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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洁若:我要写到100岁

http://www.newdu.com 2017-10-14 北京青年报 张嘉 参加讨论


    地点:北京历代帝王庙
    活动:文洁若与萧乾的岁月文章——萧乾《文章皆岁月》新书分享会
    主持人:刘菲
    在“文洁若与萧乾的岁月文章——萧乾《文章皆岁月》新书分享会”上,近两个小时的活动,著名翻译家、89岁高龄的文洁若精神矍铄、思路清晰,她回忆萧乾的故事,讲她和萧乾因读书结缘的爱情,讲她和萧乾人生的悲欢起伏,讲她眼中萧乾的不凡与平凡。谈及萧乾,文洁若说,她一生的成就就是翻译图书和保护萧乾。
    《文章皆岁月》为萧乾晚年所做的散杂文随笔集,重庆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全书篇目由文洁若亲自审定,文洁若说:“这本书是萧乾晚年的心灵之旅。在生命的最后20年,他把自己人生的遭遇,把他历尽沧桑后内心最真实的想法,一五一十,不加粉饰,和盘道出,其坦诚、率真甚至超出我对他的认知。有些心灵的剖白,我一度担心发表出来会给他带来争议。事实上,因有些文章过于坦白引发的对他的误解至今也还存在,但我为他的勇气和担当自豪。”
    (一)
    和萧乾先生年龄相差17岁 觉得年龄无所谓
    主持人:今天我们荣幸地请到著名翻译家文洁若先生,我们想请文老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她和萧乾先生走过的岁月,他们一生当中和书的故事。文老是萧乾先生的夫人,两人因读书结缘,他们的生活中从未离开过书,因为读书两人认识,他们一起做书、出版书、翻译书、写书。今年文老师已经89岁高龄了,她仍然每天读书、写字翻译。最新出版的这本萧乾先生晚年的散文集《文章皆岁月》,就是文老亲自审定的。我们都知道萧乾先生比您大17岁,您能给我们讲讲您和萧乾先生是怎么认识的吗?
    文洁若:我知道他调到社里来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可是他当时好像在家写东西,所以没在社里上班,我就和同办公室的人说等他来了我去看看他。那个时候我在二楼他在一楼,我就经常去请教他翻译的问题。对于一些翻译,我也提了很多意见,很多意见是对的,但是我要改的话没有他那么高明,因为他的中文水平比较高。
    他在剑桥的时候还念两年硕士呢,已经快要毕业了,当时《大公报》的人来剑桥访问,劝他放弃学位,参加二战,说二战就这一次,等战争胜利了,再读书也来得及,所以他就参加二战去了,成为《大公报》的驻外记者。他差一点拿到硕士文凭,但是最后也没有回去念。他的英文是很不简单的,记者必须听到什么马上就写下来,要非常迅速地把看到的东西写下来,然后再打电报,在国内发表,来不及打草稿。
    主持人:您和萧乾先生的爱情从借书和还书开始,萧乾先生比您大17岁,当时有没有反对的声音?
    文洁若:我觉得年龄无所谓,同龄的那些男同学我都觉得比较幼稚,因为我的英文比他们好一些。
    英若诚的英文比我好,他比较调皮,他的老师在敌伪时期有点问题,英若诚就用弹弓把老师脑袋打了,老师就找他父亲,当时他父亲是系主任,还是教务处的老师,看到自己儿子在学校捣乱,气得老师都要辞职,就把他送天津去了。这一下因祸得福了,他在天津汇文中学念了五六年,所以他英文确实非常好。
    (二)
    用英文和萧乾说“要活得比他们长”
    主持人:您和萧乾先生是1954年结婚。您的婚姻生活大致分成三段,1954-1957年是最幸福的时光,在这幸福的三年里,书在您的生活当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文洁若:那个时候啊,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还没有做翻译,就是校对,分到苏联东欧组去了,有好多作品是从英文转译。那个时候我老加班,下班也不走,经常干到晚上10点。
    主持人:刚结婚的这三年里,您也没因为结婚把工作放下,每天还要工作到很晚。从我们这一代人的认识里来说,那个年代生活非常困难,您有稿费是不是还好一些?
    文洁若:三年困难时期我都没觉得困难。敌伪时期我父亲失业,那个时候才是真的困难。
    主持人:从1957年开始,一些运动就开始了,这个时候您和萧乾先生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文洁若:我那个时候凭着业务三次拯救了这个家。1956年,萧乾是活动最多的一年。那年写了《草原集锦》等一系列文章。快到年底的时候,11月左右,张光年把萧乾调到《文艺报》去了,后来还想把我也调去,但是我们社长说我是社里的业务骨干不能放,亏得没放,到了1957年反右,1958年1月我就下放了,去80个人,只有40人回来,其他人都调到外地去了,可是我当时想只要我们的作者在,我就一定能回来。后来果然,我不但回来了,还开始抓日文,从1958年开始。当时我母亲也没有工作,三姐在治疗腿,还有两个孩子,我要是留在外地就糟糕了。在北京呢,我可以搞翻译,翻译还真是挣不少。当时的速度啊,我自己都很惊讶。有一个书叫《永远的日子》,就是写反抗美帝什么的,3万字,我在业余时间就赶出来了,而且一字不改就登出来了。我现在的效率就很低了,每天干两三个小时。我现在发现只要我工作太累,就容易骨折。
    主持人:第一次您是调工作没调,因祸得福反而救了这个家,那还有两次呢?
    文洁若:刚才说的是第二次,第一次是右派的问题。当时很怪,文学出版社必须出5个右派,很多人都成了右派,就用不着打我的算盘了。假如我调入《文艺报》,《文艺报》凑不出那么多人来,准把我加上。我没去啊,社长没放我。这是第一次,我逃避了当右派的机会。第二次就是我能调回北京来。第三次是在1973年,一批干校的人开始往回调,费尽周折,也总算把我调回出版社,萧乾跟着也能落脚了。“家”只剩下个被堵住两头的门洞,我只能住在单位的办公室里,并且一住就是十年。
    主持人:从1957年至1979年,20多年的时间里,家一直颠沛流离,家人一直分别,在这期间,您还看书吗?
    文洁若:看呐!3年困难以及这整个“文革”时期,不能看别的书,萧乾就在牛棚里编了一本毛主席诗词,根据各家的意见,他自己编了一个。我给他抄了7本,我们还让孩子背37首毛主席诗词。37首诗,是他编出来的,我抄出来的。我们还比赛背老三篇,第一篇是《纪念白求恩》,第二篇是《为人民服务》,第三篇是《愚公移山》。这37首,还有这老三篇,我们都给背下来了。
    那个时候我在干校还翻译过一个东西呢,是因为北京也找不到合适的译者了,有一个叫《波涛》的电影要在北京上演,让我把那个电影剧本翻译出来。在连字典都没有的情况下,我居然翻译出来了。而且还很自在,我享受了两个星期没去劳动。
    主持人:那个时候有些著名知识分子自杀了,我看《文章皆岁月》里也有这样一篇文章,萧乾先生也写“我这两辈子”,他也有过自杀的念头吗?
    文洁若:对。
    主持人:您当时做了这家的主心骨,您是怎么劝他的?
    文洁若:我当时悄悄和他说,我怕旁边人听见,我就悄悄用英文跟他说:“我们要比他们活得长,因为我们是人。”他们就指四人帮。就这么说的,他这个劲儿就过去了。
    (三)
    小时候就对翻译有了兴趣
    主持人:虽然您比萧乾先生小17岁,但您心意特别坚定,在这么艰苦的过程中,您有没有过特别难过,或者丧失信心的时候?
    文洁若:我觉得最困难的时候是敌伪时期我父亲失业。我母亲养鸡,让我拿一只活鸡送到太平仓去,母亲给了我两毛钱,让我来回坐电车,可是我舍不得花。这两毛钱干什么去了?我就买了一小包花生米,其实我消耗的体力比两包花生米多多了,可是那点花生米诱惑很大,我吃花生米解馋了。那时候我们的美食是什么呀?爬到树上去拿竹竿把树上的梨和枣都打下来,煮熟了吃,就成了我的美餐了。所以你看,我现在还能吃苹果,吃香蕉,每天还能吃一个鸡蛋。
    主持人:从1979年之后到1999年,萧乾先生去世之前,生活好起来了,这个阶段完成了很多翻译工作,比如说最著名的《尤利西斯》的翻译。这一段您觉得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事情呢?
    文洁若:我三姐从来没说过日子过得好,可是呢,1983年搬到现在住的地方,她就说“从来没过过这么好的日子”,很满意。还买了一个很大的电视机,可是我都没有时间去看,有时候高兴了看两眼,搁在我姐姐屋里头,萧乾晚上陪她一起看,我连看电视的时间都舍不得,萧乾去世以后,我把它捐给内蒙古的萧乾文学馆了。
    主持人:您自己的经历也挺传奇的。您出生在书香门第,也请您给我们讲讲您的经历,为什么您的日文这么好?
    文洁若:1934年,我7岁的时候,我二姐和杨晦一块儿跑到上海去了,也没告诉家人,杨晦有夫人,这个事报纸上一登就闹得沸沸扬扬。吴祖光还告诉我,说他看见一幅漫画,我二姐骑在一头驴上面,杨晦牵着驴走。大姐就说“要不去日本吧”。我父亲在日本待了20年,我在日本待了两年。小孩学外语真快,我刚去连字母都不会,父亲请家庭教师教我们,半年以后都能听懂了,就开始上课。而且一年级我只念到第三学期,我到日本的时候是1934年7月,念了半年,什么都懂了,而且比他们成绩好。为什么?他们刚学字母啊,我在孔德已经念过一年了,中国字都写得比较整齐了,他们日本的字其实就是从中国字弄的,片假名就是草书的,一年级光学片假名。父亲让日本女仆陪着我到夜市去买了一些小人书,我就拿一个本照着小人书,把小人画下来,我父亲就说你把他们吐出的字写成中文就是翻译了,很有意思吧!我的翻译就是那个时候开始。可是两年以后父亲被除名了,被调回中国。
    主持人:文老师是中国翻译日文作品最多的人,在这么多翻译的作品当中,您觉得哪位日本作家是您最喜欢的?
    文洁若:我开始喜欢芥川龙之介,喜欢他的《罗生门》,三岛由纪夫的《春雪》写的比较好。
    (四)
    和萧乾打笔仗不打口仗
    主持人:提到翻译,我们不得不说的是《尤利西斯》翻译的事。这本书是您和萧乾先生一块翻译的。
    文洁若:先是去找了钱钟书想请他翻译,钱钟书还有一封信呢,说“我都八十衰翁了,你现在让我翻译这样的东西啊,这不是想自杀吗?”后来钱钟书拿信的复印件还给萧乾看,萧乾说“那我和他(钱钟书)一样大啊。”不过萧乾是1月生日,钱钟书是10月生日,差不多差了一岁。后来我和萧乾说“那咱们俩合作啊”,他看了我翻译一章后,不需要做很大改动,高兴了,我们就一起翻译了。所以我说,我管信,我把注什么的都加好了,很麻烦的,加了很多注。达和雅归他管,润色润色就好了,像回事了。他一个人弄也弄不了,我一个人弄也弄不了,两个人合作就非常好了,4年就完成了。当年我最快的3万字8天就完成了,可是有的就不行,有的就慢。《尤利西斯》很不容易的。它有各种风格,十八章里每一章的风格不一样。
    主持人:翻译过程中,您和萧乾先生争执吗?有意见相左的时候吗?
    文洁若:有意见也不会吵,反正就会充分讨论。我个人认为我跟萧乾的生活当中,最愉快的就是翻译《尤利西斯》的四年。
    主持人:您和萧乾先生生活那么长时间,你们之间吵过架吗?
    文洁若:我们是打笔仗,不打口仗,从来没有红过脸。
    主持人:有什么特别欢乐的事?我看好多老照片,觉得萧乾先生每张照片照得都特别的狡黠,看上去特别聪明。
    文洁若:他俏皮,比方说,我有一次给他写一封信,造诣,应该是言字旁,我给写成“造脂”了,他说我还造脂啊,我已经这么胖了。
    主持人:萧乾先生最后在医院的时候,也还一直工作?
    文洁若:还合译了一个什么。
    主持人:我们看照片,一直看见都是您在照顾萧乾先生。
    文洁若:对,在病房里也是。
    主持人:那萧乾先生细致体贴地照顾过您吗?
    文洁若:他用不着照顾我,我挺健康的。
    主持人:一直工作到最后,其实书在您二位的生活当中一直都存在。
    文洁若:他说他要写到“不能拿笔的那一天”。我说我也要这么做。
    主持人:您现在每天还能写?
    文洁若:每天都写,我还写毛笔字呢。平时除了翻译,我还在整理萧乾书信什么的,全集2020年还得出版一次,最后一次了。
    主持人:去年文老师说要写到100岁。
    文洁若:对了,我要在100岁的时候,写一个《我的一个世纪》,我想我100岁是没问题,还有11年。
    主持人:现在每天工作几个小时啊?
    文洁若:我现在就是瞧着办,高兴就多几个小时
    主持人:那您也不看电视,您的信息都从哪里来?
    文洁若:都是从报纸来的。
    现场提问
    问题一:我刚才听说您现在还在做翻译工作,能不能请您介绍一下您现在正在进行的工作?
    文洁若:我弟弟现在在日本,我们还在继续合译东西,他翻译第一遍,我翻译第二遍,他有事干,我这边也省事。这个很有意思,我们1936年从日本回来,我就进了日本小学,和我四姐一起,她是五年级,我是三年级,我弟弟是二年级,可是二年级没有名额了,后来我父亲就让我把我学过的东西教给我弟弟,那很容易啊,他有二年级的基础了,我就把三年级的课教给他。所以我白天是学生,晚上就成老师了,这样他打出了日文基础。我和他合译几种作品,最长的是松本清张的。我已经翻过《日本的黑幕》和《深层海流》,后来我还翻过他的几个短篇,现在是翻了他的一个长篇叫《热流》,写的东南亚的事,也是推理小说。我现在也不考虑出版,等翻译完了再说。
    问题二:您的回忆录开始写了吗?
    文洁若:还没开始写呢,今年最后三个月准备开始写。我想每年写一点,写到100岁,二三十万字再出版。我不要弄太长了,顶多写25万字吧,别太长,少而精好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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