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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族属空间结构的层级性 族属空间及其在文学史的表现不仅具有分布上的杂聚性和生产中的社会性，而且还拥有结构内的层级性。层级性既是自然空间、社会空间和精神空间的本体存在形式，也是人们借以进行空间认知和空间分析的重要方式。苏贾曾经论述过空间结构关系与社会结构关系之间的同构性 。事实上，作为显要社会文化现象之一的族属空间与中华民族文学史之间也隐含着类似的功能结构。 空间的结构层级既受制于空间本体的特性与形态，也与特定主体所采用的认知观念和认知方法密切相关，因而可作不同层次的划分。宏观考察，空间可分为物质空间（Physical space）、心理空间(Mental space)、类属空间(Generic space)、合成空间（Blend space）等。受中华文学史多面性的影响，用以描述中华民族文学史的空间认知观念也具有多维性，如物质空间/精神空间、实体空间/虚拟空间、现实空间/理想空间、自性空间/他性空间、生存空间/发展空间、生活空间/艺术空间、有形空间/无形空间、规则空间/不规则空间、民间空间/官方空间、私人空间/公共空间、自然空间/社会空间/心理空间、历史空间/现实空间/未来空间、作家空间/作品空间/读者空间、容积空间/辐射空间/立体空间、个体空间/家庭空间/族群空间/国家空间/世界空间/宇宙空间，等等。微观操作，张炯将“文学史”研究可归纳为三个基本层次：一是史料收集层次，二是史家评价层次，三是规律探寻层次。[16]显然，这三个层次均关涉人主体的历史认知和艺术观念，它们背后都显现或隐含着相应的历史观，亦即文学史观。综合考量，创建中华文学文学史的空间正义观需厘清三大层级的结构关系：大陆内部各民族文学关系、大陆与台港澳文学关系、中国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关系。 首先，重视大陆各民族文学间的互动一体结构。赓续中华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传统，新中国成立以后，业已认定的56个民族之间多元一体的格局渐次生成并日趋稳定。受“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现实情境、“人民共和”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综合规定，大陆各民族之间友好交往，团结共进，互动一体的民族文学共同体随之形成。梁庭望综合地理环境、经济生活、民族分布和文化特征等四大指标，提出了大陆各民族文学空间的“文化板块结构”论 。总体而言，他关于中华文化四大板块交合互动格局的描述以及据此而来的中华民族文学时空统一论的建构是实事求是的，因而也是有说服力的。需补充说明的是，不仅汉族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之间存在着多元互动机制，少数民族文学之间也显示出互动共进气象。马学良等将这种以少数民族为出发点的各民族文学跨界互动态势概括为“双向多元”关系 ，实际上就是民族主体及其文学活动的间性问题。事实确乎如此，新中国成立后，大陆各民族文学之间以及汉民文学之间，无论是主观意愿还是客观情境上，都彰显了多元多向多维互动交融的趋向。这种互动交融、多元一体的趋向，充分体现了族群交往交流过程中异质文化因素间的文化涵化特征。 其次，正视台港澳文学与大陆文学的互补共存结构。中华民族文学版图固然以大陆文学为主体，但其与台港澳文学间的互补共存关系不容忽视。作为中华民族领土版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自古就与大陆根源相系，骨肉相连，既斯文一脉，又别具特色。台湾文学史特别是所谓新文学史的述史框架一方面受到大陆传统文学史观及相应述史惯例的影响，另一方面又与日据时期民族意识的唤醒相关。正因为如此，赖和才被尊崇为“台湾新文学之父”。岛内学者所撰台湾文学史中，叶石涛的《台湾文学史纲》、陈少廷的《台湾新文学运动简史》、彭瑞金的《台湾新文学运动40年》、陈芳明的《台湾新文学史》、巴苏亚·博伊哲努（蒲忠成）的《台湾原住民族文学史纲》等可为表率。改革开放以后，大陆学者白少帆、刘登翰、古继堂、方忠等相继编撰《现代台湾文学史》、《台湾文学史》、《简明台湾文学史》、《20世纪台湾文学史论》等。就文学史族属均衡性调适而言，吴重阳、张炯、李瑛、过伟、周翔、王志彬等学者关于台湾文学的相关研究值得关注 。其中，青年学者王志彬关于莫那能、夏曼·蓝波安、霍斯陆曼·伐伐、瓦历斯·诺干、亚荣隆·撒可努、田雅各、孙大川、巴代等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入史问题的思考[17]，暗合了台湾地区文学族属空间的正义诉求。恰如叶石涛所期待的那样——“今后台湾文学应该走向各种族的文学平衡发展的路径上去，特别注重南岛语族的原住民文学的继续茁壮，俾能缔造呈现多种族风貌的文学。”[18]（P.20）与台湾特殊的地缘身份相比，港澳的共性所在是其长期作为殖民地并在大陆改革开放后相继回归祖国怀抱的历史境遇，此种境遇显然约定了港澳文学既植根传统文化又面对世界开放、既追求自由绽放又顺应国家意志的文化品格。香港独特的地理区位和开放的国际视域，使之客观上成为了新中国成立后一个较长时段内瞭望世界并与之保持相应文学互动的有效窗口。问题在于，中西文化较长时间所谓对撞切磋，相当程度上磨损了港民原有的民族意识。对此，作为“美国现代主义与中国诗艺传统的汇通者”的叶维廉感触尤深。他说，“民族文化记忆的丧失，起码在英国与北京签定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之前，是相当普遍和彻底的。”[19](P.180-181)好在诸如李辉英、司马长风等具有中华民族认同感的学者为此付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针对“文学革命”时期崇洋媚欧倾向，司马长风尖锐地指出，“文学形式上模仿西方，连个人的感受也模仿西方，这才是真正可悲的‘失落’！失落了民族性，也失落了个性；换言之，失落了独创性”[20](P.67)；“因为单方面的模仿和吸收西方文学、所产生的新文学，本质上是翻译文学，没有独立的风格，也缺乏创造的原动力，而且这使中国文学永远成为外国文学的附庸”[21](P.2)。他真诚呼吁，“在文学创作上，别再匍匐在外国文学的脚前，摇尾乞怜；我们要重新咀嚼自己的文学传统，焕发中国文学独特的美；眼睛别再只望着西方，要看一看脚踏的土地！”[20](P.65)今天，当我们回望香港文学的发展路径时，深感司马长风等人的文化纠偏行动对于保持中华文学族属空间的完形结构是何等必要与珍贵！澳门文学的影响力虽然不及台港文学那么大，但依然有自己的特点和优势。朱寿桐在论及澳门文学对于中华民族文学的结构性意义时指出，中国文学的近代化与现代化是从澳门发芽的，这是澳门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结构意义；澳门文学的独特文化生态，使之为文学理论、文学史以及文化社会学的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标本；澳门不大，澳门文学的总体成就也不算高，但它属于中国文学版图的有机板块，更确切地说是汉语文学世界不可忽略的一个组成部分。[22]他的评价应该符合历史和文化的双重逻辑。 再次，兼顾海外华文文学之于中华民族文学的互鉴联通结构。海外华文文学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文学现象和相对独立的学科。广义的华文文学泛指一切以中华汉语所创作的文学集合体；狭义的华文文学专指海外（中国大陆以及台港澳地区之外）华侨、华裔、华人所创作的汉语文学集合体，包括华人留学生文学、流亡文学、移民文学、华裔文学等。尽管部分海外华文文学作家的国籍有所异动，其创作题材和作品风格也可能千差万别，但其祖国观念、中华意识、民族精神以及母语情结至为深厚，他们的文学创作自觉或不自觉地享有不同程度的中华气韵，因而可以并且应该纳入大中华民族文学史的观照视野。从空间结构来看，海外华文文学主要有五大板块：东南亚板块、东亚板块、澳洲板块、欧洲板块和美洲板块。在现代海外华文文学创作格局中，张爱玲、聂华苓、严歌苓、包柏漪、胡曼荻、欧阳子、谭恩美、汤亭亭、张翎、虹影、叶周、黄宗之、梓樱、江岚、海云、罗敷、彭邦桢、高行健等一大批作家，在接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同时，更多地向全世界特别是欧美地区播撒着中华文化的优秀基因，客观上发挥了展示中华文学形象、增强中华文化自信的“使者”与“桥梁”功能。其中，“两群一会一奖”贡献至伟，即东南亚华文作家群、北美华文作家群和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 、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 。大陆方面，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于1989年3月成立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室，1993年易名为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中心，杨匡汉、张炯、黎湘萍等先后负责相关工作；江苏省社科院、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分别创办了《世界华文文学论坛》和《世界华文文学》；“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也于2002年5月获国家民政部批准正式成立。上述华文文学推进工程，进一步增强了华文文学创作及其理论批评的自觉性、凝聚力和学科意识。耐人寻味的是，追溯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历程，大体上与中国文学史的建构之旅相一致。夏志清、李欧梵、杜博妮、王德威、罗福林等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探讨，打通了海内外汉语写作的互映视界，开启了全球华文文学和合研究的新生面。其中，夏志清的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1917-1957（《中国现代小说史1917-1957》），于1961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多次再版，对中国文学史的建构观念和述史方法产生了深刻影响。特别是该著对于诸如张爱玲、张天翼、钱锺书、沈从文等人文学史地位的开掘、发现与确认，打破并接通了民族、地区、性别乃至国界和意识形态的界限，有助于在更广阔的时空中实现文学史叙述的空间正义。国内对于海外华文文学史的自觉建构肇始于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赖伯疆的《海外华文文学概观》、陈贤茂主编的《海外华文文学史初编》、潘亚暾的《海外华文文学现状》、陈贤茂主编的《海外华文文学史》、公仲主编的《世界华文文学概要》、杨匡汉的《中华文化母题与海外华文文学》以及饶芃子与杨匡汉联合主编的《海外华文文学教程》（含2014年修订二版）等先后出版，海外华文文学作为相对独立的文学学科与海内华文文学交相辉映，合力宣示了中华民族文学共同体的博大与浑厚。 总体说来，中华民族文学史观论域中有关族属空间正义及其建构性认知问题的讨论虽然业已开端，但远未达到应有的广度和深度。为了更切实地保护我国民族文学生态的本原性与多样性，更全面地拓展和深化具有时代感与民族性的中国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研究，更有效地推进中华民族文学史学乃至文学史哲学的学科建设，更自信地在世界文化大循环中展示中华文化共同体的独特魅力，恪守中华各族属文学多元一体、交融互惠、平等共进的文化理念，并将之付诸于中华民族文学史的具体建构行动之中，便显得分外重要和紧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