原迥然不同，马匹是舞场上的主角。舞马作为清代边疆游牧民族生活地区独有的一种娱乐活动，令观众记忆深刻。王会汾《札克丹鄂佛浴营观蒙古骑生马歌》诗云：“……曲终更呈舞马戏，奚官碧眼虬髭狞。鞭鞘一拂马齐纵，附尾缘鬃不施鞚。千夫疾跃万夫唱，雪花旋卷尘飞雾。注坡蓦涧走侁侁，舞袂交竿捷有神。忽然坠地势惊绝，双如健鹘翻轻身。举后蹶前双制拽，凌虚制变争尾发。马间出入马不知，逸态雄姿转相发。至尊一顾神浺瀜，人马咸资控驭工。”(36)舞马的恢弘雄豪、凌厉飘逸之姿态，从唐代起就初见端倪(37)，至清代，在北疆的舞动，更能见出舞马的灵动与欢腾之姿态。 如果说，明代蒙古社会的游牧文化变迁才只是初露端倪的话，至清代，蒙古游牧民族文化面对农耕文明的挑战与变迁，已经消弭对立，变冲突为交融，北疆蒙古社会在居室、饮食等各个方面受到农耕文化越来越多的影响，蒙古族和汉族这两个主体民族在其民族共同体的发展过程中，建立了认同意识，而这样的认同意识也最终在北疆文化中体现出了两元思维，即一方面保留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认同其他族群的文化。草原丝绸之路上北疆的城市就是这两元思维文化集中体现之地。 清代从开国皇帝起，就清醒地认识到政治成功最终取决于文化成功。因此，他们非常看重外在于政治一统的文化一统，因为这是参与政治一统的重要力量。有清一代的统治者，在追溯历史文化根源时，都不强调自己的异族身分，而是认为自己身处中原历史一脉中，中华一体。顺治九年，“命满汉册文诰敕、兼书满汉字。外藩蒙古册文诰敕、兼书满洲蒙古字。著为令。”(38)康熙五十二年(1713)追述往事，认为“当吴三桂叛乱时、已失八省、势几危矣。朕灼知满汉蒙古之心、各加任用。励精图治、转危为安。”(39)雍正诏言“天之生人，满汉一理。其才质不齐，有善有不善者，乃人情之常。用人惟当辨其可否，不当论其为满为汉也。”(40)《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记载，乾隆数次下诏强调各民族一律平等，一视同仁。(41)产生这种历史感受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满洲贵族早在入关前，就开始了对儒家文化的认同和学习，早在崇德元年(1636)，皇太极改后金为清的当年八月，就曾“遣官祭孔子”(42)，崇德二年(1637)十月，“初颁满洲、蒙古、汉字历”(43)。顺治元年(1644)冬十月福临在北京登基后，即宣告“以孔子六十五代孙允植袭封衍圣公，其五经博士等官袭封如故”(44)。并下诏“文武制科，仍于辰戌丑未年举行会试，子午卯酉年举行乡试”(45)。因而在他们的诏告中不断出现的对于历史记忆的分享，一方面是为新的政权寻找政治依据，另一方面也是属于这个时期的文化诉求。 当清代的文化一统在时间和空间上展延开来，时间上要处理的是清代和明代的文化承续问题，全盘汉化或者说全盘儒化是清代的国策。蒙古族与执政权的联姻有着悠久的传统。嘉靖十一年(1532)，成吉思汗十七世孙阿勒坦汗驻牧丰州滩。隆庆五年(1571)，明政府封阿勒坦汗为顺义王。阿勒坦汗奖励农耕，下令建板升，叫自己的子弟学习汉文，学孝经，言明“以大明律绳其下”。阿勒坦汗赠朝廷的贡马图卷不仅有自然风貌，还有宫廷乐表演管弦乐器和打击乐器的场面。阿勒坦汗妻子三娘子更是草原文化与汉文化交流的使者，她力主封贡互市，从小喜爱弹奏汉族琵琶，穿汉族服装，她还亲自为汉臣表演蒙古族舞蹈。因之，顺应清朝皇权话语的导向的蒙汉交融，不仅是顺应皇权话语的导向，也是明代后期以来蒙古族自身发展的需求。蒙古族诗人开始大量从事汉语创作。有清一代，蒙古族文人留下89部诗文别集。即以乾嘉诗坛为例，蒙汉诗人文学交融共同推进了诗坛发展(46)。 空间上的文化一统并非要全国范围内均等，控弦边塞是始终的政策。因此，当来到北疆的诗人在称颂边塞城市的繁荣兴旺时，也不忘说明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及王朝政策的正确性。所谓“西北风雪连九徵，古今形势重三边。穹庐已绝单于域，牧地犹称土默川。小部梨园同上国，千家闹市入丰年。圣朝治化无中外，十万貔貅尚控弦”(王循《归化城》)(47)。“三边”古称幽州、并州、凉州，即今河北省北部、山西省北部、甘肃省西北部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军事要冲，但在诗人看来，归化的地理位置比三边还要重要，因此要派大军驻守，控弦蒙古。作为大清帝国军事的屏障，康熙三十五年(1696)冬，康熙皇帝第二次亲征噶尔丹时驻跸归化城，写下“一片孤城古塞西，霜寒木落驻旌霓。恩施域外心无倦，威慑荒遐化欲齐。归戍健儿欣日暇，放闲战马就风嘶。五原旧是烽烟地，亭障安恬静鼓鼙”(《驻跸归化城》)(48)的诗作。诗中描写了军驻塞西、亭障安恬的冬日场景，也抒发了恩威并施、绥靖荒遐的志得意满之情。雍正时，在明代建起的归化城东北筑起绥远城，派遣蒙古八旗和绿营八旗军驻守，绥远城是全国八旗驻防城池中重要的一座，因与旧归化城相距无几，亦名新城。清乾隆二年(1737)设绥远将军府，将归化城与绥远城连接起来统一管理。自此，归化-绥远城就成为北疆草原丝绸之路上的军事、政治中心，当然也是文化中心。 有清一代，无论是西域抑或北疆，都以汉学为尊。就各族诗人而言，都以主动、自觉维护和称颂国家政策为己任。乾隆丁丑进士上海人曹锡宝，《秋塞杂咏》其一曰：“雄关高与太清连，终古风云壮塞川。山自朔庭环九域，城联辽海控三边。牧羝沙暖空榛莽，饮马泉清绝瘴烟。盛代即今虚斥堠，秋光满目覆平田。”(49)乾隆壬戍进士桐城人姚范，诗作《塞下曲》，谓：“孤城迢递郁嵯峨，慷慨关山《出塞歌》。万里交河春草绿，十年明月戍楼多。胡儿驱马来青冢，羌女吹芦牧紫驼。五部名王归汉阙，白头中夜几摩挲。”(50)无论上海还是桐城，都是闻塞外而变色之地，但在上述并未亲历塞上风云的诗人诗作中，对北疆风光和皇朝一统都是众口一词的称颂。 与国家政治生活最密切相关者无疑是军事管理，而北疆的管控中边备是历代君王最为重视的，为此，清廷在蒙古地区设有大量台站来保证边疆管理及军情、民情上传下达。台站是军台与驿站的合称。清代北疆蒙古地区的驿递主要是为国防、军用服务的，因之常常被称为军台。军台负有“宣传命令，通达文移”(51)之职。《清史稿·地理》载：“内蒙古驿凡五道：曰喜峰口，古北口，独石口，张家口，杀虎口。”(52)这五道的路段分别为：喜峰口至札赉特为一路，计千六百余里，设十六驿；古北口至乌珠穆沁为一路，计九百余里，设九驿；独石口至浩齐特为一路，计六百余里，设六驿；张家口至四子部落为一路，计五百余里，设五驿；杀虎口至乌喇特为一路，计九百余里，设九驿。归化城至鄂尔多斯，计八百余里，设八驿，仍为杀虎口一路。(53)清代北疆驿站的设置无疑是为国家防卫之用，诗人们在诗歌中表达的对北疆驿站的关注，一定程度上可看出他们对于边疆建设的关注。清诗中有大量篇幅描述这些北疆军台，即以喜峰口、古北口、独石口为例。 喜峰口驿道共设十六个驿站，经过包括哲里木盟十旗中的共二十个旗。满族诗人敦敏《小雨天桥厂有怀二弟敬亭时住喜峰口》诗云：“海风水气腥，山翠迫衣冷。潮蒸郁勃云，雾隔朦胧影。沟塍滑泥泞，马蹄不得骋。遥想塞上行，云乱松亭岭。”(54)描述了小雨中的喜峰口的情景。喜峰口是燕山山脉东段的隘口，古称卢龙塞，路通南北。海拔高度由南二百余米，向北升高至一千余米，地形突兀，交通困难。风景因之多变，居停颇为困难。诗作所述雨后的喜峰口雾气蒸腾，草木蓊郁，但险隘的山势使得马儿也无法前行，可算实情实境。 古北口驿道，自古北口至阿噜噶木尔，共设蒙汉台站16个。连接昭乌达、锡林郭勒二盟九旗(翁牛特左右二旗、扎鲁特左右二旗、巴林左右二旗，阿鲁科尔沁旗、乌珠穆沁左右二旗)。吴锡麒《古北口迤南一带群山秀峙松栝特盛》是较为有名的边塞驿站诗。诗云：“我行趋而东，朝晖射我西。群峰对面出，云气高不低。其下覆松栝，寒重翠屡迷。残雪时一片，皎若孤鹤栖。茅屋四五家，樵汲相提携。风吹斧声堕，林约炊烟齐。不谓塞上山，有此物外蹊。冥冥若相系，迹往神为稽。”(55)此诗首联点出作者行踪，接下来的五联写景由远至近，由大到小，都是目力听力所见所闻之景色，包括“残雪”若“孤鹤”的心感，“茅屋”与后句“炊烟”的映照，都体现了诗人以自然万物活泼泼的内在生命去绝虑凝神，以心接物，体味自然万物的气足神完的生命意蕴，体验自然山水生气激荡的生命韵律。 古北口驿道是清代北疆军台诗作中写作量最多的。顾炎武《古北口》、曹寅《古北口中秋》、张埙《古北口》、纳兰性德《古北口》、文干《出古北口至狼窝泛却回射堂漫赋》、王翼孙《自竿涧岭鳌鱼沟至古北口作》、弘旿《月下过南天门至古北口》、永珹《出古北口》、永瑆《出古北口》、张鹏翮《古北口遇雨》、李如枚《古北口晓行》、陈兆仑《古北口题驿壁即赠吴提戎宜斋》、周大枢《寄家让谷古北口》、姜锡嘏《古北口》、赵翼《再出古北口》、曹锡宝《出古北口》、童槐《出古北口》、蒋曰豫《奉檄赴古北口军次祀  有期书示同志》等都是清代漠南蒙古诗中写古北口的佳作。独石口驿道，自独石口至胡鲁图，共有蒙汉台站6个。通达昭乌达、锡林郭勒二盟七旗(克什克腾旗、阿巴噶左右二旗、阿巴哈纳尔左右二旗、浩齐特左右二旗)及察哈尔地区。“独石城边暮霭封，马嘶犹识去时踪”(56)是诗人行旅归来将这一驿站当做路标的记载。而纪迈宜长诗《登独石口边城远望作》则是登驿站而抚今追昔的代表性作品。诗云：“两山如龙翔，蜿蟺百余里。长城亘其上，乱石相角犄。巍巍帝王都，有成斯有毁。何论穷荒地，千年泣残垒。筑城声犹悲，垣堞已倾圮。所嗟秦人愚，贾怨徒劳尔。新城屹金汤，盛代车同轨。筑不假民力，工费皆官庀。宽仁高百王，汪泽唐虞比。内外方一家，岂藉防奸宄。庶以壮观瞻，威灵震远迩。我登城上望，惊砂蔽天起。云黯孤日黄，霜严百卉死。一视但茫茫，峰峦势未已。百夷争效顺，驼马纷填委。河流荡山来，激迅啮城址。入塞折复出，汇作白河水。望洋趋巨壑，朝宗正如此。关吏招我饮，潼乳亦甘美。其长八十余，矍铄矜动履。自诉征战劳，回首逾三纪。曾逐八千卒，歼虏数倍蓰。裹粮常不继，酸风射眸子。疮痏犹在体，筋力嗟痺痿。幸蒙浩荡恩，月支太仓米。感此再三叹，上马仍徙倚。时平壮士老，临风徒抚髀。”(57)这首诗作雄深格高，叙事写景有机融合，将独石口周围峰峦叠嶂、长城蜿蜒万里、乱石相犄的情景与塞外云暗日黄、河流荡山的肃杀、萧瑟的氛围，用白描手法不疾不徐地展示出来。老兵的自诉穿插其间，以当事人口吻将战争之冷酷、边塞之艰苦、将士之英勇、征战之无奈与对皇恩的感谢之情娓娓道来，既增加诗歌感染力，也增强诗作纪实性。读罢不禁让人慨叹边疆将士的忠君爱国之心。这首诗不仅让我们深刻感受清代诗人们对于驿站功能的了解，同时亦可明晰诗人们对于皇权话语本能的顺应。 军台大都建在烽火关隘，这些地方险要而人迹罕至，因此条件是艰苦的。陈法《军台土屋落成》描述了军台设置后的情景：“客至休嫌屋打头，拮据夏屋等绸缪。材从雪窖枯余得，土是龙堆劫后留。岂有板升遗属国，何来蜗角峙蛮陬。穷荒野处由来惯，瀚海应惊见蜃楼。”(58)军台土屋低矮，木材黄土皆是从身边残留物中辛苦觅得，读者在脑海中若能将其与大城广厦相比较，会愈发感觉到守边之不易。 清廷除了设置军台沟通京师与北部边疆蒙古地区，还设置由壕、堤、柳组成的柳条边加强对蒙古地区的管控。禁止流民入境。柳条边分新旧两条。老边是盛京与吉林、盛京与内蒙古的分界线。主要为标示盛京，因此称之为盛京边墙。新边的四边边墙畛域分明，即西北划分吉林与内蒙古，东南为满洲人居住地。故诗人谓为“柳分蒙古界”(59)。 清廷修柳条边的主要目的是清代北疆蒙古地区驿站、柳条边的设置将遥远的北疆与发达的内地联结起来，对于巩固清王朝在内蒙古地区的统治，维护国家的统一，促进内札萨克各旗经济的发展，均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诗人们对于国家政策和皇权话语的遵从，从清代文学自身的发展上看，也有着扩大诗歌写作视野，勾连政治与文学的重要意义。 清代北疆诗人群可谓诗人辈出、尽显风流。这一方面是因为北疆地大物博，赋予来到这里的诗人以层出不穷的新鲜感受；另外也是因为诗人群体庞大，诗人们以创作为乐事，以诗歌创新为旨归。据不完全统计，清代漠南内蒙古区域(北疆)诗作有三千多首，而作者民族成分以汉、蒙、满为主(60)，因此，北疆诗歌创作不仅有力促进了清代边塞诗的发展，而且给清代文学的作者结构带来了显著的变化。这一作者结构的变化极有利地促进了多民族文学融合。 (一)诗作表现多维化 作者构成的变化直接带来文学创作语言的多样性。蒙古族诗人三多，生长杭城，热爱江南，后至京师，诗作中表达的大抵是对都市生活的观感。晚清时他北上来到漠南蒙古地区任职，蒙古地域的语言与风俗赋予了他的诗作以新意。他在诗作中频频引满蒙俚语入诗，并对诗中所涉民俗、民族语言加以标注。如其《归绥得冬雪次尖义韵》二诗：“白凤群飞坠羽纤，大青山上朔风严。精明积玉欺和璧，皎洁堆池夺塞盐(蒙盐产于池)。沙亥无尘即珠履(沙亥，蒙言鞋也)，板申不夜况华檐(板申，蒙言房屋。《明史》作板升，此间作板申)。铁衣冷著犹东望，极目觚棱第几尖。”“无垠一白莫涂鸦，大放光明篾戾车(篾戾车，佛经言边地也)。难得遐荒皆缟素，不分榆柳尽梨花。琼楼玉宇三千界，毛幕毯庐十万家。预兆春耕同颖瑞，陈平宰社饷乌义(满蒙以少牢祀神，馈饷其膊曰乌义)。”(61)这两首诗虽然每首都引蒙古语入诗，但是对于诗歌的整体韵律感毫无影响，展示了三多高超的创作技巧。同时诗人还在所引蒙语后加注释，不但说明他注意到了阅诗者的语言接受度，而且随着诗歌的传播，对于蒙古语言文化也起到了传播作用。陈衍对三多创作中的这一现象颇多关注，(62)汪辟疆、陈声聪、钱仲联等亦从陈衍论。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三多第一首诗中的注释“此间作板申”一语从语意上显示了诗人与蒙古地区情感上的疏离。 在归化城以及库伦任职期间所作的满蒙汉语连用的诗词，在三多总集中并不占有很大比重，然而呈现出的民族特色却是引人注目的。再如“尚嫌会面太星更(星更，绥远方言，稀也)”(《答怅别》)、“恪素易名菩萨白(蒙言雪曰恪素，有堆雪人者笑谓此真白菩萨也)，垂金左道喇麻黄(黄金喇嘛，黄教谓能驯伏一切妖魅)”等，不仅声韵和谐，且读来使入耳目一新。同时期的词集中也有“扣肯胭脂山下过(蒙古姑娘曰扣肯)”(《长相思》)、“比乌剌奈(一名欧李，蒙古处处皆有)，塞沙接子，红得尤殷”(《眼儿媚次和成容若<红姑娘>》)(63)，使整首诗呈现出鲜明的地域风情。三多在诗词创作中引入民族语言，与京师文坛风貌有很大关联。彼时京城流行《竹枝词》，嘉庆二十二年(1817)满洲旗人得硕亭所作《草珠一串》刊行，内中就有将满蒙语嵌入竹枝词的做法，如“奶茶有铺独京华，乳酪(奶茶铺所卖，惟乳酪可食，其余为茶曰奶茶，以油面奶皮为茶曰面茶，熬茶曰喀拉茶)如冰浸齿牙。名唤喀拉颜色黑(拉读平声，蒙古语也)，一文钱买一杯茶”(64)。同时期的“子弟书”“牌子曲”“岔曲儿”等广泛流行于民间的曲艺形式中，类似的用法也很多。三多在京中与八旗官员交往密切，接触到这些表演的机会非常多，所以创作中受到民歌的影响而将满蒙方言入诗词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