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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外史》在笑声的回音里酝酿出浩瀚的悲悯，让居高临下的调侃汇流成抬头仰望的困惑，把伶牙俐齿的“毒舌秀”最终演变成一场抉心自食的仪式，随风潜入、无声无息、刀刀见血。 石一枫的作品，常常显示出一种19世纪式的现实关怀野心，这种野心在当下中国文学的总体写作图景中其实不太多见。不多见有不多见的道理。一方面是来自文学的主观原因。上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对形式和细节的强调，已极其深刻地渗透了写作者的创作潜意识，而这种潜意识正如同人类生活世界里其他各式各样的潜意识一样，或多或少具有些排他的属性。另一方面是来自现实的客观原因。光怪陆离且瞬息万变的当代生活，早已将那些富有启蒙主义情怀的总体性历史把握愿景击得粉碎，想要将这满地的碎片重拾乃至重塑起来，实在是一件难度极大且很容易费力不讨好的工作。于是，旁敲侧击和绕道而行成为某种写作常态，进而成就在斯、焦虑亦在斯，通畅在斯、阻隔亦在斯。对照来看，石一枫无疑是勇敢的。纵观石一枫近些年的创作，他在《世间已无陈金芳》里谈尊严，在《地球之眼》里谈道德，在《借命而生》里谈正义，到今天这本《心灵外史》里面，他要谈的则是信仰——都是些关乎根本、因而令人望而生畏的大字眼。 当然，石一枫的勇敢不是莽撞。他当然不会强撑着那副经典意味十足的身段，往当下现实那道亢进与虚无并存、雄辩与荒唐同在的“复杂性”南墙上头破血流地撞过去。事实上，石一枫找到了一种极富个人色彩的应对方式：在他的作品中，嘴与心、情与理、表象与意志往往通过不断的相互背离而最终得以相互成就；他惯于用一张不正经的嘴去表达那颗太过正经的心，用滔滔不绝、花样百出、贫嘴贫到几乎断气的机灵句子，去修饰和遮挡那张因过分严肃而有些不好意思的深沉脸。这一点，在《心灵外史》这部作品里体现得颇为典型。 例如，《心灵外史》里有这样一段话令我印象深刻：“难道‘不问鬼神问苍生’只是一小撮儿中国人一意孤行的高蹈信念，我们民族从骨子里却是‘不问苍生问鬼神’的吗？或者说，假如启蒙精神是一束光芒的话，那么其形态大致类似于孤零零的探照灯，仅仅扫过之处被照亮了一瞬间，而茫茫旷野之上却是万古长如夜的混沌与寂灭？如果是这样，那可真是以有涯求无涯，他妈的殆矣。”这段话在百余字的篇幅内，集中、生动地展示出了石一枫小说“正经”和“不正经”这两副相反相成的面相。它的表述方式既调侃又严肃，这与《心灵外史》这部作品的整体基调是同一的。在某种程度上，《心灵外史》书写的是中国人几十年来的“盲信史”。主人公“大姨妈”对“信”的渴求，如同恶性扩张的癌症肿瘤，其对象从偏离航道的政治话语，一路转移到气功大师、传销组织以及非正常途径传播的宗教信仰上面。在这个过程之中，个体精神的微病历影射出中国当代的大历史，最终形成了分量十足的现实症候指向。上述这段关乎启蒙与国人精神状态的评点，因此具有某种“点题”色彩。问题在于，有关启蒙精神、国民性格的思辨，如此直接甚至有些粗暴地出现在小说里，难免会对小说的文学品相造成伤害。如何使这种思想性阐释对小说本体的伤害降到最低，石一枫选择的是一种“佛头着粪”式的策略：他化用了《庄子》里“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的经典语句，随后在“殆”字的脑门上潇洒地扣上了“他妈的”三个字。 这样的策略，使得《心灵外史》的正剧主题最终以喜剧的方式被表述出来。这首先是一个语言问题：小说呈现出一个杂语喧哗、人声鼎沸的世界，经由那张“不正经的嘴”（主要体现为插科打诨的描述和不怀好意的戏仿），诸多过分强大因而很难被小说处理的主题元素，被转化成景观化的外在对象，从而能够被写作者把握。《心灵外史》在语言上以京味口语打底，这种语言的“基酒”本身便很适合耍贫打趣，而石一枫又在其中加入了诸多个人化的配料，把《心灵外史》摇晃成了一杯漂满“语言彩蛋”的鸡尾酒。其中“神转折”有之：“这是神圣的时刻，是改变命运的时刻。然而这一时刻却恰恰在我们面前停顿了、分岔了”；反话正说有之：“我好像从泰坦尼克号上被搭救出来的孤儿，就要孑然一身地驶向光明的彼岸。那彼岸，端坐着猴儿一样的师父，鼻子上有颗大而黑而亮的肉瘤，正扬着手，准备一个大嘴巴普渡了我”；戏仿化用有之：“瞎子都相信天是蓝的，聋子都相信雷有回声”，这是反向化用了北岛那首著名的《回答》，“想要擎着黑暗的闸门，带我的大姨妈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则又戏仿了鲁迅。甚至还有刻意“污秽化”的语言策略：“在自我抗拒的状态下接受洗脑，这无疑是心理上的巨大折磨，就像有人在反复论证你就是一只蛆，你最爱吃的东西就是屎，而你的理想就是长出翅膀变成苍蝇，召唤更多的蛆来吃屎”。 如同擅长街垒战的游击队员，石一枫埋伏在语言的街角，随时准备把生动的讽刺和花样百出的嘲笑像手榴弹一样投掷出来。遭受袭击的不仅仅是小说中具体的人物个体，还包括那些貌似强大的话语体系、话语模式。“我”充满争吵的原生家庭，从一开始便作为故事的重要背景被交代出来，而父母之间的争吵，实际上是两套不同的话语体系之间的交锋：身为军队政工干部的父亲操持着过去年代的宏大政治话语，知识分子出身的母亲则在时代气氛改变之后，“摇身一变成为‘自由’和‘人性解放’的代表，对我父亲反戈一击”。二者间的碰撞火星四溅又鸡同鸭讲，后来还通过补叙加入了母亲与大姨妈间背景暧昧的历史恩怨，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面对这些，从话语夹缝中长大成人的“我”，最终是以玩世不恭的虚无主义姿态，将诸种自觉真理在握的强硬声音一视同仁地解构为夸张的漫画式景观：“我哪里知道自己还有如此重大的象征意义。她们简直应该在我的背上重演一出新时代的岳母刺字，刺的不是‘精忠报国’，而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而在大姨妈的故事中，石一枫也没有放过任何一套看似雄辩的“大话语”：所谓“宇宙的大奥秘大真理”，最终在“猴儿师父”现场授功的闹剧场景里土崩瓦解；“我行，我一定行，我必须行”的成功学口号，在传销语境下被讽刺得千疮百孔；那河南口音的诵经传道之声，则是在荒诞之中加入了几分的凄凉渺茫。小说讲的是大姨妈的“盲信”。“盲”固然跟肉体感官相关，“信”却实在是一个话语问题：大姨妈所信仰的，其实都是某套特定话语；它们游荡在人群的耳边，不断重复着“信了吧，信了吧”的咒语，并许诺以“越过越好”的缥缈愿景，以此在历史的河面上翻腾起一朵朵似曾相识的怪异浪花。这些五花八门的话语满满当当地填充了大姨妈的脑子，却分明在石一枫的嘲讽中现形为一个有关“空虚”的主题：当那些虚假的“有”被解构性的话语策略轰击成粉末，站立在废墟上的便成了沉甸甸的“无”。 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石一枫玩世不恭背后的感世忧民，看到了这部作品“轻”背后“重”的一面。《心灵外史》可以被概括为一场“追寻大姨妈的漫长旅程”，这场旅程串联起过往和当下，并将往时今日共同归拢于这样一幅想象性的图景：历史的车轮一路颠簸，伴随着高音喇叭在不同频道上的轮番轰鸣。大姨妈，连同她身后站立着的、面目模糊的人群，他们的耳朵永远是满的，心却始终是空的。一个讲述信仰过量、信仰错乱的故事，骨子里却是关于信仰缺失——这才是石一枫真正要处理的主题，这一主题植根于复杂的现实语境，折射出层峦叠嶂的历史景深。这内核当然是“正经”、严肃的，它具有锋利、沉重的现实指向性。 更加意味深长的设计是，贯穿全文的对大姨妈的启蒙式批判，到结尾居然出现了反转：“我”始终沉沦于无依无靠、无凭无信的虚无状态，反而是那个看似盲信的大姨妈，她形象中的精神力量变得越来越强劲。小说的最后，“精神不正常者”或者说“待启蒙者”（大姨妈），与“充分理性个体”或曰“启蒙者”（“我”）的身份出现了互换：“我”被大姨妈感动，似乎受到了某种启迪，随即精神失常了。然而，也正是在这种神志失常的状态下，杨麦重新见证了那种真正如神启般的天堂景象（上一次见证发生在同样非理性状态下的濒死之时）：“一条光弧在我头顶永恒地闪耀，状如星河，包含着纯粹的喜悦和自由。”《心灵外史》内在的复杂性在此显露无疑，这复杂既是情感层面的、也是理性层面的，它在笑声的回音里酝酿出浩瀚的悲悯，让居高临下的调侃汇流成抬头仰望的困惑，把伶牙俐齿的“毒舌秀”最终演变成一场抉心自食的仪式，随风潜入、无声无息、刀刀见血。 “别怕，咱们都能越过越好，对吧？” 当笑声退去，大姨妈这句自问自答般的低语依然久久萦绕、无法消散。与之遥相呼应的，是杨麦在小说最后流下的“长大成人之后的第一滴眼泪”——转换成声音形态，那便是一颗忧思深沉的心，在所有俏皮话说完之后，终于藏不住漏出的一声叹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