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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土性”与“世界性”：中国古代文论的理论活力 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世界各国、各民族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25](P30)，不同文化之间相互影响、渗透，无疑成为当今世界范围内文化发展的大趋势。如王国维上个世纪初年在《国学丛刊序》所言：“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从世界学术通约性的角度来观照中国古代文论的诸种瓶颈问题，我们会发现，无论“现代转换”、“以西解中”或“援中入西”，都非问题焦点，所谓“非此即彼”或“亦此亦彼”的讨论同样益处不大，因为古代文论不是民族主义的牵强遁词也非相对主义的知识碎片。古代文论的意义，在于它对于当代中国文论、文学能否发挥有效性。它能否在西方拥有话语权，取决于人们是否能够从中得到中国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独特精神价值。因此，古代文论研究需要在坚守本土性的基础上与世界文论进行充分的互动，在本土性与世界性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诚然，如王国维言，从人类文化通约性的角度看，理论是无国界的，任何有益的理论都是人类共同的财富。然而从生产与继承的角度看，理论又毫无疑问具有鲜明的地域性、本土性和国别性。因此，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学理论，唯有植根于自身独特的文化土壤，才能形成和保持自己的主体性与特色。中国古代文论在发展过程中总结了丰富的文艺经验，其中不乏精确而深刻的理论概括，形成了具有中华民族传统、代表东方美学特色的，与西方迥然不同的体系。如陈良运先生在《中国诗学体系论》中，就从“言志篇”、“缘情篇”、“立象篇”、“创境篇”、“入神篇”五个方面阐释了中国古代文论区别于西方诗学精神历程的标识。[26]古代文论使用的是中华民族的话语(一套独特的概念、范畴)，反映的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思想情感、生存智慧以及审美经验与特色，它仍是中国文论体系中最具原创性、最富于历史性和民族性的部分。因此，古代文论关于本土化的理论自觉，有助于中国文学理论摆脱西方文论的规约和“失语”的困境，由理论自觉以求自信、自强，进而走出国门向世界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这也是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提高和扩大我国文化“软实力”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的客观需要。 另一方面，中国古代文论作为世界范围内四大独立文学理论体系之一，离不开对于西方文化和文论的借鉴和观照，它与西方文论的相遇不可避免而且势必逐步深化。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的世界发展趋势下，世界上各个国家在信息交往、利益等方面的联系愈来愈密切，中外文化及文艺交流日益频繁，文艺实践呈多元化、多样性发展，文艺理论亦呈现出多元共生的理论样态。从当代文学理论知识生产来看，不同形态的理论话语之间展开对话与交流，是知识得以创造性融合的基本前提。如歌德在谈到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时所说的，“每一国文学如果让自己孤立，就会终于枯萎，除非它从参预外国文学来吸取新生力量”。[27](P458)文艺理论也是如此。中国古代文论在时间上跨越了传统与当代，与西方文论的相遇又在空间上联接了中国与西方，其自身的发展需要获取世界性、需要从西方文学理论批评中获得异质的补足，以求“站在一个新的角度、用一种新的眼光来反观传统、解释传统、选择传统，通过调整传统的内部结构来创造一种更富有生命力的‘新中有旧’的‘传统’。”[28](P282)因此，古代文论研究者应树立坚定的学术自信，与西方文论、美学界展开充分、平等的对话与交流。从古代文论发展历史来看，刘勰的《文心雕龙》发展组织成有理论体系的著述，取得值得重视的成就乃是受了外来佛典的影响。王国维使用了“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29](P219)的治学方法。陈钟凡撰写《中国文学批评史》采用的是“以远西学说，持较诸夏”[30](P4)的方法。宗白华、钱钟书、李泽厚、蒋孔阳诸先生的文学、美学理论，都立足于本土文化传统，同时吸纳了西方文论、美学的精华。中国文论和西方文论，代表着不同的文明，在概念术语、研究视角、言说方式、理论形态等方面固然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然而所关注的基本问题及终极目标是共同的，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互补性。例如，中国古代有“知人论世”、“发愤著书说”等，强调从作家生平方面进行文学研究，西方的泰纳、勃兰兑斯等也常以作家传记为依据进行批评；中国人讲究天人合一、物我两忘，西方则有“移情说”；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专列“知音”一篇，提出“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从读者接受理论来看，这就是在讨论读者接受问题。顾祖钊先生曾以西方的典型论与中国的意象论、意境论为例，论述过中西文论的互补性关系。他认为，西方典型论的精细可以弥补中国文论的粗疏，中国意象论之精细与成熟则可以弥补西方现代文论的残缺，而从西方自意象主义之后开始走向意境审美追求之路来看，意境论也已呈现被西方接受的可能。[31]这些都说明，本土与异域的理论范式是可以互相借鉴和比较的。立足于已有的文论资源，充分汲取世界文论的优秀成果，对我们的话语体系进行有效的阐释学重构，不断激发出新的理论活力和学术增长点，有助于古代文论走向世界，也能让世界更了解中国。这样建立起来的文论思想和话语是开放的，既是中华民族的，又是具有世界性的。 怎样解决文论话语的本土性与世界性这一问题贯穿在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理论嬗变的过程中，在如今中西文化思潮碰撞汇合的语境下，直面这一问题，对古代文论进行逻辑与历史的重构显得十分迫切。实际上，本土性与世界性，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本土性中蕴含着潜在的世界性，世界性中包含着典型的本土性。世界性共同的文艺理论，是关于文学艺术理想的理论目标，而具体的研究仍要落脚于文学理论的民族特色与本土特性。全球化语境为中西文论的对峙与互补以及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本土性与世界性的融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中国艺术理论已经到了重新挖掘本土民族话语以便与世界性话语展开对话的时候了。”[32]因此，我们要立足于本民族的土壤，把握好本土化与全球化的张力，善于挖掘古代文论蕴含的本土性资源，通过有效的阐释学重构，积极融入当代文论的建构和当下的文化、文学现实。同时，又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应对全球化的挑战，接受和吸收其他国家和民族文化、文学的影响和养料，积极寻求它与世界文化及文论的互动，扩展自我理论的丰富性，在此基础上积极介入世界文论，为其他国家和民族提供精神价值，促进有中国特色、又有世界意义和当代气息的文论话语和理论体系的形成。 诚如张江先生所言：“一个成熟学科的理论必须是系统发育的。这个系统发育体现在两个方面。从历时性上说，它应该吸取历史上一切有益成果，并将它们贯注于理论构成的全过程；从共时性上说，它应该吸纳多元进步因素，并将它们融为一体，铸造新的系统构成。”[33]“学术性”与“现实性”、“专业化”与“个性化”、“历史性”与“当代性”、“世界性”与“本土性”四个向度的理论自觉并非处于割裂、对峙状态，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密不可分的。在对古代文论进行阐释学重构时，既坚守理论研究的学术品格，又积极介入文学及生活现实，通过现实性的烛照实现理论创新；既在专业化研究中“术业有专攻”，又以阐释主体鲜明的学术立场和个性拓展古代文论独有的文化精神和学术品格；既尊重其“历史的真实性”，探求“本义”，又要结合时代现实重新开发其精神价值，使其能够与当代文论相互会通；既善于挖掘古代文论蕴含的本土性资源，又积极介入世界文论，在中西文论的互照、互译和互释中实现本土性与世界性的浑然交融。从阐释学的角度看，理论与现实、历史与当代、本土与世界在专业化与个性化研究中可以达到多维度融合。以这样多向度、开放性、反思性和整体性品格推进学术实践，我们有理由期待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以“强制阐释”为鉴，走向坚持民族的立场与方法的“本体阐释”[34]，进一步丰富中国当代的文学活动、强化中国文学理论自信、彰显理论研究的中国立场，从而构建起更加多样合理的文学理论生态环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