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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机制：传受市场的媒体拉动 少数民族报告文学创作的民族性弱化倾向不仅受制于外部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而且与艺术生产、传播、接受的内部机制密切相关。 其一，报告文学作为精神生产有其独特的生产机制。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主要从事三大生产：一是物质生产，二是精神生产，三是人自身的生产。马克思特别强调，“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10]生产的普遍规律之一，就是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同时为对象生产主体。人类生产行为中主体与对象之间的双向制动特性，决定了文学艺术生产的创造性、变异性以及各独立生产过程和生产结果的不可重复性。少数民族报告文学无论是贴近国家意志还是固守区域特色，都不可能原封不动地照搬社会生活，当然也不可能像通常意义上的诗歌、小说或戏剧文学那样与生活保持着虚构性的似真关系。报告文学的生产，将现实生活本身视为最高逻辑，因而本质上是生活真实（对象真实）和作家真诚（主体真实）在非虚构原则规约下的艺术耦合，其中，生活事项与生活本质的双重真实是创作的前提条件。正是在这一点上，非虚构性报告文学与其他虚构性文体在生产机制上率先区别开来。 其二，资本市场对文艺生产有明显的制约作用。按照马克思的理解，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在内的社会生活整体规定着艺术生产的基本性质和成果形态，社会资本及其市场效应最终将影响到文学艺术生产的各个环节——诸如生产、流通和消费。在这一过程中，资本显示出超常的能动性和革命性。马克思早在19世纪中期就注意到了资本的社会力量，认为它可以破坏一切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当代法国著名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布尔迪厄进一步将资本放大为权力形式，认为资本有三种基本类型：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其中，文化资本（culture capital）是其对马克思既定资本理论进行非经济学阐释之后所提炼出的一个重要概念，一般表现为相应社会场域中隶属于自己的正统文化。文化资本也有三种存在形式，即具体的形式、客观的形式和体制的形式。文学艺术主要以客观文化资本的形式出现，既体现了特定时代特定阶层的主流意识形态，同时又可进入流通场域对相邻的资本形式乃至整个社会生活产生影响作用。据此可见，少数民族报告文学在全球化、改革开放、西部开发三重语境的交互作用下，已经、正在并将继续参与文化大循环活动，进而以市场时代少数民族的集体记忆和总体化时代的传记方式彰显国家意志和主流意识形态。 其三，技术因素在市场化的文学生产中不可小视。为了有效参与市场竞争并在竞争中获取最大利益，现代文学生产必须追求“技术”含量。这里所说的“技术”含量，主要包括三项指标：一是书写工具的选择（如电脑写作中的键盘输入、临屏书写、语音识别等），二是写作中的修辞运用，三是文本的传播方式。因报告文学题材的现实性、时效性以及主题的公共性和批判性，造成该文体对于快捷高效书写方式和传播途径的特殊要求，因而技术的支持必不可少。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于技术理性的绝对拒斥并不利于文学艺术的现代生产。德国学者阿多诺、霍克海姆等人曾提出“文化工业”的概念，用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大众文化的商业化、世俗化、复制化、程式化、均质化倾向，有其可取之处。但少数民族报告文学在主题价值相对趋同的同时，又极力谋求题材、语言、结构和手法的民族异质性，其技术支撑下快捷乃至立体的生产方式并不会陷入西方现代社会“文化工业”的上述危险。因此，从积极的方面考量，技中介使艺术更具时代丰韵。 其四，在现代技术修辞背景下，媒体成为文学创作特别是先天性具有新闻特质的报告文学创作的文化生产力。在技术成为文艺生产的广义修辞方式时，媒体技术的生产力意味更趋浓厚。“纵观人类艺术发展的历史，我们不难看出，包括文学在内的文艺的每一次大的变革和进步，都与媒介的改进与完善密切相关。艺术创新与媒体变革总是如影随形，几乎每一种新艺术形式的产生都是以某种新媒介的问世为基础的。”[11]事实正是如此，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和所谓全媒体时代的到来，广播报告文学、电视报告文学、电影报告文学和网络报告文学（含手机报告文学）应运而生。但是，无可否认，现代传媒也促成了许多“泛文学文本”的发生，这有可能造成文体边界的模糊，甚至一定程度上损害文学性的精细表达。与此同时，现代媒体所带来的阅读体验虽然便捷和立体化，但传统纸质阅读的某些深层精神体验可能遭遇读屏方式的剥蚀。正如迈克尔·海姆所说，“书籍会给人带来一种与众不同的出神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注意力高度集中，内在的暗示感受性(interner suggestibility)也得以提升。由于书本，我们可以通过沉思冥想中的全神贯注和稳定符号的持续暗示抵达心灵深处。而发出磷光的符号却像是一种轻度催眠，从而导致视觉断裂于大部分日常感觉环境，但这并不意味着发光的符号所引发的注意力已集中在较深的精神层面上。实际上，表面的符号闪烁很可能阻止了深度的同化吸收。”[12]这表明，现代传媒技术对文艺生产而言其实是一柄双刃剑。 其五，翻译媒介在文学流通过程中至关重要。严格说来，翻译就是对话，媒介亦即信息，二者相遇，本质上就是以语言为核心的文化交流。因此，在现代文学流通过程中，特别是在跨民族、跨语际、跨文化的文学互动中，翻译媒介早已超越了工具理性和技术载体的层面，更多地拥有了文化传播和信息接受的本体意味。在翻译过程中，貌似单纯的两种或多种语言之间的转换，其背后则蕴含着深层的文化传统、民族心理和国家意识形态。一般来说，居于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强势地位的民族语言在文学译介中也占据着主导地位，文学译介行为也因此多少含有后殖民主义的色彩。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少数民族的母语写作时常面临着被文化殖民的危险，尽管其中不乏合理的因素。鉴于此，我们倡导在母语写作的基础上进行双语或多语写作，从而形成一种自觉化的民族文化保护屏障。道理很明显，相对于某些纯粹用少数民族母语写作的作家而言，双语写作或多语写作本身就拥有跨民族、跨语际、跨文化对话的潜在功能。假如我们把《民族文学》看作一个窗口，那么，它的办刊路向确实具有坚守的意义。该刊汉文版发行量近年来逐年增加，2009年创办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3个少数民族文字版，2012年又创办了哈萨克文和朝鲜文版，迄今已发展为6种文版，标志着我国唯一的国家级少数民族文学刊物实现了以包括汉文在内的多民族语种同时刊发的文化转型，受到民族地区作家和读者的欢迎。但技术化、信息化、网络化、全球化语境让我们很快明白，包括报告文学在内的少数民族文学只有走出狭隘的民族圈子，才能有效参与文化交流并进而沉淀为全民乃至人类共有的精神资源。这方面，受益于翻译媒介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模式”应该不无启迪。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