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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枫桥经验”是20世纪60年代树立起来的基层社会治安治理方面的先进典型，从最初“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的一念本心出发，先在浙江诸暨试点推行，经毛泽东主席的批示在全国各地广泛推广。随着时代的发展，“枫桥经验”也根据形势变化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批示，要发扬优良作风，适应时代要求，创新群众工作方法，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转眼间，“枫桥经验”已走过了55个年头，在每一个历史时期，它都为基层社会治安治理起着强大的、积极的作用。 历史的沉淀给了“枫桥经验”足够长时间的考验来自证它的科学性、合理性，历史的沉淀也给衣向东提供了足够开阔的创作空间，让他去追寻那些至今还健在的“枫桥经验”诞生的亲历者。衣向东深入“枫桥经验”的发源地，去探寻“枫桥经验”55年历久弥新的魅力所在。历史追溯、现实场景、未来展望在《桥》这部作品中交织碰撞，使之在叙述结构上自成一体，也让我们看到了至今最为完整的“枫桥经验”从孕育、诞生、推广、经历磨难到最终被全国认可的发展历程。“枫桥经验”为了新中国的建设应运而生，与新中国同命运、共成长，作家无时无刻不在写“枫桥”，又时刻让我们在其中看到整个新中国的成长轨迹。 报告文学“采访难”是写作者的共识。在搜集采访“枫桥经验”的三个多月里，作家用脚丈量了枫桥的每一寸土地，先后采访了120余名亲历者。一些人难觅踪影，一些人避而不见，但作家始终固执地坚持“还活着，怎么可能不见”的“迂念”，这点坚持让他吃尽了苦头，却也收获满满，掌握了很多档案中没有披露的历史细节，更为真实地还原了很多当事人的心理和生活状态。如何在创作中恰到好处地把握与采访对象的情感关系，是报告文学的另一大难题。在历数枫桥派出所推广“枫桥经验”历程中的丰硕成果时，作家毫不回避地揭开枫桥派出所多年来刻意遗忘的“伤疤”。为了真实感受湖州的警务情况，作家“偷偷摸摸”进城，察看最能代表一个城市文明程度的垃圾桶和厕所、设下陷阱向出租车司机套话、装迷路试探警务工作者的工作态度，甚至打110报警……正是这种“实录精神”让作家甘愿自讨苦吃，也正是这种“实录精神”让《桥》成为一部资料真实、情感真实、不掺半点虚假的实实在在的钢筋混凝土之“桥”。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自然也是中国故事的主人公。《桥》虽然取材宏大事件，却立足于一个个鲜活的个体：这些事件的亲历者有着怎样的成长历程，经历了怎样的艰苦和困难，如何平衡家庭和工作的关系，为了达成自己源于初心的诉求和愿景，付出了什么，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作者通过情感细节的真实，去挖掘最深处的历史肌理。正是这份深入灵魂的探索，让这部大历史处处闪耀着人性的光辉。如在写枫溪大队党支部书记陈友堂一章中，作为创造“枫桥经验”的干部群众中不可或缺的人物，陈友堂对外和善、大方，在家里却暴躁、小气，强迫大儿子去当兵、不肯为小儿子争取宅基地，却为养女换工作“破例求了一次人”，以至于两个儿子至今提起他都满腹怨言。对于这个“舍小家为大家”的典型形象，作家没有做过多的评论，只在结尾轻轻提到：“走在林荫便道上，我耳边突然冒出了电视连续剧《宰相刘罗锅》的片头曲：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寥寥几十个字，却把陈友堂一生所经历的所有压力、矛盾、挣扎、抉择、坚守一语道尽。这些实践“枫桥经验”的先进典型，在衣向东的笔下褪去了神性、回归了人性，他们生动、鲜活，更像生活在我们身边的熟悉的亲人、邻居、朋友，对他们精神世界的如实描写，才是真正对他们的致敬与礼赞。 《桥》这部作品的政治高度、历史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否具有文学价值，是前两者能否有效实现的重要杠杆。幸运的是，《桥》不仅有高度、有史料，字里行间也流露出满满的诗性。如在写第一批去枫桥蹲点的周长康时，作者写道：“当我见到周长康的时候，立即想到了诸暨香榧国家森林公园里的那棵千年香榧树，它躯干硕大，枝叶茂盛，新果压着陈果，硕果累累，一棵树便站立成了一道风景。”纵观整部《桥》，没有实际材料的简单拼接，没有个人激情澎湃的论说，只是在合适的时机恰当的地方，作者用这样诗意的语言有感而发，平凡文字下的味道、温暖值得细细咂摸。 《桥》的推出让我们铭记，相信和依靠群众的“枫桥经验”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宝，它曾在历史上为基层治理发挥过巨大的作用。诸多事实证明，不管是现在还是未来，它还将继续发挥积极的作用。让更多的人了解它、推广它、实践它，应是文艺工作者肩上不可推卸的责任。衣向东担起了这副重担，55年来第一次大量采访当年亲历者，用报告文学的形式展示“枫桥经验”走过的风雨历程，很多鲜活的事例都是首次披露。这本书作为对曾经为“枫桥经验”奉献一生的老人是一个交代，对那些现在和未来仍将继续实践“枫桥经验”的每一个人是一份深切的敬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