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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运长:文明的疤痕

http://www.newdu.com 2018-12-28 《粤海风》 谭运长 参加讨论

    位列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汕尾渔歌”首次进京,登上民族剧院舞台公开演出,不仅在首都观众中引起了一股“渔歌热”,而且也在音乐界、民俗界、民间文艺界等学术领域,触发了深入的思考与讨论。
    长期以来,不管是“汕尾渔歌”本身,还是渔歌背后所蕴含的渔民生产、生活的历史与风俗,都似乎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不能真正地为人所知。这一次,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160多位渔民登上首都舞台载歌载舞,人们惊讶地发现,“汕尾渔歌”原来竟是如此优美,并且与人们一向听到的各民族民歌具有完全不同的风格。无论就其歌词的形式,还是乐曲的结构乃至演唱的方式而言,似乎都牵动着某种最古老的民族情感,具有特别深邃、动人心魄的感染力。而渔歌里唱出的内容,更触及到汉民族一支古老的民系——即所谓“浮家泛宅之邦”“水上人家”,在东南沿海被称作“疍家”,在江南以及内陆江湖被称为“九姓渔户”“江船户”——的生产、生活与民风民俗的演变。这些人曾经在很长时间里被官府与主流社会视为“贱民”,不准上岸,不准穿长衫和鞋子,不准与岸上人通婚,不准读书与参加科举考试,等等。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这些人才真正完全地上岸居住,并通过“夜校”“扫盲班”等方式学习文化知识,逐渐融入主流社会。由于长期被禁止学习文化,他们不能够书写与言说自身,因而对于这一支民系的源流,从未有确切的史料记载,偶有相关的只言片语,基本上都是异端化、污名化的表述。因此,对于这一支特殊民系的历史与民俗,人们现在唯有通过他们长期口耳相传的渔歌来加以认识和了解了。这些与水上的生产与生活相联系的渔歌,目前在城市边缘各渔民新村的业余“渔歌队”里,得到了传承。
    有学者指出,从“汕尾渔歌”的歌词来看,其形式与《诗经》及古乐府民歌似乎存在某种隐秘的联系,由此可以判断,渔歌里唱出的这一古老民系,在源头上与汉民族的主流传统文化不可能是隔绝或者对立的。事实上,渔父在传统文化里几乎等同于隐士,这一身份原本被赋予高尚的情操与优雅的趣味。苏州园林之中有一个著名的文人园,名为“网师园”,网师就是渔父的别称,作为文人的园主需要用渔父的名称来抬高自己的文化身份,可见渔父绝对不是贱民。在《离骚》里,屈原写到他与汨罗江上一名渔父的对话,“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这大概是我们可以见到的最早的渔歌了。中唐诗人张志和,因官场与家庭生活的变故,“愿为浮家泛宅”。他写下了五首著名的“渔父词”,其形式成为名为“渔歌子”的词牌格律。
    渔民是如何沦为“贱民”的?人们推测,这可能跟宋元以后,特别是明、清两朝海禁、海防的历史有关。我却更倾向于认为,这大概是传统农业社会的税收制度决定并演变而成的。或者说,这实质上是我们民族从渔猎文明向农业文明转型之后,所留下的一道触目惊心的疤痕。旧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向新的文明形态转变,那些不能适应新的生产与生活方式的人逐渐逸出主流社会,先是被视作隐士,而后矛盾激化,则给烙上“贱民”的红字了。
    这,似乎可以给我们今天的社会带来相当的警示:我们当下正在经历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过程,在传统的农业生产与生活向规模化、城镇化转变的过程中,那些固守着自给自足小农经济形态的人将面临何种境遇呢?眼下大概多少还被当作隐士而受到欣赏,未来则千万不要沦为“贱民”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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