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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交往：互动共生的文化融合 如前所述，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统称中华民族。各民族之间的现代交往和互动共生，客观上加速了民族融合的进程，进而促成包括报告文学在内的各少数民族文化的民族性弱化倾向。 首先，新中国成立对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多族共荣具有体制生成意义。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基本延续了清朝的政治版图和族群观念。清帝退位诏书称：“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发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首次提出“五族共和”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方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同年4月10日，“五大民族共和联合会”成立，主张“化除汉满蒙回藏畛域，谋一致之进行”，倡导“融化五族，成一坚固之国家”、“实行移民事业”并“统一文言”。新中国成立，根据斯大林民族“四要素说”以及我国实际状况，从1950年到1979年，经过三个阶段的识别，最终确认了55个少数民族，与汉族一道形成56个民族“一家亲”的中华民族现代版图。表面上看，“56个民族”明显多于“5个民族”，但这并不等于民族的分化和细化，只能说明新中国对于较少数民族习俗、特点和文化的高度尊重。事实上，自古至今，不同区域、种族、语言、习俗之间的碰撞、冲突、交融和互惠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即使是同一种族内的不同支系、方言之间也需要合适的趋同性沟通，以保证交往行为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代表性人物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将全部社会行为分为四种类型：目的论行为（工具性行为）、规范调节行为（普遍化的行动要求）、戏剧行为（有意识地自我表述）、交往行为（以语言为媒介的互动）。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解，“交往行为”至少涉及两个以上具有言语和行为能力的主体之间的互动，这些主体使用口头的或口头之外的手段，通过行为语境寻求沟通，以便在相互谅解的基础上将其行为协调起来。它追求真实性、公正性和真诚性。只有具有上述“三性”的交往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合理交往，亦即“交往合理性”。其中，“有论据的论断”和“有效的行动”是交往合理性的根本标志。表面看来，交往行为理论是针对西方现代社会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而提出的一种知识分子解决方案，希望借此最终实现“世界公民社会”的理想图景，而实际上，他的相关阐述本质上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普遍交往原则在现代西方特定语境下的批判性回应。从这种意义上讲，社会交往和文化交流中的“三性”同样适应于民族互动以及该互动过程中必然伴随着的文学对话活动。 纵观中国文学的发展历史，多民族文学间的对话交融已经成为规律性传统。然而，“翻开现今任何一种版本的中国文学史，我们都会发现：虽然它们没有包括少数民族语种文学史的内容，但是，却包括有为数不少的少数民族出身的著名作家。在中国文学史发展的几乎每一重要阶段，几乎都可分别见到用汉语进行创作活动的维吾尔族、回族、蒙族、满族或是白族等少数民族作家的足迹，还有些作家则属于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匈奴、鲜卑、羌族等。在唐诗、宋词、元曲和当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用汉语进行创作的少数民族作家更是难计其数。这就是说，我国各少数民族不仅以其各个相对有别的民族语种文学丰富和壮大了中国文学这个整体，而且，一部分少数民族出身的作家还直接参与了发展我国汉语文学的历史过程。因此，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同汉族文学的关系就是一种平行和交叉发展相结合，互相影响，互相渗透，有分有合，浑然一体的关系。”[7]有人担心民族文学交往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汉语霸权问题，事实上，民族文学中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才是至为重要的，语言媒介的首要功能在于实现文学写作和接受活动的有效性，简单地抗拒汉语或一味地排斥西方文化都不利于少数民族文学视野的扩展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 其次，全球化语境以及中国之于世贸组织的加盟，进一步推动了中华民族内部以及中华民族与其他国家、民族、地区间的交流与合作。 在全球化时代，马克思和歌德当年所向往的基于民族意识同时又超越民族藩篱的“世界文学”目标似乎正加速向我们走来。这种“世界文学”的价值倡导至少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对于民族文学基因的前提性肯定，亦即通常所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二是对于文学共性或所谓普世价值的追求，或者说“优秀文学作品是全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这两个层面并不相悖，而是相反相成。可以肯定，无论是封闭的区域性民族母语，还是狭隘的单边性国家独语，都不是文学艺术的应然状态。辩证地看，少数民族文学之间、少数民族文学与汉语文学之间、少数民族文学与外国文学之间的交往对话，本质上是彼此沟通、相互学习、异质互惠、共同前行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少数民族文学的某些惰性因素可能受损甚至逐步丧失，但它同时也争取到了借鉴新质以自我更生的契机，因而符合文化演进的自然趋势，并由此获得有效交往的合理性。尤为突出的是，作为具有现实性、新闻性、批判性的报告文学文体，天然地拥有突破民族局限和国家边界的写作冲动，这就是少数民族报告文学作家往往选取超越自身民族限定的更为宏阔的国家题材乃至全球题材的重要原因。《县委书记的榜样》、《为了周总理的嘱托》、《船长》、《万家忧乐》、《汪洋中的安徽》、《飞天娇子》如此，《万里赶羊》、《最鲜艳的花朵》、《草原女英雄》、《腾飞吧，锡林格勒》、《鲁迅的维吾尔族传人》如此，《弄潮大西洋》、《太平洋纪实》、《向世界宣战》、《随中国女排西征日记》、《非洲小城的中国医生》更是如此。 关于少数民族文学跨语际现场交往的问题，彝族诗人阿库乌雾（汉名罗庆春）为我们作了很好的示范。2009年12月，《光明日报》和《中国民族报》分别刊发题为《阿库乌雾：吟着彝歌走向世界》、《阿库乌雾：唱着彝族母语诗歌走向世界》的报道，真实再现了阿库乌雾应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邀请前往该校朗诵彝语诗歌的盛况。“其实，早在2005年，阿库乌雾就带着母语诗歌走向了世界。在访问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等高校和考察美国印第安人原始部落过程中，他用现场朗诵这种近于‘游吟诗人’的出场方式证明彝语诗歌的在场。特别是他朗诵的《招魂》，几乎完美地复制了彝族毕摩招魂这一彝族原始宗教文化现场，引起异域学者的广泛关注，被誉为‘招魂诗人’。俄亥俄州立大学出版社以英彝文对照的双语形式出版了他的诗集《虎迹》(Tiger Traces)。这不仅是彝族历史上第一部彝文与英文两种语言同时在场的诗歌文本，也是小语种与世界强势语种同时出场的文学文本，其意义显然是多重的。”[8]由此可见，民族交往以及随之而来的文化交融为少数民族文学的现代转型同时提供着机遇与挑战，但总体说来机遇大于挑战。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充满信心：“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9] 其三，现代新兴媒体加速了国内各少数民族的现代趋同性步伐。这一点，我们随后将作进一步分析，这里不再详述。总体上说，麦克卢汉关于“媒介即信息”的界定可谓一语中的。在全球化、信息化的当代语境中，报告文学因其先天的新闻性而与网络和手机媒体一拍即合，故而又被称为“插上翅膀飞翔的文学”。这是否意味着，少数民族报告文学在接受民族性弱化考验的同时，可望借力于新媒体更为快捷地参与文化大循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