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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业化”与“个性化”：中国古代文论的学科自觉 1927年，陈钟凡出版《中国文学批评史》标志着古代文论或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正式形成。后来的研究者多沿用陈氏的路数，从“史”的角度进行清理并且运用西方知识体系去统摄中国古代的文论思想，如方孝岳的《中国文学批评》、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朱东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蔡仲翔等著的《中国文学理论史》以及王运熙、顾易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等等。这一梳理过程，如朱东润言之，“其初往往有主持风会，发踪指使之人物，其终复恒有折中群言，论列得失之论师，中间参伍错综，辨析疑难之作家，又不绝于途。”[8](P1)即使是“史”的研究，也难免有“批评”和“重构”的意味。不同学者在研究过程中渐次划定古代文论的“疆界”和言说范围，古代文论也就在此过程中迈向学科化、专业化。上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科学主义的弊端逐步显现，这种精细分工的专业化倾向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诟病。及至当代中国，从事文学批评的学者大多集中在高等院校，硕士、博士学位的教学与研究体制给古代文学与文论独辟一隅，为这一领域的学术建设提供了知识的专业化的保证。然而利弊相间，当下的古代文论研究、西方文论研究与马列文论研究分疆而治，有益的互动比较少。古代文论以及古代文学领域的专家和学者较少介入当代文学批评，研究西方文论或马列文论的专家、学者又对古代文论较为隔膜，知识体系的分割易使研究视野受限，从而造成对文学理论一些深层次内涵的遮蔽以及交叉与综合研究的欠缺。同时，目前的学术体制和评价体系对研究者职称评聘、学术奖惩等方面进行数字化管理，使学术研究包括古代文论研究愈发“规范化”和“模式化”。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研究者容易成为精神状态极度僵化的“单面人”，其研究方式乃至话语形态都易趋向单一和枯涩，从而失却古代文论特有的个性、兴趣和生命感受力。因此，我们需要对这些问题引起警觉，在专业化研究过程中，时刻关注古代文论及古代文论研究的个性化特点。 中国古代文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丰富、创新的过程中，形成和确立起了独具特色、具有鲜明民族个性的美学思想、理论体系和韵味独特的表达方式。其一，以多义性的理论术语和哲理化的命题表达思想观点。叶嘉莹先生曾以八种西方批评术语，即“明喻”(Simile)、“隐喻”(Metaphor)、“转喻”(Metonymy)、“象征”(Symbol)、“拟人”(Personification)、“举隅”(Synecdoche)、“寓托”(Allegory)和“外应物象” (Objective Correlative)与中国的“赋、比、兴”相比较，认为“上述八种西方批评术语，用我们‘赋、比、兴’中的一种就概括了，那就是‘比’。”[9]中国古代文论常因其概念意义模糊遭到诟病，但是从术语界定的开放性来讲，绝对清晰的文学术语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而中国古代文论的个性化表现之一就在于其开放性而非封闭性。我们常见的一些范畴，诸如“气”、“气韵”、“风骨”、“意境”等，都是多种意义的综合，体现出理论向度的多维性。另外，古代文论中有大量陈述句、判断句或短语形式的文论命题，如“文质彬彬”、“立象尽意”、“发愤著书”，等等。很多重要的文论家，如曹丕、刘勰、钟嵘、皎然、韩愈、白居易、司空图、欧阳修、朱熹、严羽、金圣叹、叶燮等都提出过影响深远的文论命题。其二，以活泼生动的审美经验提炼文艺观点。中国古代文论具有鲜明的体悟性和感受性，很多文论是由作者亲切而直接的审美经验凝聚而成，而且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作者，大多是具有丰厚学养的文学家或艺术家。比如陆机是杰出的文学家、书法家，著有文论经典《文赋》。音乐家、哲学家和文学家嵇康创作了《声无哀乐论》。论诗经典《戏为六绝句》的作者杜甫是享誉中外的大诗人。苏轼、王若虚、元好问、汤显祖、李渔、王士禛等皆有经典文论，此类例子不胜枚举。这些理论言说绝少向壁虚构，或道艺术创作之甘苦，或谈作品鉴赏之心得，或揭示文艺创作的内在审美规律，总是闪烁着诗性的、体己的、圆融的智慧之光，带有活泼泼的体验性质和个性化特点，与生命、感性和经验世界有着密切的联系。其三，以松散丛集状态的话语表达系统性的理论思想。从话语方式而言，古代文学理论呈现为古典主义形态。有比较完整、系统的理论专著，如《文心雕龙》《诗品》《原诗》等；又有随感而发的诗话、词话、曲话，如《六一诗话》《白雨斋词话》《蕙风词话》《藤华亭曲话》等；更多的是通过辑录和评点等形式表述艺术观念，如方回的《瀛奎律髓》、金圣叹评点《水浒传》、毛纶和毛宗岗父子评点《三国演义》、张竹坡评点《金瓶梅》等；还有大量为他人作品所作的序跋、绘画作品上的题跋，等等。作为理论话语，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表征”虽然大体处于松散丛集状态，然而其“内核”极具系统性、观点极富完整性，需要研究者以高度的理论自觉深入探寻其核心精神和中华民族典型性格。其四，少数民族文论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王佑夫先生在《中国古代民族文论概述》中，论说少数民族文论的特点，如针对文学功能论，他就指出少数民族文论与汉族的相同之处在于都强调文学的抒情言志功能，不同之处在于少数民族文论家并不认为文学所表现的“情”必须受到政治伦理的规范，正相反，他们强调情感的原生性和自在性，认为“文学应当是人的纯真性情的表现”[10](P56)。 中国古代文论上述特点又与中国以儒学为主，儒、道、释三者相辅相成的特定文化、意识形态语境以及中国人偏于感悟、综合的直觉思维方式密切相关。因此，“中国古代文论家缺少一种‘理论家’身份的自我确认，也缺少一种理论意识的自觉。”[11]今天我们强调古代文论专业化与个性化的双重理论自觉，旨在强调研究主体在专业化研究过程中，要进一步开拓学术视野，时刻关注古代文论的个性化特点，以清醒的批判意识凸显学者生命体验的真实与自觉，从而使研究主体与阐释对象的契合具有重构而非重复的价值发现。这样的研究才是有生命的、具体的研究。只有这样，研究主体“才能评论今天以世界文学为营养的中国作家的作品，也只有这样，才能有资格做文学的领航者和守夜人”[1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