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曹多勇的小说多与大河湾有关。所谓大河湾，据曹多勇自己的表述，处于淮河分开的两条河汊围住的一片土地中。虽在淮河岸边，大河湾却并未得到这条河流太多的滋养，反而土地贫瘠，常有水患。从小说的描述来看，大河湾旁边尚有煤矿，土地因采矿而塌陷，地理意义上的大河湾可能已经并不存在，或者说大河湾现在只存在于曹多勇的小说里。 曹多勇的大河湾叙事，从时间节点或作者的记忆与情感经验来看，可粗略归为两类：一类属于旧事，基于作者的童年记忆，时间在改革开放以前，写的是荒诞年月里发生在大河湾的荒诞事，如《伟大的肉嗝》《1976年的英雄》；一类是新事，立足当下经验，写身在城市的大河湾人与故土的疏离与联系，如《刻制葬礼》《白露降》《妻子与鱼》《天上的星星不说话》。还有一些小说可算是这两者的综合，即从改革以前的荒诞年月一路贯穿到当下，从个人命运中窥见时代与人性的变迁，如《春风最暖》《水族馆》。 曹多勇写大河湾旧事，或许是基于“寻根”的冲动，大约在曹多勇看来，改革前的荒诞年月既是他个人人生的起点，也是我们当下时代的来处；从空间上来看，大河湾，或者说淮河，既是他个人的根脉所系，也是无法断绝而又难以如从前一样血肉相连的地方。 《伟大的肉嗝》便是一篇充满荒诞色彩的小说。所谓荒诞，在这里是指将正常当做反常，而又将反常视为正常。“伟大”既是人名，指的是张伟大——大河湾村最贫穷人家的那个孩子，也是“肉嗝”的修饰语，寓示着那个年代肉味的稀缺。将伟大与肉嗝并列本身就是一种荒诞。乞讨在正常年代是一件很羞耻的事，而在小说所处的年代里，却成了一种特权，张伟大也因为拥有这种特权“奉旨乞讨”而成为村里小伙伴心中的英雄，成为大河湾人羡慕嫉妒的对象。小说中有一处细节，是村小学的张老师组织同学批判张伟大的乞讨行径。张老师高屋建瓴，引导同学们痛批张伟大不劳而获的资产阶级寄生虫的本质，同学们则在想象中的麦子面馍馍和大肥肉的吸引下，纷纷表示无限向往这种资产阶级寄生虫的生活。因乞讨而受人羡慕，自然不能算正常，但是在特定的语境中，在大家都吃不饱饭的年月里，讨饭而能吃到麦子面馍馍和大肥肉，受人羡慕又是正常而合乎人性的。 这种荒诞与不正常也体现在《春风最暖》中大哥的命运上。大哥自一出生便事事受到时代与命运的捉弄，连名字和出生年月都不能自主。名字是时代的印记，也是时代的象征。母亲对大哥命运的强势干预，不过是在顺应时代的法则，母亲所做的也的确是最合乎时代而又对大哥最有利的选择。不过时代也在变化，大哥的命运和名字却卡在过去的时代里。在小说结尾，大哥决定“活回一个真实的自我”，到派出所要求更改出生年份和名字，重新叫回李十一。完全剥离于时代之外的“纯粹的”真实自我当然是不存在的，不过作者让大哥去寻找真实自我，却是给了他一个追求个人尊严与价值的机会与可能，就如同《伟大的肉嗝》的结尾，张伟大再次去煤矿，却不是乞讨白面馍馍和大肥肉，而是去煤矿矸石山拾炭。个人在时代尤其是反常的时代面前是无比卑微的，可是卑微的人也可以做出微弱的反抗，这种反抗不足以打败时代，却可以证实自己，彰显出人的心中总有时代无法完全征服的角落。 曹多勇小说中写当下的部分也与大河湾相联，写的是侨寓于城市的大河湾人与故土的疏离和难以斩断的联系，这种联系往往与血缘亲情的疏远相连。这类小说往往以离开大河湾的农裔知识分子为叙述者，以他们的眼睛观察乡土的变化。人与故土的关系，其实往往就是与故乡亲人的关系，乡土之情也是血缘之情。而当乡村中的青壮年通过考试或打工或永久或暂时地寓居城市，从乡土秩序的束缚中脱离出来，与乡村的联系逐渐减弱，相互之间的血缘亲情也随之变淡。《刻制葬礼》的写作本身，即是这种变化的体现——正因为旧有的一切都在慢慢消逝，变得与过往不同，作者才会迫不及待地要将这些流动的生活与仪式以文字的形式永久地保存下来。养生送死，历来是乡土最重要的内容，而在乡村青壮年都各奔东西的今天，大约也只有长辈的葬礼才有可能将他们从城市里召唤回来，聚在一处。小说的叙述者，自身也处于夹缝中。他视亲情与故土为自身的根脉所系，无法也不愿斩断，想努力维持旧有的亲情关系与伦理秩序，却也深陷于沉重琐细的家庭生活里无力挣脱，所以他对那些对亲情冷淡的亲属不满，却也无可奈何。在《白露降》的结尾，“我”试图通过曾经和二弟一起拾黄豆捡食天宝和马泡的童年美好记忆感动二弟，让他回家过年，恢复一家人的亲情，找回对乡土的依恋，可“我”对此也没有把握。其实大河湾本身都已不复存在，寄予大河湾之上的乡土伦理自然也难以真正保存，而只能存在于农裔知识分子的心里和纸上。这里既有对城市与乡村的双重疏离，对乡土的爱恨交织，也有中年人面对世界沉重的无奈。失去故乡的人对故土的留恋与对城市适应的艰难融合在亲缘关系崩溃的一地鸡毛中。 曹多勇的小说所体现的问题与情感，既有共性，也有特性。特殊年月的荒诞，个人遭受时代的拨弄，改革以来城市与农村的分离、农裔知识分子对乡土的复杂情感，这些都具有普遍性，非大河湾独有。特性在于他写的人是大河湾人，这些人的根脉系于淮河岸边的风土风俗。曹多勇总是尽量以朴实到甚至有些拘谨的笔法，去书写淮河岸边人民生活的本来面目，并不因血缘之情而溢美，也不因文人式的同情而刻意将其命运悲惨化。在他的小说里，人物的命运就是平淡无奇的，既没有安慰性的大团圆，也没有戏剧性的残酷收场，只是在艰难的环境里生活着。这使曹多勇的作品与一些为写恶而写恶、为写黑暗而写黑暗的写作区分开来。他并不预先设定立场，只是照着生活本来的样子摹画，写出生活的艰难与挣扎。如果硬要说他有什么立场的话，那就是他与淮河岸边人民之间难以割舍的血肉之情以及寻找自己来路的迫切，这使他更关注笔下人物的真实生活与喜怒悲欢。 在语言上，曹多勇也努力按照原样摹拟淮河岸边人民的习惯，尽量保留他们的说话方式和有特点的方言口语，比如他的小说中常出现“要有”、“巴就”之类，“要有”大约等同于“要么”，“巴就”则是“巴求”、“巴结”，人与人的称呼也留有当地习惯，如称父辈为爷，称祖父辈为“爹爹”。更为引人注意的是曹多勇小说中经常出现语言的重复。这既是对口语的存真，也是一种自觉的美学追求。口语与书面语不同，书面语的传播是从眼到眼，口语是由口入耳，书面语是固定的，书写者可以精心组织，阅读者也不妨反复思虑，而口语则处于流动之中，说者和听者都要通过捕捉那些飘荡在风中的语词进行交流，因而要有适当的重复。曹多勇试图在不断的重复中，制造一种诗歌般的语言节奏，使事物在语言的重复里回旋激荡，体现变与不变，展现出经过提纯的口语的繁复之美。当然，这样的写作也不是没有代价的，不得不说，有的时候这样过度注重重复、繁复的口语追求，也使得曹多勇的小说读起来拖沓、单调。 淮河是两岸人民的母亲河，她在庇佑河畔人民的同时也给他们带来灾难，但是“天何言哉”，大河只是缓慢地流动着，作家有志于记录下她的过去和现在，不过一两代人的生活经验与记忆，在大河看来只是一个瞬间。淮河以及河畔人们的未来会怎样，大约谁也说不准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