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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韵:我远谈不上是知识分子,但毕生崇敬知识

http://www.newdu.com 2018-11-26 青年报 newdu 参加讨论

    
    执笔书写了四十年的蒋韵对自己的文学处境有一番风趣的理解,称自己是文坛上的孤魂野鬼。因为她书写的是与自己同龄的“那一茬人”的罪与罚、爱与怕。这源于她接受的是“五四”文学传统以及十九世纪欧美文学尤其是俄罗斯文学的滋养。她说,启蒙无罪,但不彻底的启蒙是可怕的;知识更无罪,但用浅薄的知识来装点人生是可怕的。她谦称自己远谈不上是个“知识分子”,但也是个毕生崇敬知识的学生。
    蒋韵,现为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隐秘盛开》《栎树的囚徒》《红殇》《闪烁在你的枝头》《我的内陆》《行走的年代》以及小说集《失传的游戏》《完美的旅行》《心爱的树》《晚祷》和散文随笔集《春天看罗丹》《悠长的邂逅》《活着就有眷恋》等。近年曾获“第二届郁达夫小说奖”中篇大奖、赵树理文学奖、《小说月报》百花奖、老舍文学奖等,中篇小说《心爱的树》获得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亦有作品被翻译为英、法、韩、日等文字在海外发表、出版。
    □本期嘉宾 蒋韵
    青年报特约访谈人 郭剑卿
    1 别人说我“实力大于名气”,写了将近一辈子,不知为何,反而没什么好说的。
    郭剑卿:你是贯穿新时期文学四十年笔耕不辍的女作家。1979年早春时节,大二的你发表处女作《我的两个女儿》,引来一片喝彩,堪称山西的“卢新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你开启了对“一茬人”(李国涛先生语)的塑造,受到同行、评论界、文学史的特别关注。新世纪以来,你频频书写“爱”的传奇,包括夫妻合作重述《白蛇传》(题为《人间》)等等,几乎篇篇都是精品,表现出一种自觉自在的文学创造力,足以构成可供评说的“蒋韵现象”。你怎样看待自己的文学创作?
    蒋韵:谢谢剑卿的褒奖。我们是多年的朋友了,你一直追踪、关注我的创作,难免有所偏爱。我的处女作曾经在山西一域获得过较大的反响甚至一时的轰动,此事不假;我四十年笔耕不辍,也不假;晚近以来获得过不少奖项也是确有其事,但,“足以构成可供评说的‘蒋韵现象’”,就可商榷了。至少,我自己不知道曾经有过这样备受瞩目的时刻。对我,许多同行似乎都有过较为一致的看法,认为我是一个“实力大于名气”的作家,这点,我倒还不谦虚地表示认同。写了将近一辈子,不知为何,却反而觉得没什么好说的:一切,都在小说里了。所有想说的话,一笔一笔、一个字一个字,敲进了电脑里,至于有谁能听到,能听懂,能共鸣,那就不是我能掌控的事了。它们独立于我之外,拥有了独立的生命,就拥有了需要它们自己去承担的宿命。我爱它们,甚于爱我自己。它们寂寥的生存,让我心疼,却也让我为它们骄傲。就像在无人的旷野上,突然遇见的一棵树,沉默、尊严、枝叶婆娑,让某个孤独的旅人,眼睛和心底一热。我觉得这很美好。我觉得我的小说,似乎,就是为人生长旅中这些孤独的旅人而写。足矣。
    郭剑卿:我想把你放在新时期文学和山西文学两个维度考察。同为五零后作家,你不属于“老三届”和“知青作家”两大群体,也没有贾平凹的商州、莫言的高密可供挖掘;在同代女作家当中,你不是王安忆式的“69届初中生”但有着和她类似的客居身份(王安忆之于上海、你之于太原);你没有铁凝式的“57女儿”命名却又共具内陆城市女作家的某些文学气质;你不引领潮流也不随波逐流,独享“边缘的悲与欢”;山西作家群中,你写内陆故事但不是山药蛋派,也无法归于新时期“晋军”阵营。你的小说是发生在山西的非地域文学。多年前我总结过你的写作姿态:高扬“旗帜”低调写作:一种看似矛盾却充满张力的书写。看得出你安然享受这样的创作状态。
    蒋韵:与其说是“安然享受”,不如说是“别无选择”。曾经,我很羡慕那些拥有自己的山河、故土、大都会或者小镇的同行,我羡慕他们拥有一个文学故乡。而我则一无所有。我是个失乡的人。从羡慕到认命,这之间,有长长的一段路。“失乡”,如今其实已经成为了我小说的母题。“失乡”,就是永远在生活的边缘,永远在他乡,永远怀有深刻的乡愁和生命的悲情,以及,生而为人所能体会的人类不朽的疼痛。这些,已然是我小说创作的源头以及归宿。
    如你所说,也如很多评论者所说的那样,我似乎是一个“不能被归纳的书写者”,亦有人形容,说我是一个“不能被除尽的余数”。早年间,我曾经在文章中说过,我是我自己的旗帜,是文坛上的孤魂野鬼。现在,我倒认为,哪一个真正的作家,不是自己的旗帜,不是孤魂野鬼呢?假如,现实的存在,现实的生活可以满足你的所有需求,物质和精神上的一切需求,你活得兴高采烈得意洋洋,那么,你还需要在文字中倾诉吗?还需要虚构另外一个世界吗?还需要面对和审视自己的内心吗?所以,真正的写作,是属于孤独者的,是属于现实人生中深刻的失败者的。“深刻的失败”,在某种意义上,和一个人的现实存在无关,而是,一种精神状态,或者,更极端一些,是某种命运感。
    郭剑卿:九十年代我在书店邂逅你的小说集《失传的游戏》、长篇小说《栎树的囚徒》,至今难忘初读时的迷醉与惊骇。你从九十年代前后创作的郗童、隋小安、夏平、冯明伦之类的黑白照片人物,到近期作品中的陈香(《行走的年代》)、海棠(《琉璃》)、袁有桃(《晚祷》)、陈雀替(《水岸云庐》),“一茬人”的前世今生在你的创作中回溯(闪现)。其意义恐怕不仅仅是写出了你的同龄人。这其中埋藏了怎样的隐痛?
    蒋韵:我小说中的人物,大多是我的同龄人,尤其是我早期时的创作。所以,以李国涛先生为代表的一些批评家称我为“那一茬人”的代言。所谓“那一茬人”,就是比“老三届”要小一些的“五零后”,也就是,在历史大动荡到来的1966年,他们还没有受完正规的小学教育的那群孩子。这群孩子,没有经历过在伟大的广场上被最高领袖检阅的荣耀,没有乘坐免费火车天南地北大串联闹革命的辉煌,却同样承担了失学、上山下乡等时代赐予他们的一切。而十年之后,这群人中,鲜有能够像“老三届”那样考取大学的。所以,在新的历史时期,最先下岗的,就是他们;在时代变革中付出最大代价的,就是他们;被人们所“诟病”的“广场舞大妈”,也是他们。我跻身于他们之中,书写他们,天经地义。书写他们,就是书写我自己。
    但是,如果我们把话题围绕“一茬人”这样的标签下展开,会备受局限。在我后来特别是晚近的小说中,我的主人公们,是他们也不是他们。诚如你所言,我晚近小说中的那些人物,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一生负疚、无可救赎、拒绝遗忘。这些特征,绝不独属于他们。这些悲剧性的人物,我相信,在人群中,寥若星辰。他们有着和我们所有人一样的罪,形形色色的罪,但是,他们承担了我们几乎所有人都不愿承担的“罚”——自我惩罚。我不知道怎样命名他们,我只知道,写他们,我看到了我自己身上的麻木、怯懦、浑浑噩噩。写他们,也让我非常、非常疼痛。我正在书写的长篇小说《玛娜》,也是写了这样的一些人们,在过去不久的北京的酷暑之中,这样的写作,常常让我手脚冰冷,冷汗淋漓。他们在我小说中一天一天鲜明起来的时候,我和他们一同受难。至少,在那一刻,我是自省的一个人。
    郭剑卿:在新时期的作家构成中,五零后作家群无疑是最负盛名的一代。作为其中一员,你是77级中文系大学生,在知识谱系、文学精神上,接受的是“五四”文学传统以及翻译过来的十九世纪欧美文学尤其是俄罗斯文学的滋养。其中凸显的是现代中国文学的个性解放人道主义、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的苦难意识及西方文学的浪漫主义,你是凭这样的阅读史和文学积累,建立起自己的写作资源和精神资源吗?
    蒋韵:作为一个77级大学生,在文学精神上,我接受的确实是“五四”文学传统以及翻译过来的十九世纪欧美文学尤其是俄罗斯文学的滋养,只不过,我起初接受它们,并不是在大学的校园,而恰恰是在这一切被禁锢被批判的时代。
    2 我深知自己远谈不上是个“知识分子”,但我是一个毕生崇敬知识的学生。
    郭剑卿:可否称你为“文学知识分子”?
    蒋韵:“文学知识分子”可绝对不敢当,我是一个很没有知识和学养的人。我应该是个幸运者,生活在城市,生活在识字的人中。至今我都想不明白,那些被称为“毒草”的书,一本一本,是通过什么渠道在社会上流传,在我生活的周围流传。我们这些少男少女,青年男女,总是能互相借来那些大部头看。我读书最多的年代,恰恰是那动荡的十年。假如让我开一个那时读过的书单,太长太长。像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普希金、果戈里、契科夫、雨果、巴尔扎克、左拉、司汤达、狄更斯等等,他们的代表作,基本都在那时候读过了。就连如今那些已不太被当下青年人熟知的作家,他们的作品,我也读过不少,比如:刚察洛夫的《悬崖》《奥勃罗莫夫》、赫尔岑的《喜鹊贼》、谢德林的小说集、莫里埃和哥尔多尼的戏剧剧本、夏衍和田汉等人的剧本等。那时,最不好借到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记得有一年,我已经从河滩上的砖厂调到了城里一家小手工作坊,叫水电安装队,跟着师傅开牛头刨。我的师兄,有一天,不知从哪里借来了一本《罪与罚》,记得还是竖排本的好像。厚厚的大部头,人家只给了他三天时间,他很仗义,说,咱俩一人一天半。于是,他先请了一天半事假,接下来我又请了一天半。那时请事假是要扣工资的,我们平时几乎从不请假,但,为了这本小说,我们破了例。所以,应该说,我在青少年时代接受的启蒙教育,是双重的。既有铁血时代的深刻印痕,也有这些人性和人道主义的浸淫。也因此,在青春期,我极其困惑而矛盾。
    郭剑卿:王安忆指出的“知识批评”我理解是指你对“知识”的反思:知识的吊诡或悖论。这种反思从八十年代末延续到当下。比如《隐秘盛开》中的“插曲”:知青对拓女子的扫盲和文学启蒙,反而成了她悲惨人生的开始。这样的知识反思让我想到鲁迅的《祝福》悖论。也许我孤陋寡闻,新时期女作家中关注于此者并不多。这恐怕是现代知识分子感情深处的“怕”之一:不以启蒙者自居,而是拷问价值和意义。这是你秉承的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传统?
    蒋韵:说实话,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也是一个宏大的问题。这个问题若想回答得很清楚很透彻,恐怕得写一本,甚至不止一本专著,那不是我的能力所能企及的。我深知自己远谈不上是个“知识分子”,充其量,也就是个曾经的知识青年,或者,一个识字的人。但,我也是一个毕生崇敬知识的学生。只是,知识是什么?这个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反而越来越困惑。也渐渐感到,很多名词所定义的事物其实是非常有局限性的。但有一点我清楚,就是,我自己从没有觉得我是一个“启蒙者”。在八十年代的文学大氛围和各个潮流之中,我是一个始终处在边缘的写作者,在我的处女作之后,我关注的题材,我笔下的人物,我所描述的世界,都和当时的中心文学话题无关。尤其是在山西“黄钟大吕”的晋军主旋律之中,我的写作,常常被批评为太“小我”,太“小布尔乔亚”,也就是如今的“小资”,那时简称为“小布”。我为此深感困惑,也不是不想改变,可能是这种困惑,或者说,是对自己的质疑,导致我去思考了一些当时人们没工夫也没兴趣的问题。于是,就有了我早期的一系列小说,比如《无标题音乐》《枣树院》《紫薇》等等。那些小说无疑是幼稚的、肤浅的,与其说它们是对“知识”的反思,不如说是对一些掌握知识的所谓“知识者”的质疑。一直要到《隐秘盛开》,我的质疑大概才扩展到了你所说的对于“启蒙”的沉思和拷问,其情感的复杂,恰如你所言的爱和怕。启蒙无罪,但不彻底的启蒙是可怕的;知识更无罪,但,用浅薄的知识来装点人生是可怕的。在我的《隐秘盛开》中,无疑,我的同情是站在了被启蒙者的一边,而我认为,真正懂得了知识深处之美、真正从知识中获得了灵魂和力量的,是那个并没有太多知识的乡村姑娘。她的命运,惨烈之至,却也美丽之至,是知识的颂歌,也是,启蒙的挽歌。
    郭剑卿: 你曾说,你不讲有关“爱情”的故事,怕自己讲不好。事实上,新世纪之初,你的写作从一代人的“怕”转向一代人的“爱”。从鲁迅文学奖作品《心爱的树》,到长篇小说《隐秘盛开》,把它写成一个个有关生死有关信仰的童话和传奇,直逼人类精神的高度。你塑造了一系列爱的信徒:引领小男孩走出迷途的“仙女”陈忆珠,集传统风骨与现代儒雅于一身的“大先生”,有着俗气名字的拓女子潘红霞们,他们对爱所怀的宗教般的感情,他们缄默一生的隐秘泪水,是现代人从苦涩中萌生的对神圣的爱的渴慕。你演绎的爱极端而孤绝:爱是不敢奢望爱情,是义无反顾地刚烈地坚持“一个人的战争”,是坚守“百年孤独”,是为一句承诺赴汤蹈火,是错过世俗幸福,执意去做精神上的苦行僧。还有一点,你笔下的爱是回避“性”描写的“洁癖”书写。这种极致的、近乎“冒险”的爱情书写极富挑战性,你的写作走向又一个孤高的领域,这需要相当的素养和勇气;另一方面,你与李锐以《人间》命名重写《白蛇传》,却又尝试把爱情神话还原为对人间烟火的生死迷恋。你是如何平衡二者使之“艺术化”的?
    蒋韵: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以前,我确实说过,我从来不讲有关“爱情”的故事,因为怕自己讲不好。关于爱情,这个世界上,古往今来,有多少传奇、多少小说诗歌、多少文学的高峰啊。我是知难而退的:我觉得自己没什么“爱的才能”。八十年代,看过一个前苏联的电影,好像叫《辩护人》,名字不太记得清了,那里面,沦为女囚的女主角说过一句话:“爱是一种才能,有人有,有人没有。”这话,对我的震撼,强烈而深远。也使我自卑,就如同影片中那个为她辩护的、幸福的女律师一样。
    上世纪九十年代到新世纪初,我们的小说,无论乡村还是都市,只要涉及到情爱,渐渐呈现出了一种极其程式化的样貌,即“零度叙述+性”。不敢说千人一腔,却也真是相差无几,似乎,人类的全部问题,全部困境,就只剩下了“性”这一件事。人类如此丰富丰沛的情感,难道,真的萎缩至此了吗?无涯的想象力真的有边界了吗?特别是2002年,受邀参加了爱荷华大学的“国际写作中心”,在美国,参观了许多的博物馆,既看到了那些馆藏珍品,人类文明的瑰宝,也看了许多当代艺术家的作品展、主题展等。相较之下,深感当代人技术性的想象无比发达,而心灵的想象却纤细贫弱。看得多了,竟悲从中来。回到生活之中,突然发现不能忍受以各种当代理论所指导下的那些小说文本,问自己,谁规定当代小说就一定要怎样怎样写?这么一想,忽觉无比自由。你们不是要“零度叙述”吗?我偏要老土地张扬;你们不是无“性”就不成篇吗?我偏要写一个纯洁如处子的爱情故事。于是,就有了《隐秘盛开》。有了那个一生视“爱”为信仰的潘红霞。有人批评她“怯弱”,不敢像现代女性一样大胆示爱和勇敢争取,可我认为,她极其勇敢,她勇敢地、义无反顾地、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献给了她的爱,她的信仰。她是诗篇,不是人间烟火的小说。
    严格说来,我真正的爱情小说,仅此一部。
    我写作它时,淋漓畅快。写完了,想,恐怕发表不了吧?这么“陈旧”的一部小说,谁会要?但我意外的是,我的责编周晓枫,在读完书稿后,给我打电话时,还久久不能抑制她的激动。更让我意外的,喜欢它的,竟大多是年轻的读者,我为此结识了许多年轻的朋友。这让我非常有成就感。而这本书,也获得了那一届“华语传媒奖”的某项提名,以及,“赵树理文学奖”。
    至于《人间》,那是对于神话传说的重述,不是原创,也非我独立完成。但,从某种意义上说,白蛇和潘红霞,在精神气质上是相同的,她们都是“殉道者”,视追求的东西为信仰。白蛇所求,是弃妖而做人,人间烟火是她的终极追求,她们都为各自的“信”而义无反顾。所以,在小说中,人间烟火气味浓郁与否,不是我创作和评价小说的标准。而且,何为“人间烟火”?只有柴米油盐吗?在人世间生而为人,所经历的精神的苦痛,不是人间烟火吗?所以,我理解的“人间烟火”,可能和有些人的不一样。
    3 我小说中有这样的一些人,特别是女性,她们视死如归。我知道我做不到,所以才向往。
    郭剑卿:从空间层面来看,你的爱情故事是“小城故事”。这小城既非静态的世外桃源,这故事也非小家碧玉的风花雪月,而是一个奇特的组合:一些隅居封闭狭窄的“内陆”“盆地”的小人物,内心深处激荡着古典又现代的浪漫追求。他们的爱情不属于脚下这块封闭平庸的土地,属于“诗和远方”,属于乌托邦。你笔下人物的“爱魂”,其实不属于这城、这山、这水。相反的,这城、这山、这水作为故事的发生地,作为人物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却是他们终其一生都要逃离的地方。他们的肉体囿于北方内陆小城令人窒息的盆地,精神上却高蹈于南方沿海、异国他乡、文学殿堂。渴望救赎又逃避救赎;拒绝平庸又困于平庸。怀揣失传的浪漫与诗意、无处置身的精神洁癖,永远漂泊在寻找的路上。这究竟是特定地域、特定时代人的悲情,还是人类的宿命?
    蒋韵:怎么说呢?所有的小城故事,从某种角度说,也算是一个现代文学的母题。小城故事和大都市故事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这一点,中外皆然。顾长卫执导的电影《早春》,就塑造了这样一个心属“远方”的浪漫女性,一生,她是小城的笑话,小城的异类。可是,这样的笑话,这样的异类,在全世界所有的小城中,何止万千。他们生生不息,代代相传,那是人类的天性:渴望自由,渴望更广阔的世界与人生。“远方”因为未知,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可能性和美好。
    严格说来,我所生活的城市,不算小城,它毕竟还是一个内陆省份的首城——省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一直以为它乏善可陈。它既没有大都会的泱泱风貌,也没有小城镇的家常品味,既不是大家闺秀,也不是小家碧玉。所以,它显得平庸、沉闷、呆板、无趣,如同众生中常常被忽略的一个庸众。我女儿在上中学时,老师常常指着窗外肆虐的沙尘说:“看见没有,如果你想离开这个地方,就别偷懒,好好学习!”那是这个城市的孩子所接受的启蒙——美好的生活,在这个城市之外。而北京、上海这些一线都会的孩子们,至少,他们没有这种必须逃离的困扰。
    而我小说的主人公们,却有所不同。正如你所言,我让她们生活在我的“小城”,而精神上,却属于乌托邦。我喜欢这个词,它准确。“南方沿海、异国他乡”,这些真实的地方,哪一个,都不是她们的精神故乡。我揣测,就算她们生在北京、上海、纽约、巴黎,恐怕也一样。她们是生活的“外乡人”,流浪者,或者说,被放逐者。所以,如你所说,她们“渴望救赎又拒绝救赎,拒绝平庸又困于平庸”,“怀揣失传的浪漫与诗意、无处置身的精神洁癖,永远漂泊在寻找的路上”。我想,这些意象,恐怕不独属于特定的地域或特定的时代了吧?
    郭剑卿:那些人物也是一些骨子里疏离日常生活的“异类”。日常生活必要的生存手段,恰恰是你笔下人物所不屑的或者是匮缺的。你的人物有着某些“神性”:她们多半在为一个心造的“传奇”活着。你演绎这传奇有时会让人觉得未免不食人间烟火、太戏剧化、太脆弱,对此你怎么看?
    蒋韵:如果没有必要的“生存手段”,我的主人公们,何以为生?但,说她们多半为一个心造的传奇活着,这点我肯定同意。至于她们是否“不食人间烟火”、“太脆弱”,恐怕就值得商榷了。我在之前的问题中已经回答过,何为“人间烟火”,也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人间烟火”在我看来,包罗世间万象,一个人,为了某个执念,某种坚持,甘愿承受天长地久的磨难,这难道是天上的痛苦吗?或者,一个人,在大是大非面前,为了尊严,选择了壮丽的死而非苟活,这算是脆弱吗?我小说中确实有这样的一些人,特别是女性,她们视死如归。那是我这样一个懦夫永远做不到的。我知道我做不到,所以,我才向往。三岛由纪夫的《丰饶之海》里,一个主人公的理想是,在太阳升起的悬崖上,叩拜那轮初升的红日,一面俯瞰着波光粼粼浩瀚的大海,背靠着高洁的松树,自刃而死。这让我震撼,也深深地契合了我理想的死亡观。记得史铁生说过一句话,大意是,人和人的差别,绝对大于人和猪的差别,所以,我以为,我的那些备受摧残和磨难的主人公们,她们绝对是生活在地球这个星球,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肉身凡胎。或许,我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的作家,至少,不完全是。如果这么说,我觉得我可能比较认同。
    郭剑卿:听说你正在创作一部长篇小说,不知你又有哪些新的发现?我们都很喜欢那句话“慢慢走,欣赏啊!”,期待追随着你的写作欣赏更多风景。
    蒋韵:谢谢!我会努力。到我这个年纪,前面的风景,还会有未知的迷人吗?我也同样好奇。
    (郭剑卿,山西大同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多年来一直关注蒋韵创作并发表相关评论多篇,《蒋韵近作中的女性意识及其文化意义》获中国新文学学会优秀论文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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