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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之前，“漏斗户主”陈奂生一家日子过得紧巴巴，每年都为粮食不够吃而发愁——这应是相当真实的历史体验。“新时期”的到来似乎改变了这一切。生产队的新分配方案和国家提高粮价等政策出台后，陈奂生摘掉了“漏斗户主”的帽子；继而，陈家村推行“包产到户”，实行生产责任制，陈奂生当上了“六亩三分地的国王”， 其后他还兼种了别人无暇耕种的四亩多地，一跃成为村里的“种田大户”。种田收入再加上社队企业的分红，使陈奂生家的生活比以前宽绰多了。然而，尽管陈奂生解决了温饱问题，手头也有了一点积蓄，但与陈家村的“能人”相比，“种大田藏死钱”的陈奂生从未真正富裕起来；不仅没有富裕起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到198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产量逐年降低，收入逐年减少”，其处境反而日渐艰难。 那么，陈奂生为什么富不起来？为什么刚刚解除“桎梏”没几年又再次陷入困顿？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记录了一个传统中国小农的心路历程和最终命运，带领我们重回历史现场，一窥“新时期”农村改革的全过程以及苏南地区农民致富方式和农村分化的图景。 “六亩三分地的国王” 陈奂生粮食问题的解决首先依靠的是1978年生产队的新分配方案： 几天之内，生产队的方案造好了。……照七一年“三定”算，今年生产队超产了六万七千一百斤粮食。 在陈奂生名下，一共分配到三千六百零五斤粮食，比去年的二千二百五十九斤多了一千三百四十六斤，这个标准同大多数社员比较起来还显得低了一点，因为他缺乏饲料，全年只养了二百九十斤猪，仅仅超额完成任务九十八斤而没有得到更多的超产奖，即使如此，光是这二百九十斤猪，也比去年多分到三百六十五斤粮食。 会计把方案读完了。停了三分钟以后，大家才知道他真的读完了。这才哗啦啦地吵闹起来，就像早晨打开了鸭棚，嘈嘈杂杂，已经无法听清哪一个在说哪一些话了。但也有天生喉咙大的，在喊着： “大解决了。年年巴望粮食宽一点，宽一点，一直巴不到，现在一下子宽得叫我们想也想不着！” “养猪养鸡尽养吧。” “拔光了毛的翅膀这一回又会长出毛来高飞了！”…… 陈奂生什么也没有说，他静静地坐在那儿不动，像是傻了。一会儿，他决然站起来，朝主持会议的队长走近去，闪雷似地问道：“凿定了吗？” “当然。” “不变了吗？” “还变到哪里去！” “那么，”陈奂生挑战地说，“现在就分给我。” 生产队长惊讶地看了他一眼，明白了。“好。”他爽快地说，“大家回去拿箩担，马上就分。” [1] 按高晓声的理解，新方案、新政策让农民再次“翻身”。短期来看，新分配方案再加上1979年后粮价的大幅提高，确实大大提高了农民收入。除卖粮收入外，新恢复的家庭副业和农村市场也是农民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陈奂生的家庭副业之一就是进城卖油绳[2]。粮食收入和家庭副业改善了陈奂生一家的生活水平，陈奂生家也从“漏斗户”变成了“余粮户”。 不过，让陈奂生赚到人生最大一笔钱的却是队办工厂，社队企业给了陈奂生真正“发家致富”的机会，但他没有抓住。陈家村的队办工厂和苏南地区其他社队企业一样是集体所有制，不纳入国家生产计划，许多原材料要通过各种关系寻求国有企业“支援”（调拨）。因为陈奂生和县委书记吴楚有交情，厂长决定让陈奂生做采购员，利用他的这层关系去获取原材料。“（‘漏斗户’主）陈奂生，人人都认定他要在农业上干一辈子，他自己也从未打过别的算盘。想不到忽然被大队领导看中了，要把他调到队办工厂去。”刚开始陈奂生并不愿意去，担心会把身子卖给工厂，没了干副业的“自由”。然而采购员的待遇实在诱人：“每吨奖金一百五十元”，另外还有特殊待遇：“工分照最强的劳动力靠，车旅费实报实销；在外一天，再补贴八角伙食。”陈奂生决定一试。经过一番周折，朴实憨厚的陈奂生通过吴楚搞到了四吨原材料。 哪知过了三天，会计竟把他叫了去，拉开抽斗，数出一大叠钞票，一共五百八十三元二角，叫奂生当面点清，说这是按厂里规定，付给他的奖金：一吨奖一百五，连工交办公室的一共四吨，就是六百元，扣除了陈奂生十六元八角预支的路费。 陈奂生惊呆了，不相信这是真的；但事实摊在他的面前，不由他不信。他数着那票子，两只手瑟瑟地发抖。他活了四十八岁，从来不曾数过这么多的钞票。更别说占有了。假使在农业上，就算现在工分单价提高了，至少也要起早磨夜做一年。陈奂生把钱拿回去，好一阵心里不落实，他反反复复在想：“难道这是应该的？” 这六百元钱给陈奂生带来巨大欣喜，他从来没有赚到过这么多钱，但同时也让他陷入苦恼之中，觉得这笔“飞来横财不是他的劳动所得”[3]。总之，陈奂生拿了六百元奖金之后，“高兴之余，总感到不自在。觉得这么容易得来的钱，多少有点不正路”。这六百元，不仅没有诱使陈奂生继续做采购员，赚大钱，反而坚定了他的信念：只有土地才是真正的财富，只有种田才是真正的“活路”。 苏南地区人多地少、农村工业化起步早，社队工厂早在“文革”时期就获得极大发展，“新时期”更是“异军突起”。由于社队企业发达、集体经济效益好，苏南是全国最后实行生产责任制的地区，对“包产到户”并不像安徽、四川等落后地区那样积极。当然，“大势所趋”最终还是裹挟了长三角，陈家村也要“包产到户”了。然而对于“包产到户”，陈奂生的第一反应居然是抵制。陈奂生忧虑的是，像他这样条件差的弱势家庭，没了集体的靠山，收入会下降：“土地、土地，种了几十年田的庄稼人充分懂得它的好处；为它喜，为它愁，为它笑来为它哭，它是社员心头一块肉。哪个不想把它抱在怀里困觉。好容易经过二十几个年头，才勉强断了私情。虽然有时候看着它受糟蹋，弄得肚子吃不饱，心里又会枯井重波。但单干就是反对共产党，陈奂生饿死也不会唱这对台戏。他已经考验过来了，何必吹胡子瞪眼睛！这样大的事情，能开玩笑吗？……这两年吃饱了肚皮，穿暖了衣，安稳日脚不过，找什么麻烦！分了就凿定好到哪里去吗？！”当了解到一个已经包产的生产队，和自家条件差不多的两家农户减产后，更加担忧了，“总觉得别人都比自己精明、能干、条件好，会发上去，自己只会落在后头”。 尽管高晓声理解并同情陈奂生“心里的疙瘩”、依靠集体“吃荫下饭”的想法，但其现实倾向显然是认为陈奂生的忧虑没有必要，他描绘了包产之后苏南农村的繁荣景象：“哈，你们看，八零年江南农村年底年初是什么情景呀，猪满圈，鱼满糖，咕咕呷呷是鸡鸭，白白胖胖有兔羊，到时候都成了砧上肉。缸里米酒沉清了，东邻西合，三朋四友，碰在一块，高兴就吃，随便哪家都一样。”[4]虽然高晓声对生产责任制无保留地赞颂和拥护，但是从1990年代初的《陈奂生战术》、《种田大户》等小说开始，他通过陈奂生包产且成为“种田大户”的经历，揭示了像陈奂生这样的小生产者依靠小块土地无法致富的现实。 陈奂生原来想的是为生产队种田，但生产责任制样板的示范效应以及外乡人的现身说法，使他逐渐认同了包产的好处。陈奂生没有听从村民们让其继续跑供销、“亦工亦农”的劝告，谢绝厂长的挽留，辞掉了采购员的工作，他要依靠包产后的土地“过日脚”：“从此同工厂脱钩，在村里包产种田”。可以说，陈奂生的意识代表了千千万万中国小农的梦想：依靠属于自己的小块土地发家致富。 陈家村像苏南大多数农村一样，实行两田制（口粮田和责任田）：“按照生产队议定的方案，每人可承包口粮田四分五厘。其余土地按劳承包，全劳动力每人承包三亩，半劳动力承包一亩半。陈奂生的老婆不下田作业，所以陈奂生一户按理只一个全劳动力，连同口粮田应承包四亩八分。”可是陈奂生觉得四亩八分地根本不够种，“养活四个人也忒紧。要搞副业没有本事，卖油绳的行当不吃香了，过日子没有额外来源，于是他就要求把老婆张荷妹也算半个劳动力。……于是陈奂生一共承包了六亩三分”。陈奂生像所有小农一样，苦心经营这六亩三分地，在包产初期，由于粮价提高，陈奂生一家的收入确实提高了。包产之后，陈奂生成了这“六亩三分地的国王”。 “种大田藏死钱” 陈奂生从“漏斗户”主变成余粮户主，为社队工厂跑供销又赚了六百元钱，即便如此，陈奂生根本算不上陈家村的“先富户”。陈奂生只会种田，但依靠这六亩三分地养活四口之家，是无论如何也富不起来的。陈奂生的外甥张坤大看得清楚，“（陈奂生）包种了几亩田，埋头死做。……看来调几亩田让他们种还是好办法，不过发财是轮不着他们的”。农村经济商品化、市场化之后，种田成本不断增加，粮价红利逐渐减少，“秋收以后，就算政策不变，只怕开支也是很大的，水电费不知摊到几个钱一亩，治虫统一使用的农药和人工又怎么算？还有管理费从哪儿出？一样样都要花钱。城里人总说住在城里费用大，吃口水都要钱，袋里一空就没法过日子。乡下大概也快这样了，陈奂生不禁叹气。” 社队企业办得红火的一些苏南农村，集体主义传统相对深厚，农业机械化也实现得最早；由于社队企业和家庭副业转移了农业人口和剩余劳动力，每个家庭只留少量口粮田，其余的土地交给几个专业户规模经营。农民的收入已经主要来自社队企业（乡镇企业）和家庭副业。陈家村没有实行统一的土地规模经营，但是村办工厂的效益却也相当可观。陈家村村民已经分享到集体企业的好处：“因为工厂赚了钱”，村里决定“划出一部分支援农业”，各户的水电费“一概不收了”。 陈家村先富起来的人家，一是靠队办工厂，“亦工亦农”；二是靠家庭副业，比如养蚌珠、养鱼、养长毛兔、养地鳖虫、办工厂、做生意等等。土地不仅不再是他们收入的重要来源，反而成了很多人的累赘。陈奂生家也养过几只长毛兔、几斤地鳖虫，但由于“跟不上形势”，看别人赚了钱再养，结果等陈奂生养的时候，市场已经饱和。“陈奂生不是不晓得副业的好处，也不是束手不做，但是想法不和潮流，做不出名堂。”在作者看来，陈奂生缺乏商品经济头脑，只会种田，不懂别的营生，小块土地反而成了他不能致富的根源： 除此之外，陈奂生也不会做别的。……那些有手艺的、会做生意的、能接到轻便加工生活的，甚至一无所长，只要在城里卖得出力气的，都比奂生进账大，都比奂生发得快。奂生空自羡慕，却无从做起。他仍像从前一样，别人找到了合适的位置，他似乎又不曾找到，总不及人家。 他把功夫全都花在田里。包产以后，队里不论哪一家，都不像集体劳动那样，天天下田。有的是巧安排，有的是懒安排，有的甚至已经不放在心上，准备陪产，他们忙于赚大钱，不在乎田里的收成了。只有奂生，全力以赴，一心扑在禾苗上，弄得田里没有一棵杂草，田埄四周刈得干干净净。禾苗因为干湿得宜，施肥及时（治虫是队里统一治的），长得旺盛而又清秀。有时无事可做，他也一天两趟，绕着田转圈子，看见别人家的稻苗要加工，还去提醒人家。主家听了，不管采取什么措施，心里都会诧异，从前他们怎么没想到要选奂生做队长呢！ “奂生家的全部收入都靠种田”，尽管收入较以前大为增加，但比起陈家村先富起来的各路“能人”可差得远了。不过陈奂生心满意足：“他也看得出来，队里许多人家收入比自己好，有的像发了大财，但那是人家的本事大，他陈奂生种田能种出这样的结果，还是平生第一次，也算中了状元了。他依旧相信‘衙门钱，一缕烟；生意钱，图眼前；种田钱，万万年’的老话。他不肯（也不会）做骗人的江湖郎中，也不信世上真有一本万利的行业。”[5]万行皆下品，唯有种田高，他将自己束缚在那分散的六亩三分地上，做着小生产者的安稳之梦。这个“六亩三分地的国王”不会预感到新农村政策的边际效益很快就会耗尽，其后“三农问题”的主要受害者就是他这样死守小块土地的传统小农。 小农除了视土地为生命外，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守财、不敢冒风险。陈荣大想同陈奂生合伙养珠蚌，两家各出一千块钱的本钱，陈奂生怕蚀本拒绝了。 再过几天，荣大跑去找他，奂生摇摇头说：“想来想去，还是你独养吧。我养不了。” “你怕蚀本？” “是怕。”奂生老老实承认，“我这个人运气不好，注定不会发财的，人家养德国毛兔赚大钱，轮到我养就亏了。人家养地鳖虫国家收购，轮到我养就不收了。凡事等到我去做就没有好处了。你别搭我这个倒霉人，我只配种田，别的都不是我做的，七合升箩八合命，满了升箩要生病。像我这样的人要发财，那么天下谁个还该穷？我还是安分点好。积点钱也不容易；容易钱我也怕积。我的钞票都是用自己汗水浸过的，舍不得随随便便脱手。要是蚀本了，几时再聚得起？等于送脱我的命。” 后来王洪甫要同陈奂生合作养鱼，也被他拒绝了。养鱼也需要先出本钱，这等于是割陈奂生的肉，而且他还担心鱼被偷，总之不肯冒一点风险。“经过几个回合，陈家村的人都明白了，不管社会怎样变化，陈奂生还是个种大田藏死钱的角色。” “种大田藏死钱”的陈奂生被王生发看上了。王生发之所以看上陈奂生，是因为他在队办工厂跑供销赚了大钱，家里的几亩田无暇照料，他想把田无条件送给陈奂生： 不到一年，王生发就明白土地已经是他的拖累，他在工厂里打开了局面，不但能赚很多钱，而且连老婆也安排到别的厂里去了。他家没有功夫种田。特别是明白了没有必要种田。种田终是末等生活，就是种好了那几亩田，一年能有几个钱收入？这点钱有没有对他来说都不在乎了。所以即使有功夫也算不来吃那种苦头。到了这种时候，王生发自然又想起陈奂生，……可是王生发也讲良心，他晓得种几亩死田没有出息，总要搞点别的名堂才会发家，如果把自己的田让给奂生种，就等于把奂生全家的手脚一齐捆在田上，再没工夫做别的了。这不是害了奂生吗？这样想着，就只得放在肚里，不便做出来。现在听别人说了奂生这么些事，心里一亮，暗笑自己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社会上的人，本来是不一样的。想法不一样，爱好也不一样，生产和消费能力也不一样；所以到了共产主义，也只能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决不能一律对待的。不能拿一己的喜爱，代替众人的喜爱。他王生发认为种田没有出息；陈奂生未必也认为没有出息。他王生发把田地当作累赘；陈奂生怎么当作累赘呢！陈奂生这也不做，那也不做，只种田配他的胃口。既然如此，他怎么会不喜欢田！对他来说还有什么比田更好的东西呢？把田送他，他自然要。”王生发估量得没错，陈奂生果然接受了王生发“不附任何条件的馈赠”。 贪田的陈奂生当然欣然接受。“于是，王生发夫妻俩的四亩半按劳承包田，就经村长同意过户到陈奂生名下，从此，陈奂生一共种了十亩八分，成了陈家村上冒尖的种田大户。”苏南地区的乡镇企业使大部分农村工业化了，单纯依靠土地为生的农民大大减少，相应地，土地也向集中化、专业化方向发展[6]。但是在八九十年代，土地集中化的规模非常有限，“种田大户”陈奂生也只种了十亩八分地而已，他依靠这十亩八分地维持一个四口之家，还是会捉襟见肘。 除陈奂生外，陈家村其他村民“开始富裕起来了”，“他们开始各干各的行当，除种田以外，有的开店做生意，有的办工厂，有的专搞一种副业，有的走南闯北贩卖，有的拉拢关系做掮客，有的靠技术出去当老师傅，有的光着肩膀找雇主出卖劳动力，有的买船买车搞运输，有的穿街走村收旧货……忙忙碌碌，熙熙攘攘，真是龙腾虎跃，生机勃勃。” 高晓声揭示了“新时期”之后中国农村社会分化的现实。就“陈家村”而言，有的成为乡镇企业家（经营与管理阶层）、民企老板、商人、专业户，有的则沦为农民工、揽工汉，还有一部分仍然以小块土地为生。他们之间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若就全国而言则更为严重）： 总而言之，种田大户陈奂生和供销员王生发的收入是悬殊得不能比较的。实在也无法比，因为王生发的收入谁也不摸底。除了王生发，还有劝陈奂生合伙养珠蚌的陈荣大，养鱼的王洪甫，一年的收入，也都比奂生大几倍。 陈奂生大概就是“新时期”的梁三老汉吧，为集体创大业的梁生宝也早就被丑化成孙玉亭（《平凡的世界》）式的人物了。在陈奂生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小生产者的迷梦及其破灭。陈奂生这个“老农民”真是够“老”的：“陈奂生的榜样大概是一个十亩三间的小窗户，他晓得自己没本事发大财成大器，能有安安稳稳的温饱日子过就很满足，至于要花多少力换得这种生活就不在乎了。现在他要守住这样的日子，所以，别人家还不满足还力求发展的时候，陈奂生已经在往回收缩。”作者评论道：“这就是陈奂生的思想（其实也是“新时期”亿万中国小农的思想——笔者），它是在历史的长河中经过千锤百炼的，他会富起来吗？……他是很容易自满自足的。他至今还是社会中坚——他填饱我们的肚子，但他不会考虑社会是否亏待他；因为他自己亏待自己早就习惯了。”[7] 陈奂生“会富起来吗”？到了《出国》写作的年代，陈奂生不仅没有“富起来”，而且愈加窘迫了。“陈奂生大半生吃糠咽菜，牛马般出力，自然身亏已久。一旦上了年纪，身体说败就败，不但手脚笨滞，机转失灵，而且操劳不久，就腰酸背痛，渴望歇息。所以，他那个种田大户的担子，是挑不动的了。产量逐年降低，收入逐年减少……加上物价浮动，原来积蓄的一点钱日渐贬值，家中生活，就日见窘迫。”[8]——这就是一个传统中国小农在“新时期”的历史命运。经济发达的苏南地区尚且如此，其他地区就可想而知了。 总之，陈家村先富农民是依靠社队企业和家庭副业富起来的。除了“陈奂生系列”以外，《水东流》等小说中也呈现了这一主题。 《水东流》（1981年）中的刘兴大一家富起来靠的的是队办企业。刘兴大一家1981年“全家净收入工资二千一百十七元六角”。另外还有依靠家庭副业“做蒲包”的收入（一个蒲包净赚一角二）。刘家从土地中获得的收入已经很少。依靠重新开办的队办企业，刘兴大一家的收入大幅增加： 今年真了不起，生产队分红，大队按比例拨下来八千现金，使全队的工资单价提高了四角七分，把其他大队社员的眼睛都看红了。光这一项，刘兴大全家就增加了近千元的收入，他能不高兴吗！他备尝过生活的酸苦，懂得世道的艰辛，在那些“唉唉”的年代里，一家五口，拼死拼活，也几乎积不出钱来。今年凭空增收那么多钱，却不曾要刘兴大花一点力气，简直不可思议。这难道是合法合理的吗？要说不合法吧，这是领导上大白天当众做出来的，分配方案是经过三级机关批准的，要怀疑都没法怀疑。要说合法吧，那么，几十年来刘兴大那个花一分力气赚一分钱的传统观念就完蛋了，刘兴大就不知道该怎么过日子了，他大概要重新到马桶里去翻个身才行。 刘兴大未来的亲家李才良家比刘兴大家还要富裕。李才良、李松全父子二人分别是大队工厂的供销员和技术员，他们“把厂办得兴旺发达，集体和个人都受到好处”。李良才在“文革”时期就开始兴办社队工厂，“赚的钱替全大队付了电费、学费、医疗费”，后来工厂停办，直到“文革”结束之后才重新开办。“全厂父子一把抓，三年大翻身，钞票一大把一大把分到社员身边。……（李良才家）造成了二丈三尺六的高楼，上上下下，一套套新式家具，蜡克树脂漆，光闪闪、澄澄亮；手表，自行车，三五牌台钟，收音机有了不算，还有十六英寸彩色电视机……哎呀呀，真是现代化的生活呀！这三年他们父子俩赚得真不少。合法吗？合法。李才良按照公社规定可以从纯利润中提百分之三，李松全出的产品畅销有奖金，都合法。也没有人不赞成。”社队企业（乡镇企业）的分红已经成了苏南地区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集体所有制的队办工厂尽管让李才良父子这样有管理才能、有技术的乡村能人最先富裕起来，但其利润分红，也使普通村民得到巨大实惠。 先富起来的李才良，甚至刘兴大一家，是西南地区在小块土地上“刨食”的“冯幺爸”们（何士光《乡场上》）所不敢想象的。冯幺爸的几亩薄田顶多解决了一家人的温饱问题。冯幺爸的“自信”和“尊严”昙花一现，随即就被市场化的浪潮冲洗得无影无踪，其作为农民工一员、作为一名“自由”劳动力的命运已隐然可见。从这个意义上说，冯幺爸并没有真正站起来，他的“一鸣惊人”也相当无力。而李才良、刘兴大的发家致富，恰恰得益于集体所有制的社队企业，后者正是前三十年农村工业化试验的产物。 刘兴大帮队办工厂上货赚了点钱，尝到了集体工厂的好处，这位“小生产者”的意识深处闪现出一丝集体主义观念：“生活在这个集体之中的人毕竟不是旁观者，工厂对他的好处暖着他的心也吊着他的心”。刘兴大也开始关注队办企业的效益，因为“现在办了厂，赚钱的确容易了”；“这样的光景，只要太太平平过三年五年，漏碗也能盛满水。怎不叫人动心啊！农业也发展，工业也发展，这日子有了奔头。”。小农意识严重的刘兴大也意识到，只靠小块田地而没有社队企业、家庭副业，是富不起来的[9]。 《送田》[10]中周南村周炳南父子一家的收入，“不靠包种生产队那几亩田里的出产，而是采石厂的工资”。“在周南村上，最不会算账的人，也明白现在种田是出大力气赚小钱的职业。同住一个村，多年来都是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可是，在厂的人过的是什么日子？在采石场的人过什么日子？做小生意的人过什么日子？搞运输的过的是什么日子？凭技术做包工的过什么日子？干部过什么日子？种田人过什么日子？全都清清楚楚。瞎子看不见，哑子不会说，心里都明白。”种田最没有收益——高晓声不仅注意到农村的社会分化，而且揭示了即将显现的“三农问题”的根源。 社队企业-乡镇企业 社队企业起步于“大跃进”时期，因为与人民公社的关系，当时称为“公社企业”，1960年代初的经济调整时期，由于恢复了生产队，改称“社队企业”，这一称呼一直沿用到1984年，这一年乡镇、村的传统建制恢复，社队企业遂改称“乡镇企业”。 社队企业与“大跃进”时期诞生的人民公社密切相关。为了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通过人民公社办工厂开启中国乡村的工业化，在当时被视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人民公社主要发展中小企业，其方式主要有：地方上部分国营的中小企业下放给人民公社经营；人民公社利用自己的公积金兴办与农业生产相关的各类小企业。“（人民公社）举办和管理本单位所需要的农具厂、土化肥厂、砖瓦厂、缝纫制鞋厂、粮食加工厂等小型工厂。同时可以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组成和经营宜于分散经营的各种副业生产和农副产品生产。”[11] 这就是让人民公社在进行农业生产的同时发展商品生产[12]。这种亦工亦农的公社被赋予了农工相辅的前景：“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走向完全的、单一的公社所有制，是一个把较穷的生产队提高到较富的生产队的生产水平的过程，又是一个扩大公社的积累，发展公社的工业，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实现公社工业化和国家工业化的过程。目前公社直接所有的东西还不多，如社办企业、社办事业，由社支配的公积金、公益金等。虽然如此，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因为公社年年可以由队抽取积累，由社办企业的利润增加积累，加上国家的投资，其发展将不是很慢而是很快的。”[13]“大跃进”时期迅速兴起的社办企业奠定了中国新工业的基础[14]。 社办企业在1960年代初的经济调整时期被整顿合并，大多数社办企业被认为是失败的而停办了。但是“文革”时期，社队企业重新兴起，其发展形势和取得的效益远远大于“大跃进”时期。“文革”的环境反而给社队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正如费孝通所说：“社队企业兴起的外在因素就是‘文化大革命’这一特定的社会条件。十年动乱，全国遭劫难，然而在吴江、在苏南的农村，在一定意义上却可以说因祸得福。社队工业正在这时狭处逢生，发展起来了，所以有人说社队工业是‘乱世出英雄’。对此我起初颇觉意外，后来听了一些社队工厂的开办发展史，才了解到大城市里动刀动枪地打派仗，干部、知识青年下放插队这两件使城里人或许到现在还要做恶梦的事情，从另一方面来看，却成了农村小型工业兴起的必不可少的条件。”[15]在“文革”动乱的背景下，部分大城市企业向农村转移，而下放干部、知青以及农村的退休工人成了“城乡经济的中介人”。所有这些都促成了“文革”时期社队企业的大发展。 乡镇企业与城市工业的关系类似于1990年代之后中国制造业之于西方工业的关系[16]，可以说，其后整个中国复制了社队企业的发展方式。这或许说明，社队企业崛起的更重要原因乃是农村数量庞大的廉价劳动力。以全球视野看去，这亦类似于发达国家向第三世界转移工业。苏南社队企业比其他地区发展得更快，其原因首先在于，尖锐的人地矛盾[17]以及富余的农村劳动力和相对发达的经济基础（这奠定了苏南乡村兴办社队企业人力物力上的优势）；同时，城乡二元体制下，农民的保障是土地，工资成本低于国家正式工人。 “文革”结束后，社队企业的规模已经相当庞大。“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社队企业成为中国农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毛泽东逝世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的三年时间里，社队企业继续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社队企业在这十三年中所取得的成就毫不逊色于改革头十年的乡镇企业.”“到1978年，全国社队企业总共有2800多万农村工人，占农村劳动力的9.5%。当时，94.7%的公社和78.4%的大队都拥有自己的工业企业，近30%的公社和大队收入都来自社队企业。无论知识分子如何看待文革，看待农村集体经济，集体工业发展的成就是不能抹煞的。农村工业发展的列车是高速列车，而且自1966年一直高速行驶了30年。”[18]到了“新时期”，社队企业更是“异军突起”，迅猛发展。 有意思的是，“新时期”社队企业的发展与生产责任制落实的早晚大体呈反比例关系，即那些最早落实“包产到户”、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地区，社队企业越不发达，在这些地区，小块土地是农民收入的主要甚至唯一来源；而那些最晚实行生产责任制甚至抵制包产到户的地区，社队企业则相对发达。前者主要集中在人均耕地面积相对较多的中西部地区，后者主要集中在东北、东南特别是苏南地区。这体现了“赢者为输”的逻辑：农民最先获得小块土地的地区，在其后的历史发展中，土地恰恰成为小农“致穷”的根源；而因机械化程度较高和人地矛盾尖锐抵制“包产到户”的地区，则依靠社队企业走上了农村工业化的路子[19]，农民收入的绝大部分已经来自小块土地之外的工副业。 人均耕地面积相对较多的农村地区，小生产者就更多，他们将自己束缚在新获得的小块土地上，更乐意从土地上“刨食”；而那些客观条件不利、人地矛盾非常尖锐的东南地区（如苏南、长三角地区）的农村则被迫保留集体经济作为最后屏障，希望从非农经济特别是社队企业中获得收入，因为这一地区一向人多地少，已经不存在从越来越少的土地中获得更多收益的希望。可以说，小块土地起初是农民们暂时“摆脱”集体“桎梏”、解决温饱的法宝（所谓“一包就灵”），但从农村改革的后果来看，小块土地最终成了小农们的新锁链。相反，正是集体所有制的社队企业-乡镇企业使苏南地区的农民从小块土地中解放出来，走上了以工为主、工农协调发展的共同富裕之路。 从反面说，乡村工业化同时亦加重了中国农村的贫富不均，因之，农村改革的地区差异性非常明显。工业基础、地理位置、资源条件和对集体工业的不同态度导致了农村地区的贫富分化[20]。“现在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仍然是不平衡的，穷队和富队之间相差的距离相当大。按人口平均最好的富队已超过千元，而大约还有1/4的队不到50元。分析富队之所以能富，最普遍的原因是开展了副业和工业，凡是单打一种粮食的大多属于穷队。”[21]贯彻“包产到户”彻底的社队1980年代中期之后开始停滞不前[22]： 真正的症结在于，微型的个体户农业更不能使农民“致富”。在中国农村的大部分地区，人口密度大，农民人均占有耕地面积仅一亩左右，只比美国大多数家庭住宅的后院略大些。就算农产品市场价格很合理，农民怎么可能靠耕种这么一小块地“致富”呢？ 市场已经使中国的小农认识到，往自家的一小块责任田里投入更多的劳动和资金并不合算，那只会导致“自我剥削”。如果不能改善人地比率，农民注定要在市场上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对大多数农民来说，理性的选择是只在自己责任田里进行有限的投入，打出足够养活自己的口粮，或是足够完成国家收购定额的农产品。这种做法固然合理，却不能使农民摆脱贫困。看到市场经济的确使一小部分人富了起来，很多人都怀有致富梦。可是，如果没有工业，农民根本就致富无门，只有绝对的以及相对的贫困化。[23] 总而言之，“人地紧张的农村比不紧张的先富”，保留集体工业的农村地区比那些将社队企业承包给私人的地区先富。“从数据上看，至60、70年代，中国农村已经具备了初步工业化的基础。但是1978年前后的农村改革推行后，这些原本隶属于社会集体所有的农村工厂及其基础设施开始划转农民承包，而农民无力承包的则处于荒废状态。这一局面直接导致了原本体系已经较为健全的农村工业经济基础受到削弱。”[24]将社队企业承包给私人，这意味着，单个“农民企业家”面对不确定的市场，失败的可能性加大，即使成功也只是富裕了个人而不是集体。而那些保留了集体工业的地区，社队企业依靠集体的资源和“关系”面对市场，迅猛崛起，给农民带来巨大实惠，这些地区在1980年代中期以后继续将农村改革推向深入，而那些没有社队企业或社队企业荒废的农村则陷入困顿。 而在社队企业兴办的过程中，农村基层干部发挥了主要作用。村基层政权和农村集体，“对市场竞争具有出人意料的适应能力，竞争力非常强大，在小农和工业市场之间发挥了有效的中介作用”。市场化进程的输家是集体经济和基层政权的组织能力被严重削弱的地区（通常是中西部地区，农村基本没有工业化），单个农民独立面对市场，小农破产，农民与基层政权的关系紧张；而市场化进程的赢家则是保留了农村集体工业、农村基层政权与乡镇企业结盟的地区，农民从乡镇企业中分得红利，从而快速富裕起来。社会主义的集体遗产和保留下来的基层政权组织形式，为中国农村集体工业的崛起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新时期”异军突起的社队企业-乡镇企业改变了农村面貌。以苏南地区为例： 长江北岸开始“草房改瓦房”，苏、锡、常开始“瓦房改楼房”。有些地方沿路可以看到装上阳台，阳台上摆满花卉的别墅式两层楼房，一幢接一幢地绵延几里。集镇上百贷公司、电影院、文化宫、书场等新型建筑在宽阔的大道两边耸立，使旧上海的边缘市容相形见绌。有些生产大队开始兴建公共浴室。无锡县前洲乡的一位青年在他花费1万元建起的三层楼的新居中掰着手指告诉我们：近几年，他和他那在队办纺织机械厂工作的妻子一起，每年收入约4000元，除了全家三口的日常开支，可以积蓄2500元到3000元，这种人家在前洲乡一类的农村里是很普遍的。 使这地区农民富裕起来的主要因素是农村经济结构发生的变化。这些年来江苏全省农副工三业各以不同的速度逐年增长，其中农产品产量的增长率最低(约4%)，乡镇工业(即社队工业)的产值增长幅度最大(约90%)。这意味着在农民的收入中，来自农业的比重相对降低，而来自工业的比重越来越大。在我们调查的四个市中，以县为单位，工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例，都接近或超过一半，特别是长江以南这三市的县一般都在70%以上。1983年这三市中有无锡、常熟、江阴三县(市)的工农业总产值各超过了20亿元，其中农业产值只占10-20%。据1983年统计，江苏已有塘桥、乐余、前洲、玉祁、周庄、华士、黄巷等7个乡的工农业总产值超过了l亿元，这些乡的工业产值都占90%。农民富裕靠工业，已成了普遍的事实。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由于这些地方工业办得好，因而富裕起来的乡村，农副业收入所占的比例不断降低，而在绝对数字上却相应地增长，速度也较工业不发达的乡村为快。这个事实应当大书特书，因为它向人们展示出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种崭新的特点：中国社会基层的工业化是在农业繁荣的基础上发生、发展的，而且又促进了农业发展，走上现代化的道路。[25] 苏、锡、常地区最先开始了农村工业化，苏南地区农民的生活水平、工农业人均产值等各项指标都走在了全国前列： 这次，我经江苏到浙江，再从浙江到上海，一路上看到情况很好，人们喜气洋洋，新房子盖得很多，市场物资丰富，干部信心很足。 现在，苏州市工农业总产值人均接近八百美元。我问江苏的同志，达到这样的水平，社会上是一个什么面貌？发展前景是什么样子？他们说，在这样的水平上，下面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第一，人民的吃穿用问题解决了，基本生活有了保障； 第二，住房问题解决了，人均达到二十平方米，因为土地不足，向空中发展，小城镇和农村盖二三层楼房的已经不少； 第三，就业问题解决了，城镇基本上没有待业劳动者了； 第四，人不再外流了，农村的人总想往大城市跑的情况已经改变； 第五，中小学教育普及了，教育、文化、体育和其他公共福利事业有能力自己安排了； 第六，人们的精神面貌变化了，犯罪行为大大减少。 江苏从一九七七年到去年六年时间，工农业总产值翻了一番。照这样下去，再过六年，到一九八八年可以再翻一番。我问江苏的同志，你们的路子是怎么走的？他们说，主要是两条。一条是依靠了上海的技术力量，还有一条是发展了集体所有制，也就是发展了中小企业。[26] 社队企业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船小好掉头”，没有国有企业的负担，能很快适应市场从而实现盈利；集体所有制的性质不仅使农民们普遍得到实惠，而且转移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将大批农民从小块土地中解放出来[27]；同时，村集体利用社队企业的公积金进行公共建设，短时间内改变了农村面貌。 两户：“重点户”与“专业户” 如上所述，“新时期”先富起来的农民，一个重要群体就是依靠社队企业（或个人开办的小工厂）和家庭副业致富的农民，另一群体就是所谓“两户”：“重点户”与“专业户”（这两大群体会有重叠，依靠家庭副业致富的农户也可能是“重点户”；经济发达地区，农民收入开始多元化）。 所谓“重点户”是指在以种植业为主业的同时兼营其他专业，“专业户”则是指放弃或大部分放弃承包的土地，以各项专业生产为主业。“值得注意的是，全国各地先后涌现出大批有技术专长和经营能力的专业生产者。他们和承包经济中的专业生产者一起，从多种经营中逐渐突出某一专业，成为有重点的兼业户（即“重点户”——笔者）。”“从事各种不同经营项目的重点户，绝大多数没有放弃承包土地。然而，随着多种经营和专业分工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专业生产者和经营者，逐步脱离种植业，发展成为各种专业户，将会成为必然的过程。”[28]各类“专业户”一方面离开土地而不进城，活跃了农村经济；另一方面，也为农业生产的专业化、社会化方向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专业户“一开始就以商品生产者的面貌出现，讲求经济效益，充分利用零散的资金和劳力，发挥了农村中各种能手的作用，促进了生产的专业分工和多样化的经济联合”[29]。 从土地的束缚中摆脱出来的“专业户”逐渐成为农村中的“冒尖户”；“重点户”虽然只是兼营各项专业生产，但也被视为农民致富的“引路户”[30]。因此“带头勤劳致富，带头发展商品生产，带头改进生产技术的”的“专业户”，作为“农村发展中的新生事物”被树立为农民的新榜样，成为各级政府的重点扶持对象。“两户”在供销、技术等方面享有各种优惠：“最为有效的支持，是向他们提供必要的社会服务，满足他们对信息、供销和技术进步等方面的需求。”有条件的地方还应“给以必要的经济鼓励”[31]。另外，“两户”也是农村金融信贷的主要帮扶对象。 在文学创作领域，作家康濯认识到：“今天为农村公认的劳模，也不再只属于老实巴交的泥腿杆，而是各种精明能干的专业户、万元户。专业户已成为当前农村中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了。”“这就出现了农村题材重点转移的趋向，从过去总有点偏于描写劳动、安分的农民，转到较多地塑造农村新的进取者和勇于面向开发性事业的各种新人形象。”[32]另一位作家亦要求农村题材小说应该着重表现“两户”，“在和‘两户’的接触中，我深感到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两户’大都是先进科学技术的示范点、推广点。他们不论从事种植业、养殖业或其它工副业，都是靠一定的劳动技能、生产管理经验，善于掌握各种信息发展起来的。他们是农村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作家的眼睛要“紧紧盯住那些专业户、重点户”，表现农村中的“强者”（也就是致富能人）：“一部分先富起来的农民，财大气粗，闯荡天下，雄浑有力，事实上已成为农村生活中的新一代强者。因此，我觉得在农村题材创作总的指导思想上，总的趋势上，应当来一个‘战略转移’，把重点转移到表现农民中的‘强者’形象上来。是时候了！生活发出急促的召唤，农村题材的文学创作必须改变气氛；更多地对‘强者’发出讴歌和赞美，少一些对‘弱者’的同情和悲悯。农村中的‘两户’生气勃勃，充满开发精神，他们就是生活中的强者。我们的眼睛必须紧紧盯住他们。这样，对于开创农村题材文学创作的新局面将是有利的。”[33]作者所说的“更多地对‘强者’发出讴歌和赞美，少一些对‘弱者’的同情和悲悯”，针对的是《鲁班的子孙》这样同情弱者、呈现农村改革复杂性的作品，担忧其“同情和怜悯”会阻碍甚至否定农村改革；其实，在1980年代初，表现改革进程中的落伍者、贫弱者的作品极少，“讴歌和赞美”“强人”、“能人”的作品早已是主流。 张一弓的小说《挂匾》[34]中的农民杨根民依靠汽车运输、长途贩卖成了县里有名的“万元户”。富起来的杨根民作为“汽车运输专业户”被评为“特等劳动模范”，成了全县乃至全省的重点宣传对象。县长对“文革”时期批判农村商品化幡然悔悟，表示：“我为自己定下个‘三为’方针：为商品生产鸣锣开道，为‘专业户’牵马坠镫，为劳动致富大造舆论！”他为了表示对农村商品经济和专业户的支持，要为县里的五十名“万元户”举行一次“夸富游行”，并亲自为杨根民牵马坠镫。 为首两辆披红挂绿的大卡车上，载着全县十多万农户中有幸当了劳动模范的五十名“万元户”主。……后边汽车上有千名以上的县、乡、村三级干部……其余的汽车上，据有关方面的统计，满载着五千三百二十八名村民代表，这是包括男女老幼各色人物的乌合之众。他们嗑着南瓜子，笑迎西北风，嘁嘁喳喳地谈论着天气、庄稼、市场行情，以及某一个“万元户”用钞票给孩子擦屁股的种种奇闻。 ……（汽车）前往那条原名叫城隍庙街，后来数易其名为合作路、跃进路、红卫路，最近又更名为致富路的县城中心大道，开始了一场盛况空前而又使人感到新奇、受到振奋的“夸富游行”。此后，还要直奔县西五里铺村，去那位特等模范的府第举行隆重的挂匾仪式。那是一块黑漆垫底描金匾，小于门板而大于桌面，上写“劳动致富光荣人家”八个柳体金字。在第一辆汽车的驾驶楼上，这块匾闪耀着夺目的光芒。 杨根民骑在县长亲自为他牵的马上，真切地感受到时代确实变了： 历史在新的一页上已经改变了他的位置，使他由挤在人群里观望别人，变成他骑在马上由别人观望。……历史已经在柏枝彩门和悬挂街头的巨额横幅上，写下新的标志： “大力发展商品生产！” “向带头劳动致富的专业户致敬！” 这篇小说中的“夸富游行”确有其事。一篇文学评论中记载了这则新闻报道：“临汝县组织二十二家万元户敲锣打鼓上街夸富；县政府给带头致富的人挂匾，县长给他披红戴花牵大马……”这篇评论的作者列举了她所看到的乡村能人的致富方式，“搞汽车运输”、“开豆腐坊”、“办手工业”、“创办烤漆厂”[35]等等，总之没有一个是完全依靠小块土地致富的。 《万元户主和猫》[36]中的室内香菇养殖专业户李宣庆的致富之路离不开乡政府的扶持—— “扶持专业户，那是当前的中心工作”，李宣庆的菌种就是乡政府提供的。成了“万元户”的李宣庆被乡政府树立为致富“表率”。另一位养猫专业户邓旭升则因为农村老鼠的猖獗而发了大财，他高中毕业之后就“开始繁殖猫，研究猫”： 几年下来，他终于摸出了一套繁殖和治疗猫的本事，做上了猫的生意。钻了一个冷 门，找到了一块属于自己的立足之地。他很快就发了一笔财。他拿了这笔资金投入再生 产，扩大了猫场，并添置了一部分医疗实验器具，挂了招牌，正正式式地经营起业务来，气派还不小呢，上百里的群众都知道他。……“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现在是一个唯本事神通的时代呢。 陆文夫《万元户》[37]中的孙万山是靠承包鱼塘成为“万元户”的；何士光《又是桃李花开时》[38]中的雷兆云则是通过与别人合伙创办农贸公司，买汽车搞长途贩运致富的。类似文学作品在1980年代初数不胜数。 引导农村向专业化方向发展是当时农业政策的重点，目的是通过专业化发展农村商品经济以及种植业的“适度规模经营”；专业化被认为是农业生产社会化的有效途径，因此作为新时期农村“新生事物”的专业户才得到如此高度的重视。“靠八亿人搞饭吃是没有出路的，只有大量的人逐步离开土地，去从事种植业以外的各种专业生产，并使种植业也逐步成为专业化的生产，才能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的商品率，实现农业生产的社会化。”[39]不过，专业户数量极少，适度规模经营的专业化生产也只是遥远的方向；生产责任制实施后，土地细碎化，农村的主要生产方式是建立在小块土地之上的家庭作业。 专业化程度高的农村地区，农业、劳动、农民的内涵已经发生变化：农业由单一的粮食生产变为粮棉与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专业户和农工商联合体成为1980年代初期农业领域的“新生事物”；农业“劳动”也不再专指种植业方面的体力劳动，事实上，与农业有关的经营、管理、贩运等致富新途径被认为是更体面的“劳动”；“更重要的是农民的概念变了。湖南农民过去自称是‘锄头把顿得稳，做田为根本’；现在却说是乡里已有了四种农民：提袋子的、开车子的、摆摊子的、种稻子的，即从事工商专业的农民，开汽车搞运销的农民，做买卖的农民，和作田挖土的农民。其实还有另一类新型的农民，就是正在形成的农业脑力劳动者队伍。近一两年内，全国农村中离土不离乡的农民，据说连家属已不止一两亿。”[40] 先富起来的农民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小农，这也说明农村改革的主要成就，一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而这正是前三十年农村工业化的遗产，二是通过激发农民发家致富的积极性，激活了各项副业和专业生产，乡村中的个别能人以此最先富裕起来。但是，绝大多数小农在“包产到户”之后，其收入的增加是不可持续的，当1984年以商品经济为导向的城市改革开始后，农业出现新的停滞，农村逐渐衰败，农民重新陷入困顿。在此，反思“分田单干”的局限性，并不是要否定这一政策曾经蕴含的正面能量，而是为了说明小农经济并未使农民富裕起来。陈奂生的经历和“陈家村”的故事已经显示，“新时期”之初农民的致富方式并不是依靠“分田单干”后的小块土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