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 磊
    严格意义上来讲，侯磊不是一位写作的新人。他在《东方历史评论》、新浪网、凤凰网开有文史专栏，也在《诗刊》发表诗歌，有长篇历史小说《还阳》，还出过几本小说集。但他作为《西湖》2017年第二期推出的新锐，其意应该是因为他近来的几个中篇小说为人关注，他的纯文学小说写作受到期待。
    “小说是事业，诗歌算玩票，随笔当爱好。”侯磊如此界定自己的几种文体写作，“写诗是终身爱好，它可以帮我锻炼语言，让我感到生活充满诗意，诗是精神信仰，生活的本质就是诗；而写点戏曲、民俗、文史掌故、北京文化的随笔是爱好，这类稿子会一直写下去。
    写小说，大约因为侯磊本质上是个“话痨”。“写小说很爽很过瘾，能过足我的表达欲，如果不写小说，我在生活中一定是个话痨，追着给别人讲故事。”但将小说作为一种事业，则是因为小说成为他游戏、结构、探索、思考的有效场域。因而这份劳作也更为精心，“我写小说要放一段时间再修改，满意了再拿出来发表。改小说要有机缘，比如想读完某几本书，去完某个地方，再腾出整时间，再决定改哪篇小说”。
    关于写作，侯磊从最初就坚定地知道，“用北京话讲，我好喜它（喜是轻音）”。
    记者：《水下八关》是执着于故事结局的一次创作——一个傻子学生揣了把剪刀摔个跟头就把自己扎死了。你说用钝刀子杀人更“爽快”，莫名就有一点冷意。为什么执着于这样的结局？
    侯磊：《水下八关》的结局是“撞”上了。很小的时候听说过有孩子兜里揣把剪子扎到自己的事，而以前又不够优生优育，北京几乎每条胡同里都有个傻子。这使我感到人生有风险，总有无助和磨难，即便自己没有，也看到过别人有过。生活就像钝刀子，就算我们四肢健全头脑清醒，也常会被钝刀子扎到。写这种略带残酷的故事，是希望生活中不要有太扭曲的竞争，太残酷的现实，而是更多一些暖意。
    创作有时是一种偏执，一种临场发挥，更是一种尝试。我不愿重复自己或他人的写作，不论故事的内容、题材、视角、手法，都想进行不断的尝试，甚至各种主义、流派、文体、类型，我都想去尝试。我渴望做写作上的探路者，还尽量不走回头路。
    记者：这篇小说与人的童年记忆有关联。或者说你在展示孩子们世界里的秩序与规则，在你这里，无论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还是当下，孩子世界里集体与个人的规则其实大约也没什么区别，总有一些人是被排斥在集体之外的，而事实上可能变得更复杂。你想通过这篇小说探讨些什么？
    侯磊：《水下八关》表面上是写个人排斥于集体之外，但集体究竟是什么？每个时代对集体的感觉都不一样，个人与集体之间那种劲儿也不一样。只要置身于集体中的人，他的想法、感情和情绪不是私人的事，包括学习和游戏。我喜欢在《水下八关》中写游戏，写跳大绳、砍包、玩游戏机，这些游戏都是比赛，是比赛就有组织，不论是老师组织还是同学自己。如今的网络游戏人与人不见面，但却被网络组织起来。我想探讨个人与个人、与多人、与整个组织，甚至多人与多人，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关系，和这些关系的细微变化，不同年代之间的变化。
    记者：你提到《蝇王》，孩童们的世界是残酷的，他们也是要长大的。孩童世界的残酷与成人世界的又有什么区别，或者说有什么关联？我想共通的可能是人性，还有规则，甚至是一些伤害。止慈说，你的小说让人物后退到个人特质没有任何可圈可点，然后发问：社会里普通人的精神依靠在哪里。
    侯磊：我零零散散地当过老师，从小学到高中都教过，也在大学做过讲座。我感受很深，孩童与成人的残酷是两套不同的系统，是两种不同的世界。绝不是孩子比成人单纯，成人比孩子成熟之类简单粗暴的论断。就仿佛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一样，“男人女人不是同一种生物”，比男女之间的差异更大。孩子的世界与成人世界几乎没有可比性，他们自成体系，自成逻辑，如沙漠中的蚁巢般庞大而复杂。随着孩子的成长，他们会逐渐抛弃自己的世界，融入到成人世界中。这一切绝大多数都被掩盖于表面之下，埋藏于记忆深处，或遗散于记忆的风中。长大成人时，你就再也不懂孩子了。
    止慈老师所说的正是我的意图。个体生活在群体里，并靠群体而存在。普通人的精神依靠就在尘世的幸福，吃喝拉撒睡外加功成名就。这正是中国知识分子所不满足的地方。自屈原司马迁始，读书人有幽怨与发愤的传统，他们在普通人群中相认相离且不自在，这种“不自在”恰正是读书人的传统，是思想的出发点。他们在大众生活之中，见自己疏离于世界之外。
    记者：小说里有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印记，有你生活中的北京，一代成长的人的记忆。2016年你在《青年文学》发表《女司机》后，在博客中说要开始好好写写八九十年代的北京。其实写作这一时期这一地方的作品是很多的，你要写些什么，或者说给读者提供些什么独特的东西？
    侯磊：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人只是他自己，而不是其他人。人是独特的，那么他下笔就是独特的。“80后”这一代即便没有大风大浪的阅历，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90后”、“00后”也一样。不会因世界全球化，生活趋同性增强，生活就没得可写了。
    我想跟读者讲的东西太多太多，如北京美在哪丑在哪？它古代怎样未来怎样？北京人的内心世界是什么样子？人情世故的点在哪里？没有新思想，我不会轻易下笔。
    若说写作中独特的东西，兴许跟我从没住过楼房有关吧。我爷爷家住南锣鼓巷附近的黑芝麻胡同，奶奶家住烟袋斜街后面的大石碑胡同，姥姥家住西单劈柴胡同高华里，至今我还住在胡同里。以前是我们一家的，后来分家，亲戚们搬走，搬进来街坊邻居，现在算是个小杂院了。我的曾祖父大约1887年生于北京，庚子年前后去的日本，一百五十年以来，只搬过一次家。每个人的家庭出身都独特，我琢磨了很多家族中的老故事，从老北京写到新北京，再从新北京写回老北京，不仅限于八九十年代了。写那个年代是因我赶上了一点点，再往前没赶上。没赶上不是不能写，但需要一定训练。历史小说、幻想小说绝不是瞎编，如鲁迅先生一样，恰恰是把现实都阅历透了才开始写《故事新编》的。
    我自己的生活一切正常，但总有朋友说我是穿越回来的古代人，整天就是唱戏、练武术、看线装书、陪老辈人聊天。我会说很多北京话中不常用的词，生活习惯也是老一套。什刹海滑冰、戏园子听戏、四处淘旧书旧物。法源寺看丁香、大觉寺瞧玉兰、中山公园赏牡丹，逛景山北海颐和园，聚会时自己带菜，重要日子家里摆供桌，串门给长辈们问安……这一切好像都上了闹钟，到时就去了。
    具体说以后要写什么，那得等写出来才知道呢。初衷是模糊的，而从写作中到完稿后，我才能想得更具体一些，这具体中又有更大的模糊。我喜欢这种模糊——具体——模糊之间的微妙变化，那里面蕴藏着无尽的可能性。我有位初中同学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搞科研，她讲喜欢科研不在于有什么成就，而是科研本身能看到常人看不到的东西。写小说不是看到，是想到常人不想的，再把它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