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香港教育大学文学及文化学系讲座教授陈国球
    现在是吴兴华研究的新起点
    
    ▲《吴兴华全集》（5卷）吴兴华 著、译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1月
    
    吴兴华与妻子谢蔚英。 （资料图片）
    
    中国现代著名诗人、学者、翻译家吴兴华。 （资料图片）
    
    吴兴华一家合影。（资料图片）
    作为海内外著名的人文学者，陈国球致力于研究香港文学文化，将自身的文学怀抱、生命体验和现实关怀深深地融入其中。作品曾见诸于港台文学刊物并产生颇大影响的吴兴华，无疑引起了陈国球的关注。因此，探索吴兴华诗学如何在港台流播成为陈国球近年来一项主要的研究计划。吴兴华研究的现状如何，应该怎样重新认识并合理评价吴兴华的文学成就，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为此，香港教育大学文学及文化学系讲座教授陈国球接受深圳商报记者独家专访，分享他的相关研究明见。
    “梁文星”“邝文德”都是他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这些年来，关于吴兴华的诗歌、文学评论和翻译在港台大致处于一种怎样的研究现状？
    陈国球：吴兴华的诗与诗论，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梁文星”的署名出现在香港《人人文学》和台湾《文学杂志》之上；至于吴兴华之翻译里尔克，则以“邝文德”之名出之。现今港台间研究现代诗学的人，几乎没有不知梁文星之名其实由宋淇所创；但这些作品刚面世时，许多读者都误以为是出诸一位活跃于香港与台湾之间的诗人之手；例如梁文星一篇诗论《现在的新诗》，就被认为是针砭当时台湾诗坛，并引来当地文人的回应。在香港则出现不少梁文星诗的追随者，如年轻时代的叶维廉、昆南、蔡炎培等。当然，梁、吴之间的关系，也不是一个完全的秘密：上世纪六十年代香港作家卢因已有文章提到梁文星本名是吴兴华。1974年张曼仪、黄继持、黄俊东等编《现代中国诗选1917-1949》，收入吴兴华两首诗，并指出吴兴华有笔名梁文星，“近年他在海外的朋友曾将他的作品零星披露于海外刊物上，颇受读者赞赏。”最清楚交代其中来龙去脉的是1976年夏志清在台湾发表的两篇文章：《追念钱锺书先生──兼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之新趋向》及《林以亮诗话序》。上世纪八十年代香港诗人也斯（梁秉钧）在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攻读博士课程，协助指导老师叶维廉教授编译包括吴兴华在内的现代诗选《防空洞里的抒情诗》（Lyrics from Shelters: Modern Chinese Poetry 1930-1950）。也斯回到香港任大学教职以后， 1995年发表的《重读〈林以亮诗话〉》，1996年撰写英文论文《香港现代诗：文化协商与身份追寻》（“Modern Hong Kong Poetry: Negotiation of Cultures and the Search for Identity”），中文节译后来在2005年出版，题作《一九五〇年代香港新诗的传承与转化：论宋淇与吴兴华、马朗与何其芳的关系》，可见其关心所在。大概同时欧洲学者贺麦晓（Michel Hockx）在台湾和香港不同会议上发表论文《吴兴华、新诗诗学与台湾五零年代诗坛》，讨论“梁文星”的“桥梁”作用，指出吴兴华诗学在台湾五十年代出现时所引发的议论和文学史意义。进入二十一世纪，台湾评论家杨宗翰撰写《〈文学杂志〉与台湾现代诗史》（2001）一文，有相当篇幅探讨“梁文星”诗论在台湾的影响。此外，港台学刊上又有新加坡国立大学张松建的吴兴华研究论文：《“新传统的奠基石”：吴兴华、新诗、另类现代性》（2004），以及《知识之航与历史想象：重读吴兴华》（2009）都是重要的研究成果。
    诗学主张明显与时流不同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近年来您一项主要研究计划就是讲吴兴华诗学如何在港台流播。您是如何关注到吴兴华？他哪些独特之处激发了您的研究兴趣？
    陈国球：我早年对吴兴华的认识由阅读《林以亮诗话》而来，但当时我的关心点在于林以亮多于吴兴华。我硕士和博士论文的研究课题属于中国古典诗学；我在《明报月刊》读到林以亮不少论诗文章，也曾以读者身份写信到月刊与他商榷一些小问题。后来我立意探索香港的诗学研究，林以亮就是心中拟列要探索的对象之一。对香港文化活动的关注，让我进一步思考文学如何在历史与政治的夹缝中别具生命力。吴兴华与宋淇在抗日战争时期（尤其在北平沦陷期间）如何纵论中外古今文学、“梁文星”在分裂时代如何成为诗学流转的面相等等，于我而言，就很具吸引力。于是我决定以“吴兴华与宋淇”以及“梁文星与林以亮”作为我最近的研究课题。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在您看来，致使吴兴华研究寥寥的原因可能有哪些？过往材料的散佚是否为最主要的困难？
    陈国球：数据散佚不全当然是重要原因。文化思想的流播总要透过一定形式的文本，否则无从谈起。吴兴华的诗与诗论主要完成于北平沦陷时期，其文学同群本来就不多，又因时代崩裂而星散，失去互相激荡或者汇通整合的发展机会。另一方面，吴兴华诗学主张明显与时流不同，也较难进入以“革命”、“救亡”为最高目标的公众视野。反而在香港以及台湾，吴兴华的诗学受到少数精英的关注，却也有文献不足征之苦。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今天我们要如何认识吴兴华，让这位“文学史上的失踪者”得到应有的合理的评价？
    陈国球：我曾说：文学史上从来不乏“失踪人口”，“失踪”原因也有千差万别。吴兴华的文学评价，要建立在其作品经充分阅读的基础之上。现在《吴兴华全集》出版，可以是吴兴华研究的一个新起点。又由于现今信息流通较广，又有一定的历史距离，或者能够以更宽容的态度去调整我们的“感情结构”与“期待视野”，把吴兴华诗学的“古与今”、“新与旧”、“中与西”的创见或偏见剖析得更透辟细致，以至把在流播过程的直接与间接的影响看得更清楚。我有理由相信，通过更多批评家以至读者的“开放式”阅读，吴兴华绝对经得起考验，再不会在文学史失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