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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语法理论以人类语言的共性为基础，试图探寻人类语言的普遍原则，从而揭开人类逻辑、大脑和语言的关系，在原则参数框架内，不同的语言内部机制是有联系的。而儿童词汇发展乃至语言发展的过程中，跨语言的相似性也为原则参数理论提供了证据。 儿童早期词汇发展一直以来都是习得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也是语言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根据生成框架下的原则与参数理论，语言的共性有着心理学和生理学的双方面基础。不同语言环境中的儿童习得自己的母语，可能在速度上略有差异，但就习得的基本过程而言，获得语言的能力基本相同，差异微乎其微。 幼儿的实词习得存在偏向性 名词和动词是多数语言中最基本的两种词类。名词是表示人、事物、地点或抽象概念的名称，可分为专有名词和普通名词。动词则一般用来表示动作或状态的发生，或者表示人或事物的动作或一种动态变化。名词和动词都属于实词，即含有实际意义的词。从语法功能角度来说，能够单独充当句法成分，有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的是实词；不能充当句法成分，没有词汇意义只有语法意义的就是虚词。显而易见，对于儿童词汇发展来说，实词比虚词更容易、更早被习得。那么在实词内部，就名词和动词而言，儿童习得的情况又是如何？ D. Gentner认为儿童习得名词会比习得动词早，至少在早期儿童词汇系统中名词是占绝对显著地位的，我们称之为“名词偏向性”。更重要的是，这种偏向性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既然这种现象是普遍的，那么背后必然有感官和认知理由。Gentner后期致力于解释为什么儿童早期词汇习得会出现这种偏向性，从而提出了“自然分割说”，即儿童对于名词（具体的人或物）和动词（谓语性质的动作、状态改变和因果关系）的区分是天生的、自然的。名词在本质上更为简单，更为基础，在跨语言事实中显示出的差异更小；而动词则不然，牵扯的对象更多更复杂，而且在不同语言中的差异更大。E. M. Markman提出“语义组成说”，即名词不仅能够自然地代表物体的整体，其意义的内部更具有相关有序的层级结构。而动词只能代表语义场中的一部分，甚至只是一种相关特征，因而需要被各种组成规则所约束，从而也就更容易出错，也就更难习得。 但是，最近对此质疑的人越来越多，基于个体差异和跨语言语料分析，人们相信在某些语言中会存在与“名词偏向性”不同的词汇习得模式，即这种偏向性并非是普遍的，甚至即使在英语中也不是那么绝对的。影响这种偏向性程度的因素包括：名词偏向性产生的时间，个体与指称的差异，家庭环境的影响。 汉语母语者似显示出不同特点 T. Tardif曾在中国进行过汉语的相关实验，除去外部差异，发现讲普通话的孩子在一小时内说出的动词相对于名词所占比例更大。 彭小红以4个长沙儿童的早期个案追踪语料来考察儿童早期词汇的名词倾向问题，重点分析孩子们最初习得的50个词汇，表明名词倾向占主体，但并不绝对，对于普遍儿童来说，名词并不一定总是先于动词习得。 李爱军通过对普通话婴幼儿输入语言中动词和名词的韵律特征的分析，认为在词类上，汉语和印欧语存在根本区别，而母语的特性会影响婴幼儿的语言学习策略。他们对于汉语名词和动词的区分，基于名词和动词的声学参数差别，在实际话语中动词以单音节为主，名词以双音节为主，而儿童对于动词的区分结果好于名词。 以汉语普通话为母语的孩子的语料事实似乎显示，并不是所有语言中的儿童都是更早习得名词，这种所谓的偏向性也并不是普遍的。既然不存在普遍性，那么貌似也没有必要探求其背后的认知因素，更多的是需要考虑母语的特征（不同语类出现的频率、主语位置、形态简洁性和语言互动）以及社会环境的因素。 参数理论可解释差异 我们知道，通过乔姆斯基的参数理论，语言间的共性为原则，差异则为参数。不同的语言之间肯定不会完全相同，但是也不会完全不同。就理论性来说，抛开其结论正确与否， Gentner的观点至少是合理的，即名词相对于动词更早更容易被习得，这一点也是具有普遍性的。至于说汉语里存在所谓的不同（暂且认为），可以理解为语言间的差异。换句话说，可能存在一个所谓的“名词优先”原则，在某些语言中参数为正，即名词优先习得，而在某些语言中，参数为负，并不表现出名词优先习得。 但是，既然我们根据数据发现了差异，就需要进一步考虑为什么会出现所谓的表面上的差异。差异产生在汉语里，那么我们就需要考虑汉语的一些特征。就语法特征而言，很明显，汉语是pro-drop语言，允许主语不出现。而英语并不允许主语空缺，所以名词出现的次数和频率会比较高。就名词而言，为开放词类，可以通过造词获得，而动词相对封闭，不能自主造词。另外，就认知而言，人们会倾向于先说新信息再说旧信息。同样的道理，汉语中的动词出现的次数高于名词，也可以理解为因为儿童对于身边的物体名词已经非常熟悉了，所以会自然地下意识地省略。而且，儿童的句法机制并不完整，说出的都不是完整的句子，自然而然就会说出自己认为比较新的信息、新的动词。 汉语词类划分有特殊性 近年来，沈家煊的“名动包含”说，源于对“这本书的出版”中“出版”的词类归属讨论，继而引发了学界对于汉语的词类大讨论。“这本书的出版”很明显为名词词组，而其中的“出版”却为动词，而汉语词类分析不允许“出版”既是名词又是动词。因此，沈家煊认为，汉语里名词和动词的关系是一种“名动包含”的格局，即名词包含动词，动词是名词的一个次类，为“动态的名词”，如同汉语里被广泛接受的形容词是动词的一个次类，为“静态的动词”；而印欧语为“名动分立”，即名词和动词相互区别。 关于沈家煊的“名动包含”说，值得我们深思的一点在于，汉语的词类是非常难划分的，因为不像印欧语里有明显的范畴标记。如果按照“名动包含”说，动词作为名词的动态部分，应该有标记成分，而除去动态名词的那一部分名词（传统上的名词）是无标记成分。根据标记论的不对称性，无标记成分比标记性成分更为普遍，更接近人类的认知倾向。于是对于儿童汉语名词和动词的习得来说，无标记成分（传统上的名词）更容易被习得，而标记性成分（动态的名词，即传统的动词）更难于被习得。在动词性名词的内部也是同样的道理。动词性名词为无标记成分，而静态的动词性名词（传统上的形容词）则为有标记成分，通过这些我们也可以猜测出相对于动词，形容词对于儿童更难于习得，即名词—动词—形容词构成儿童习得词汇的连续统。这和我们所观察到的是一致的，儿童在词汇习得中，名词确实是具有偏向性的。 生成语法理论以人类语言的共性为基础，试图探寻人类语言的普遍原则，从而揭开人类逻辑、大脑和语言的关系，在原则参数框架内，不同的语言内部机制是有联系的。而儿童词汇发展乃至语言发展的过程中，跨语言的相似性也为原则参数理论提供了证据。因此，理论指导着实践，而实践又反过来助推理论的发展。一言以蔽之，儿童如何习得母语这一看似简单的现象背后，存在科学的发展机制，而这一机制具体如何运作，值得我们不断探索发现。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