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可以说是傅雷品格的生动写照。他非常喜欢这两句诗。这是《全汉三国两晋南北朝诗》中无名氏的诗，原作全文是：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原意是说，人的生命不满百岁，可是常常为身后的忧愁不已。既然人生苦短，为何不持烛夜游，及时行乐呢？原始的意思是消极的、颓废的。但是傅雷的大儿子说，他的父亲总是忧国忧民，为整个人类的命运担忧，他是想得很多、想得很远、想得很深的一个人。傅雷先生截取了前两句，含义就大不相同了。1963年7月22日，他在给傅聪的信中写道：“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此二语可为你我写照。”从此，这句话就成为了傅雷先生的座右铭。
傅雷的童年可以用“只见愁容，不闻笑声”八个字来形容。早年父亲受土豪劣绅诬害而死，母亲年轻守寡，自己的两弟一妹也接连离世。傅雷与自己出身书香门第的表妹朱梅馥结婚给这个家庭带来一点喜色，但随之而来的就是傅雷不顾家人反对，执意要赴法留学的事情，这个家庭始终都在一个破镜难圆的状态下艰难维持。
在法国求学的这段日子，他异常刻苦并对法国文学以及世界美术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开始研读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作品。这段学习为他之后翻译法国著作和在上海美术专门学校主讲美术史奠定了基础。
回国后，在1939年5月下旬的一天，傅雷在上海买到了黄宾虹的画册，拿到手中一看，不由得击掌赞叹，从此傅雷便被黄宾虹山水画的魅力所深深吸引。于是，傅雷开始给黄宾虹写信交流美学心得体会，两人便有了书信往来。令人惊讶的是，除了他写给自己儿子傅聪的信之外，留传下来的还有多达101封信是写给黄宾虹的，并且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帮黄宾虹在上海办了画展，他以“美术批评家”的身份不断地评论、推重黄宾虹。
他是这样评价黄宾虹的：黄氏兼采众长，已入化境，故家数无穷。常人足不出百里，日夕与古人一派一家相守，故一丘一壑，纯若七宝楼台，堆砌而成；或竟似益智图戏，东捡一山，西取一水，拼凑成幅。
大约是傅雷对黄宾虹爱得太深，一旦听到有人对黄宾虹有非议，便“怒”起来。有一次作家施蛰存由于对黄宾虹晚年的画作不以为然，认为他用墨过重，称之为“墨猪”，当然就是犬字旁那个猪，并且在傅雷面前透露出对于黄宾虹的轻蔑。傅雷一听勃然大怒，他说道：你怎么能这样呢？我们要尊重前辈。他说，虽然每个人对于艺术品都有自己的一份见解，但是绝不可以轻视大师佳作。施蛰存也因此受教。
是的，傅雷就像他的儿子傅聪评价的那样：我的父亲是一个文艺复兴式的人物，一个寂寞的先知；一头孤独的狮子，愤慨、高傲、遗世独立，绝不与庸俗妥协；绝不向权势低头，也绝不随波逐流，可以说是傲立于世。这样的评价用来形容傅雷是再贴切不过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2月傅雷回到上海，社会制度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那时除了农民，人人都有单位，因为这样衣食住行都不用操心，全是公家包办。可傅雷却是一个没有“单位”的人，凭借他在留学、翻译、文学评论、美学批评以及在上海教书的经验阅历，完全可以体体面面的在一个单位里过得舒舒服服的，但是他偏不。他自己这种正直孤傲的性格很难与同事相处不说，他还怕自己给国家增添负担。即使当时傅雷的身体饱受病痛折磨，医药费无处报销，他还是不愿挂职在单位。用傅雷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茕茕独立，既无伯叔，终鲜兄弟，复寡朋友。”
他的这种坚守还体现在他的翻译工作上来。“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是他的座右铭。他在动手翻译之前，总是把原著翻看四五遍，读懂弄通了，领会其中的神韵、风格之后，才开译，他把这种方法叫“钻”。傅雷所译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长达百万言，他从1936年开译，到1939年译毕，花费三年的工夫。20世纪五十年代初，他竟又花费近两年重译这本书。在译完之后他把家中所有的初译本“一并烧毁”。他以为初译本中有许多错误，他不愿保留这个“污点”。
他曾说：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再形似而在神似，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译者要以艺术与修养为根本：无敏感之心灵，无热烈之同情，无适当之鉴赏能力，无相当之社会经验，无充分之常识，势难彻底理解原作，即或理解，亦难能深切领悟。鄙人对译文从未满意......传神云云谈何容易！年岁经验愈增，对原作体会愈深，而传神愈感不足。翻译工作要做得好，必须一改再改三改四改。文字总难一劳永逸、完美无瑕，当时自认为满意者，事后仍会发现不妥。
傅雷的一生，青灯黄卷，寂寞地在书斋中度过，虽然寂寞而孤独，但是他的心中却坦然。我想这就是“君子慎独”吧。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我觉得傅雷先生身上像竹子一样的气节与坚守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所学习的，人生的漫漫长河中，一颗热腾腾的赤子之初心也许就是指引我们前行的那盏灯，热烈而鲜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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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以上内容摘编自《文化巨匠傅雷》，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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