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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历史性”与“当代性”：中国古代文论融通的内在结合点 “一部20世纪的中国美学学术史，本身就是在从古典形态到现代范式转型的历史语境中行进的，其间蕴涵了丰富的古今对接的经验和教训。”[13]古代文论作为一种“历史传统”，是建构中国当代文论话语体系的重要理论资源。历史性与当代性的双重自觉是古代文论参与中国文论话语建设的切入点以及与当代文论互相融通的内在结合点。因此，立足于当代，挖掘和发挥古代文论的当代性价值，成为古代文论学科范式反思与重构的关键。 意大利哲学家、历史学家克罗齐曾言：“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他认为“除非我们从这样一个原则出发，就是认定精神本身就是历史，在它存在的每一瞬刻都是历史的创造者，同时也是全部过去历史的结果，我们对历史思想的有效过程是不可能有任何理解的。”[14](P13)也就是说，当代人能够真正理解历史的前提是他们不能中断与过去的精神联系，真正的历史只有在当代意识面前才能得到彰显。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今天对古代文论或诗学的研究应该是“主体间性”的过程，如杨春时先生所言：“解释是理解，理解是主体间性的，是主体与主体的关系”[15]，传统并非是仅属于过去的、纯客观的，而总是体现出某种主体性。在文学批评场域生成的基础发生巨大变化的当代，要使古代文论焕发活力，就要化静为动，以当代的视角对它进行激活、创生和重构，使古代文论的一些概念、命题嵌入当代文化现实，与现实形成良性互动，从而增强理论的有效性和现实性。 古代文论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社会发展、民族精神、思维方式和审美旨归等紧密相连，它首先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其经典文本的原生形态是真正代表古代文论精神实质的理论表述，其经典性和原创性的获得，跨越了历史文化的检验。其中一些重要范畴，比如道、中和、意、形神、势等，“既是传统文论之精魂，又是传统文化、哲学之核心，也是传统书画、音乐、舞蹈等所要追寻的终极价值目标，有的甚至还是中医、气功基础理论之出发点和最高境界的奥妙之所在。”[16](P159)因此，我们研究古代文论，要回到中国思想文化的原点，最大程度地尊重其本来面目，做到知人论世，以“了解之同情”接近古代文论赖以产生的客观知识系统和语境，避免阐释中的主观主义。比如，研究“物色”，要了解刘勰提出这一范畴实际有着很浓的佛学色彩；研究严羽的“以禅喻诗”，要知晓他是借禅学范畴建构的诗学体系；研究朱熹《诗集传》，如果不了解他的理学思想体系，是难以真正把握其诗学观念的。汪涌豪先生认为有强烈历史责任感和当代意识的研究者应当“拿出自己的眼光”，“以哲学的眼光去概括总结历史，不仅让历史通过自己说话，还要让自己通过历史说话”[17]，也是强调要深入历史语境挖掘古代文论的精神特质，实事求是地进行批评和构建。 张江先生还说：“最大的学问，还是当代的学问，最重要的学术研究，还是当代问题的研究。”[6]尤其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全球化进程加速，国内经济体制全面转轨，当代的文学艺术发生了错综复杂的变化。如果我们只注意到古代文论“历史性”之维，仅仅进行知识考古的工作是没有意义的，研究也会失去生命力。如高楠先生在谈论古代文论文本意蕴的当下获得时所说，因为“任何时代的古代文论研究由于是立足于所处时代，被规定于所处时代，并且必然要将一定的时代特性构入研究成果，这便决定着任何时代的文论研究都离不开其所处时代的价值判断。”[18]要让古代文论跨越时空的距离，参与到当代的文学理论批评中，就需要立足于当前文艺实际，积极发掘其当代意义和价值，从而为解决当代文艺问题做出及时的理论回应。习近平总书记指导当代创作时说：“文艺的性质决定了它必须以反映时代精神为神圣使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是凝聚中国力量的思想道德基础。”[19]他又说：“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20]古代文论的当代性是建立在中华美学精神内核的基础之上的，它犹如日本学者柄谷行人所谓的“从前人们没有看到的”“风景”[21](P14)，对它的发现与建构也是新传统的重构过程。文化总是随着时代而不断变化和发展的，然而变化并不意味着要完全抛弃传统资源。时代的变革和发展将不断生成理论批评方面的新问题和新课题，这里面就蕴含着古代文论的生长点。在研究实践中，已有大量学者不断创新理论境界，以新的视角对古代文论重构新的框架，如罗宗强的《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明代文学思想史》，张松如主持撰写的“中国诗歌史论”丛书等。也有许多古代文论的概念、术语和命题经过文论家的提炼、阐释，其历史意义被赋予了新的当代价值。对于后者，童庆炳先生曾有总结，举其要者，如王国维从古代文论中提炼出的“境界”说、“出入”说，宗白华提炼出来的“虚实相生”说，王元化提炼出来的“心物交融”说、“杂而不越”说，等等[22]。面对新的社会现实和文艺实践，古代文论的当代意义需要不断地生成。中国当代文论的发展，亦需要接续古代文论“这一精神血脉”，从而“熔铸着一套既有自己民族的血脉气韵、又富有当代气息，能很好地参与当代文学实践的话语系统。”[23]这是一个不断阐释、激活、创化的过程，也体现了我们从整体上把握中国文学理论学科形态的理论自觉。 伽达默尔指出：“理解一种传统无疑需要一种历史视域。但这并不是说，我们是靠着把自身置入一种历史处境中而获得这种视域的。情况正相反，我们为了能这样把自身置入一种处境里，我们总是必须已经具有一种视域。”[24](P394)真正的理解离不开“历史视域”的参与，而“历史视域”与“现在视域”融合必将形成新的视域，这决定了理解和阐释必定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在阐释过程中，历史性与当代性、文本的客观性与阐释者的主体性在历史传统中相遇，从而达致解释学意义的“视域融合”。然而在当前的古代文论研究中，研究者常常将古代文论的历史性与当代性支离割裂，导致出现“荣今虐古”、“荣古虐今”甚至认同“西方中心论”等问题。因此，古代文论关于历史性与当代性的双重理论自觉，有利于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充分尊重古代文论的历史性，同时用当代意识和主体意识对它进行阐释学重构，从而吸纳和激活其中契合当代精神、仍有生命力的成分。古代文论历史性与当代性的遇合必将达致“视域融合”，即人们的现时视域与历史视域相互交融、相互彰明，最终都实现了对原有视域水平的突破。也即古代文论作为“过去的事件”，它浓缩了“历史的”时代精神，又随着时空因素的转换以及后来者的阐释不断焕发新的当代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