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当代少数民族报告文学是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不可或缺的文体之一，自然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相较于其他文体，少数民族报告文学明显具有民族性弱化的倾向，并且这种倾向在全球化语境中呈加重态势。追根溯源，“五大层面”的根源应当引起足够重视：一是国家意志层面中华意识的价值趋同；二是经济杠杆层面日渐深化的西部路向；三是民族交往层面互动共生的文化融合；四是艺术机制层面传受市场的媒体拉动；五是文体姿态层面站立潮头的美学引领。正视并厘清这五大根源，对于我们有针对性地矫治少数民族报告文学“非合理的去民族化”症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少数民族报告文学；民族性弱化；多源性；发生 当代少数民族报告文学是指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非汉民族作家的报告文学创作集合体。与口传民间文学和书面创作的其他文体相比较，当代少数民族报告文学越来越显示出民族性弱化的征候：文学载体从口传性到书面化，观照视野从区域性到全球化，书写语言从民族性到汉语化，习得机制从自在性到体制化，精神向度从本土性到现代化。深入追溯这些征候发生学上的根源，科学总结社会生活、文化交往和艺术机制等因素对报告文学文体功能的深刻影响，对于揭示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民族文学发展的基本规律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家意志：中华意识的价值趋同 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国家现代化进程紧密伴随着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之所以将这种国家化、中华化的过程称之为“现代进程”，是因为这种过程总体上顺应了社会发展的主流和人类成长的大势。这种现代进程，明显受到六大因素的拉动：一是新中国对55个少数民族的身份指认；二是少数民族文学特别是民间口语文学的搜集、整理运动；三是启动于1958年的“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程；四是10年“文革”主流政治话语对于民族文学民族性的挤兑；五是1979年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的成立、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的组建以及中国作协《民族文学》杂志的创刊；六是以“骏马奖”为代表的文学奖项对少数民族文学的价值导向。上述接连而至的国家文化行动，使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渐进式地渗透到少数民族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直到今天，“谁也不能否认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政治实践给少数民族带来了一系列巨大的变革。这些巨大变革的实质是，原来不仅在地域上处于边缘而且在文化上也处于边缘的各少数民族，几乎是身不由己地一下子被拉进整个中华民族共同发展的轨道，加入到共同构建民族国家的现代性宏大叙事中。”[1] 这里所说的国家现代性宏大叙事，主要指涉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式确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价值系统，亦即具有鲜明意识形态特征的国家主流意志，现经梳理、整合、规范，被统称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按照通行的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主要表现在理论、理想、精神、道德等基本层面。其关键指标在于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在新中国6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有关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理论阐释可能不尽相同，但其核心价值目标始终未变，其中显然涵容了马克思主义指导、党的领导、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进步的思想主线。从历史发展的总体视域观察，新中国的国家意志、政党观念与中华民族大团结的中华意识高度兼容，达成了本质上的统一。这种社会主义的宏大价值叙事，不仅广泛规约了包括报告文学在内的少数民族文学“多元一体”的创作格局，而且还深刻影响到新中国文艺学科“人民共和”的建构形态。辩证地看，中华意识有利于将各少数民族文学统合到大一统的文化格局之中，但“中华”的本义实为中部（乃至中心）华夏，因为古代华夏民族多建都于黄河南北，位居“四方之中”，是汉族最初兴盛之地，因而客观上存在汉族中心论的嫌疑。当政治意识形态成为当代华夏民族主流思想利器后，国家意志对于少数民族文学特别是对于极具现实和批判基因的报告文学的统摄作用就更加显著了。有如刘大先所说，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建立过程本身就表明了它的国家意志和当代背景，其间必然涉及现代文化政治和社会主义国家文化领导权的问题。“新中国的55个少数民族经过民族识别固定下来以后，‘少数民族文学’的问题一度引起议论，但是在过于强大而坚硬的主导性阶级斗争话语中，少数民族文学除了在题材上有些新奇之外，基本上在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文化领导权的认同中进入到社会主义新生活、新公民的文学书写脉络中，谈不上被1980年代的研究者称之为‘少数民族文学特性’的地方。这也是在考察中国少数族裔文学的历史分期时需要注意的地方”[2]。 具体到当代少数民族报告文学而言，国家意志的高调出场可能导致作家们刻意追求所谓普适性主流题材和某些重大社会主题，同时自觉或不自觉地放逐一些区域性民族题材和本土性生命关怀，客观上压缩或不同程度地磨平了作品的少数民族特色，进而加剧少数民族报告文学的民族性弱化过程。这在穆青等人的报告文学创作中体现得尤为充分。 回族作家穆青先后担任过延安《解放日报》记者、编辑，《东北日报》记者、采访部主任。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新华社上海分社社长，新华社国内部主任、副社长、社长。出于政治敏感和社会责任，合著或独撰了《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为了周总理的嘱托——记农民科学家吴吉昌》、《一篇没有写完的报道》、《抢财神》、《改革大潮中的老支书》、《风帆起珠江》、《潮涌中州》、《赶着黄牛奔小康》、《两张闪光的照片》、《情系人民》、《苏南农村第三波》、《格尔木在呼唤》、《中原“金三角”纪行》、《彩色的世界》、《十个共产党员》等大量报告文学文学作品。特别是《县委书记的榜样》，被视为大幅度提升了我国报告文学思想和艺术水准的标杆式作品之一。受国家意志和中华意识的深刻规定，作者在采写过程中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隐匿了自己的少数民族作家身份。作品写到主人公去世时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没有……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这种具有鲜明时代胎记的真情抒写，一度使“焦裕禄”成为具有原型意味的共产党基层干部的“共名”。更重要的是，这种国家意志和党的利益趋同下的少数民族身份的隐匿化写作，不仅贯穿着穆青的全部创作实践，而且成为了那个年代众多少数民族作家的自觉认同，因而具有“集体无意识”的时代特征。《为了周总理的嘱托》也有类似的描写：“一天下午，吴吉昌叫喊起来，豆粒大的汗珠不停地从脸上直往下落，终于痛得昏迷过去。……大家赶到炕头，一看这阵势，都说不中了。于是，汤素莲和他的妹妹慌手慌脚地给昊吉昌剃了头，穿上了老衣”；“就在这个时候，吴吉昌睁开了眼睛。亲人们流着泪围在他的身边，要他交代后事。他摇摇头，很久很久，才断断续续地说：‘我不怕死，可我不能死……我还没有完成总理给我的任务……’”《一篇没有写完的报道》中的“老坚决”潘从正，在面对他人的忠告——“算了，常言道：五十不种树，六十不盖房，你都快七十啦！还守着苗圃干啥”时，老汉激动地回答：“俺哪里是为自己，俺是为国家，为子孙后代!”可见，时代性、典型性、先进性（或党性）成为穆青报告文学创作的最高原则，这也是新中国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文学创作所必须遵循的普遍准则。 需要说明的是，作为一个具有政治高度的作家，穆青并非没有民族意识，只是他的民族意识与当时众多的作家一样被裹挟在中华意识的帷幔之中。有人从民族新闻报道的角度指出：“民族新闻报道一直是穆青关注的焦点。穆青曾多次提出必须加强民族报道，1980年在新华社召开的民族报道座谈会上，他明确指出，通过民族报道，落实党的民族政策，沟通各民族间的感情，消除民族隔阂，有利于促进各民族的团结；有利于促进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实现整个国家各民族的四个现代化；通过对少数民族边疆地区的宣传报道，大力支持扶助边疆的建设，有利于加强国防力量和维护国家安全。”[3]新中国成立后的前27年，这种国家—中华—政党叙事一直是包括少数民族报告文学作家在内的主流写作理念，并深深影响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民族文学思维。蒙古族作家萧乾、壮族作家华山、满族作家柯岩等人的报告文学作品都无一例外地秉持着这一写作理念。 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同样值得关注。作为旧中国的“过来人”，他不仅写出了歌颂社会主义草原新生活的《最鲜艳的花朵——草原英雄小姊妹龙梅和玉荣》、《奴隶村见闻》、《绿荫深处》、《日出》等报告文学，而且对报告文学文体创作有着清醒的理论认识。早在1964年发表的创作谈中，他曾明确指出：“报告文学，顾名思义，就是报告性的文学，或文学性的报告。报告性、文学性，这两者缺一就不成其为报告文学。何谓文学性？增加一些华丽的词藻，插入一些风景描写，能不能说就具有了文学性？优美、流畅的文笔是需要的，但据我理解，报告文学的文学性，主要是要求写人，写出有个性的社会主义新人的精神面貌。”[4]他认为，报告文学可以甚至应该体现社会主义国家意志，但要像孙谦的《大寨英雄谱》那样塑造人物形象，以真实、形象、鲜明、突出、生动的文学来展示社会主义雄心壮志。在新时期为《中国新文艺大系》少数民族文学集所作的导言中，他再次强调中华民族共同的政治与历史背景的极端重要性。时隔20年的前后两次表态，以互文的方式印证了他的中华性与民族性、意识形态性与文学艺术性辩证统一的文学思想。玛拉沁夫的理论阐释和创作实践还表明，报告文学的文学性固然重要，但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不容动摇。他的这种看法，可视为老一代少数民族报告文学作者共同而自觉的追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