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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岁末，一篇“2018对我一点都不好”的文章刷屏，因为它在戳中很多人泪点的同时，也以“其实无论它们对你好与不好，你都在成长，你已经变得更好”的暖心结尾，给了大家迎接2019的勇气。 一年有一年的成长，一个人如此，一个国如此，一个物种亦如此。从基因科技到中美关系、到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是时候做个回顾了。 在关乎自身发展的领域里人类该否尝试“无人驾驶” “上帝的手术刀”，这是一本书的名字，却极好地代言了2018这一年人类在基因科技领域取得的进展。这进展如此令人不安。 这份不安，始于1997年“多莉羊”的诞生，它既是生物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件，也让有关科学伦理的争论达到高峰。 人随心所欲地“复制”自己，或者随心所欲地“编辑”自己，这种自我保存、更新与升级，最终会带来什么？ 康德说：“所以，我必须终止知识，以便为信仰留下位置。”科学的知识是有客观限度的，我们必须让科学守护和停止在自己的限度内，以免让科学越界妄为，侵占了人文/信仰的领域，从而为人的自由存在留下余地，也即为人的开放性、为人的深度存在留下空间。康德终止知识而留出的位置不仅是信仰的空间，而且是人的全面的、自由的发展的空间。 也有人说，我们过于敏感了，人类的起源、发展，从本质上说，就是一部发展着的基因发展史，人类没有停止过自我更新。 历史确实如此。 1856年，也就是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的三年前，在德国杜塞尔多夫以东约10千米处的尼安德河谷，清理采石场的工人发现了一个头盖骨和一些骨头。几年后，这些遗骸被鉴定为属于一种已经灭绝的古人类——尼安德特人。在现代欧亚人群的基因组中，平均有2%的基因来自尼安德特人，研究表明，现代人对尼古丁的依赖、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睡眠肢体过动症等表现与症状，都多多少少与我们和尼安德特人拥有的共同基因有关。 《尼安德特人》一书作者斯万特·帕博通过古DNA技术，大胆且严谨地探索了现代人与尼安德特人的血缘关联，以自己在古DNA领域30多年的探索，在“走出非洲”和“多地起源”学说争论之间，拉开了研究古老基因变异如何影响现代人生理的序幕。 从尼安德特人到现代人，基因的变化是极其缓慢的，但现代科技让这种变化变得迅猛。很多时候，速度会改变事物的性质。 关于基因，还有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但也许，基因如丛林社会：既相互竞争，也相互合作。1976年，理查德·道金斯在其经典著作《自私的基因》中表达了上述观点，但彼时他没有基因组信息可分析研究，只能借助基础原理及其他科学家由基础原理导出的理论构建自己的逻辑。 时至今日，随着越来越多物种的基因组被公布，人们得以对其进行对比研究，发现这些基因组之间的相似与不同之处，这些发现帮助我们推测基因是如何演化的。以太·亚奈和马丁·莱凯尔属于系统生物学这一新领域的领军人物，两人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写成了《基因社会》一书，帮助人们理解人类基因组的进化过程。因为如果人们想深入理解各个生物体系和其演化过程，那么必须用整体的视角看待问题。基因的行为确实称得上自私，但基因和人类一样，并非孤立存在，任何基因都不能仅靠自己过活。基因必须相互合作，共同构建和经营一个又一个的生存机器，才能长久地生存。 地球上任意两人的基因组有99.9%是完全相同的，那么，所有的战争，所有的文化差异，所有的恶性竞争，都是因为那0.1%的差异吗？《基因社会》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丹尼尔·卡内曼在其著作《思考，快与慢》中说到，如果我们能够意识到基因不同带来的偏见，并据此调整自身思维过程，那么这将让我们做出更好的决策。 说到底，这是一个人类社会进程到底该由谁来掌控的问题。当人们把科技当作我们理解世界的唯一方式，或者至少是最重要、最可靠的方式时，人类是否还牢牢掌控着自身发展的方向盘？在关乎人类自身发展的领域里，人类是否该尝试“无人驾驶”？作为未来科技领域权威的道德和伦理研究者，瓦拉赫在《科技失控》一书中，探讨了作为技术的发明生产者和消费者如何应对飞速的技术发展所带来的道德模糊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掌控技术，才能重掌人类命运。 “修昔底德陷阱”能否避免问号更符合作者的初衷 2018年，中美关系“万众瞩目”。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作者修昔底德在书中指出，“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以及因此而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他的论断被定义为“修昔底德陷阱”。这几年，借用“修昔底德陷阱”来形容中美关系困境的言论越来越多。2014年1月，美国《赫芬顿邮报》的子报《世界邮报》创刊号刊登了对习近平主席的专访。在专访中，针对中国崛起后必将与美国、日本等旧霸权国家发生冲突的担忧，习近平主席说，我们都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 《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一书，对历史上16个崛起国与守成国进行全球竞争的案例和战争场景进行分析，指出中美之间的冲突是可以避免的。作者、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认为，修昔底德陷阱是一个结构性压力，在现今中国和美国都提出让各自的国家“再次伟大”的时代背景下，两国妥善处理在关键领域的利益分歧，可避免灾难性战争的发生，并为此提供了避免中美发生战争冲突的12个具体建议。 其实，对“修昔底德陷阱”论断作出批评并不困难。比如，中国是爱好和平的国家，没有争霸的基因；很多美国学者不了解中国，不应该用西方国际关系模式来解释中国的对外行为；很多美国学者关于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关系的研究，所举出的历史样本不够丰富，得出的结论过于武断；中美经贸关系对两国都太重要了，用战争来解决中美矛盾会两败俱伤，两国的理性决策者绝对不会愚蠢到这种程度；冷战时期的美国同苏联为避免直接军事冲突，建立了危机管控机制，而中美之间现在也已建立起类似机制，可以避免偶发冲突激化为战争等等。 但是，从2018年春天开始，中美贸易摩擦有所升级。其他种种，也都进一步坐实了美国要同中国进行全方位竞争的战略形势。在这样的态势下，艾利森的冷静分析更显难能可贵。艾利森不仅在书中列举了一些案例，说明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可以避免战争；而且指出，即使修昔底德所谓的“不可避免”，也含有夸张意味。那么，为什么本书还要以“注定一战”为书名呢？艾利森道出苦衷：美国也有“标题党”，出版社编辑故意用耸人听闻的标题来吸引读者眼球，其实那个问号更符合他的写作初衷。 五年、十年或二十年后我们将站在哪里 12月18日，英国首相特雷莎称，国会议员对脱欧协议的投票时间确定为2019年1月14日，英国脱欧进入倒计时；自特朗普胜选美国总统以来，时时有出人意料表现，2018年“好戏”不断……我们生活在全球政治的激烈变革期，该如何理解这些戏剧性的发展，又该如何应对？缺乏制度和文化准备的社会，如何才能从全球化危机中解救自身？ 带着这样的疑问，德国苏尔坎普出版社的学术编辑海因里希·盖瑟尔伯格邀请不同国家的15位享有国际盛誉的思想家，跨越学科和国界来剖解当下的困局，在更广阔的历史情境中定位，探讨未来可能的轨迹，并思考回击这种反转的可能。由此汇编成为《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一书。乌尔里希·贝克说过：“当一个世界秩序瓦解时，对它的反思便开始了。” 据海因里希·盖瑟尔伯格介绍，做这本书的念头最早出现在2015年的深秋，之后不久发生了震动巴黎的系列恐怖袭击事件，德国关于近百万难民涌入国境的讨论也愈加激烈，这些都让她更加感觉到做这本书的意义和迫切性。 书中谈论最多的是全球化危机，旨在承接上世纪90年代关于全球化的讨论并加以续展。面对民族主义的国际形势，书的出版本身也是一种应对的尝试：15位撰稿人来自不同国家，以英、德、法、西等多种语言写作，以期建立某种跨国的公共空间；书也在多个国家和地区以不同语种接力出版，除德文、英文版外，还出版了西班牙文版、法文版、意大利文版、葡萄牙文版、荷兰文版等其他语种版本。 盖瑟尔伯格策划的初衷之一，是希望来自不同地域的学者能立足自身的语境探究时代精神状况背后的力量。例如，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社会学教授塞萨尔·伦杜埃莱斯认为当前的境况是20世纪70年代西方精英为了超越资本积累的危机所采取战略的后果，未来若想避免灾难，就要与资本主义野蛮行径中我们自身参与其间的某些生活方面公开决裂。英国电视新闻记者保罗·梅森则围绕英国脱欧分析了新自由主义叙事的失败。作者们在这里表达的是他们对这样一些紧迫问题的思考：我们怎么会陷入了这一状况之中？五年、十年或二十年后，我们将站在哪里？我们如何才能够遏止全球衰退并从中恢复过来？ 世界将往何处去？昨日世界里，或许埋着线索。 《大国外交三部曲》带领读者重回20世纪外交现场，见证战争世纪中催生新秩序的大国角力。来自剑桥、牛津、哈佛等大学的教授们，或者重现七场峰会台前幕后，或者解密一战、二战、冷战、中东冲突背后的外交战，都是试图要从今日世界的昨日根源，探明日世界的发展方向。 新旧交替之际，回顾、展望，都可以在阅读中完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