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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前，评论界、媒体还在探讨为何‘80后’难出批评家这个话题，3年后的今天，“80后”批评家已呈群体性崛起趋势，现在回望当初的焦虑与争论，真有“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的感慨。 “80后”批评家整齐划一地立在了文坛，发出了自己响亮的声音。作为整体出场的“80后”批评家群体，除了自身的专业素养和努力外，外力的推波助澜在这几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012年，《南方文坛》为杨庆祥、金理、黄平三位开设“80后学人”专栏，三位“80后”就当下中国文学和文学史进行了探讨。经过2012年“80后学人”专栏的预热，2013年，“80后”批评家忽然沸腾了起来。这一年5月13日，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理论批评委员会和中国现代文学馆联合举办“青年创作系列研讨·‘80后’批评家研讨会”，“80后”批评家从研究者变成了被聚焦的对象，这是首次高级别的针对“80后”批评家的研讨会；年底，云南人民出版社推出《“80后”批评家文丛》，文丛基本代表了目前国内“80后”批评家的创作水平，同时也是“80后”批评家首次集中亮相；同时，这一年，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二批客座研究员选聘中，“80后”批评家入选。 “80后”批评家如此集团式的出场方式，给外界留下了“炒作”之嫌，被认为“那种充满了暗示和定位的规约助长了每一代作家的‘溺爱需求’和‘自恋情结’，强化了‘抱团取暖’的依赖心理。”从文章看，这是对“80后”作家的批评，但是，无疑也包含了“80后”批评家。 当然，从学理上讲，批评者针对“80后”批评家、对“代际”的批评并非完全无理，放在一个更宏阔的时空，代际是根本不存在的，但是，就当下的文坛和文学批评界而言，代际是有着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的。 成长是外力和内力相互合力的结果，缺一不可。相较于“80后”批评家，可能外因的助推在“80后”批评家成长早期肯定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然，“80后”批评家们对自身也是有反思的，他们能清晰地认识到自身的优势，也能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缺憾，包括对代际的认识。2015年年底，我应邀在《名作欣赏》主持一个推介批评家的栏目，当时就想打破代际视野，将栏目定名为“博士在线”，正在此时，杨庆祥来电，说正和北京一帮作家、批评家在一起聊天，谈起此事，他们都建议将栏目定成“未来批评家”，我立即采纳，并在开栏语中对“未来批评家”做了阐释：此“未来”隐含三层意思，一是栏目推介的批评家都是年轻且极有才情的“未来之星”，相较于时下批评界，他们都属新面孔；二是“未来”本有充满希望之意味，希望这批年轻的批评者能为我们这个时代建立起新的文学批评美学准则；三是不用“80后”是表明对于代际划分，我们自身亦有反思，脱“代”成“个”是一个批评者走向成熟的必然。 我们对自身是有清晰认识的，这是“80后”批评家最难能可贵的品质。 作为成长在改革开放中的一代，“80后”批评家最大的优势是更加注重文学本身。“80后”因成长在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之下，这使得他们的精神构成更具多元，更具自由性和宽容心。从整体上看，“80后”批评家身上背负的政治阴影是鲜见的稀少，老一辈知识分子对本民族和国家的看法之所以显得比较深重，乃是他们在过去那种政治高频动荡和经济极度困窘生活过的一代人吃亏、吃苦、受罪、受难太多所致，现在新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正在摆脱老一辈的“文化反思”——虽然，这仍然需要漫长的时间，但毕竟“80后”批评家已经在行进着，虽然步履还不那么矫健。“80后”批评家基本没有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批评家的那种敏感。他们出生和成长在一个特殊的时代，眼睛看着，耳朵听着，心灵感受着，身体承接着。他们的感悟是古人与来者都无法去感悟的，世界上恐怕没有另一个国家会在短短数十年经历如此多的磨难、巨变与转型阵痛，中国七八年的经历，抵得上其他国家几十年的历程，日子就这么一天天、一年年地过，危机、稳定，再危机、又平稳。在这种循环反复中，“80后”批评家能在严苛的环境下看到人性的光辉，也能在华美中发现和鄙视挥之不去的丑恶。所以，他们更多的是用一种率真的性情面对文学。这让他们能更多地从文学审美的本体出发去沉思世事与人生的一些宏观规律和道理。 “80后”批评家确实是有自己的立场、自己的看法、对文学有自己独特见解的一代人。他们中的很多人都能积极关注并以极高的热情阅读、判断和书写那些真正坚守文学审美的边缘作家。 “80后”批评家们有这样的认识，经济学领域里真正有道德的经济学家一致主张保护穷人的产权和自由经济，有道德的批评家肯定也会保护正在成长中的作者群写作和发表的权利。为此尽心竭力实在是比用过分修饰后的陈词滥调去讨论经典作家更有意义，是雪中送炭还是锦上添花？两种方法关乎着“80后”批评家对自己的时代责任的理解。 作为“80后”批评家的这一代人皆接受过良好的教育，理论训练充足，学养储备完整。因为外语基础好，这拨批评家大多能直接阅读西方原著，不少还在海外著名高校读博或做过访问学者，能与海外学界深入交流，这使得他们视野更加开阔，他们可以直接去啃面包而不用成天嚼别人嚼过的馍。同时，值得注意的是，“80后”批评家中，除了从事文学批评，不少人还从事其他文体的创作，他们极其敏感，对现实保持足够的介入热情且能较为理性面对当下纷繁芜杂的世界；有的批评者一直坚持小说创作且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有的在报告文学上的耕耘是有目共睹的；有的本身是极优秀的青年散文家，评论和散文两副笔，使得他们的思维和视野更具开阔性，更有在创作崛起之后转身关注评论的“80后”。这些年轻的批评家穿梭在不同的文体间，使得他们的批评无论是文体意识还是语言、视野，都很鲜活。这也从侧面回应了那些对“80后”批评家的指责——“80后”批评家本身就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和无线外延的群体性概念，对“80后”批评家片面的严苛指责，本身就意味着忽略了这个群体的多样性。 如今的中国人到底想要什么？这是“80后”批评家群体比较关心的事情。如今的社会，电子产品风靡，在沿海及内陆城市的街道上几乎都能找到星巴克。微博的兴起，“胡同拳头”和“麦田守望者”等摇滚乐队的流行，似乎都在表明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全球化”，但“80后”批评家们并没有被这种表象所迷惑，他们懂得在物质追求下隐藏着本质迥异的情感诉求。 作为批评界的一代新人，“80后”还属成长期，对于他们自身存在的问题，不能过分夸大但也不能忽视。他们普遍对政治缺乏热情，这是优势，还是劣势呢？须知，回避从来不是批评家认真的战略选择。对政治完全漠不关心，将导致个人的社会责任感降低。与政治拉开距离对于文艺批评家来说并不见得是好事，问题在于你要去关心的是什么样的政治。 从社会大环境来说，“80后”一代也是没有机会参与社会分配的一代，人生压力巨大，定位漂浮，大多数人尚不知道该去扮演什么样的社会角色才能在这个时代有效发声。杨庆祥的《“80后”，怎么办？》，就是从大的社会环境出发解析了“80后”在现实面前的无力感。没有踏实的经济权，就没有有分量的话语权。过分沉重的生活压力，容易让“80后”批评家被权力和资源引诱，在文化脂肪上搔痒，与金钱和利益远距离调情，不自觉地丧失单纯和公正的内心评判标准，进而影响作品批评的质量。陈思和、张新颖都认为，不是“80后”怎么办的问题。而是每代人都面临怎么办的问题。我同意他们的观点，但相较于他们，“80后”怎么办的问题肯定是比他们面临的怎么办更严峻。严峻的生活压力，肯定会对“80后”一代人构成生存和理想之间的沟壑。而这沟壑肯定会或多或少地影响到“80后”批评家的纯正性。 陈思和在为第二套《火凤凰新批评文丛》所做的序言中，殷切地希望，“不在乎多出几本批评文集，更不在乎多评几个职称，而是要培养一批敏感于生活，激荡于文字，充满活力而少混迹名利场的新锐批评家”。这是智者的谆谆教诲，也是“80后”批评家必须牢记在心的。闻道不分先后，术业要有专攻，“80后”批评家必须端正自己的态度并不懈地修炼自己的内外功，如此才能在用时给力。一个专业的文艺批评家特别需要理性和知识。此外，“80后”批评家对当代文坛的介入似乎还需要付出比现在多得多的勤奋，希望他们能写出更多的来自底层、来自文学深处的文学批评。 “80后”批评家的群体的成长壮大，肯定能给当代的文学和文学批评带来新的变量。无论如何，“80后”批评家确如我们眼见的那样已经在全国各地、在各自的空间里，成熟了起来了。 文学史的生成、文学作品的经典化，肯定离不开文学批评的“冲锋陷阵”，“80后”批评家对同代或者同时代的作家、作品的理解和阐释，或能更加切合这个时代的审美要求。“80后”批评家的崛起，是历史和时代的双重需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