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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外文章》是以全新面貌出现的，说是“诗外文章”，意在“借树开花”——依托哲理诗的古树，绽放审美益智的新花，创辟一方崭新的天地。  《诗外文章》，王充闾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10月第一版，129.00元；《国粹》，王充闾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7月第一版 作为一个具有传统文化修养的散文作家，王充闾人生阅历丰富，足迹曾遍及华夏欧美，遍访先贤胜地。他尤以历史文化散文见长，将历史与传统引向现代，引向人性深处，以现代意识进行文化与人性的双重观照。近日，王充闾又推出了《诗外文章》。 面对数百个文学、哲学、美学、心理学的课题，王充闾借鉴东坡居士的“八面受敌”法，每立一题义，都是从多重视角研索、深思，从而拓展了情趣盎然的艺术空间，做出准确而警辟的点拨。王充闾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出发，同时经历着直觉的体悟与理性的接引，这让《诗外文章》意蕴丰厚，格调清新，文情并茂，兼具学术性与可读性。 著名文学评论家古耜认为，王充闾从精读元典、洞悉上游、夯实基础入手，展现一种溯源而上、由源及流的意识与能力。他的作品贯穿和浸透了作家特有的历史意识、文化情怀、人格理想、审美趣味、价值判断，无形中完成了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别一种描述与解读，凸显了作家历史和文化回望的个体风范，其文心所寄，很值得认真揣摩和仔细回味。 中华读书报：您从六岁到十四岁读了八年私塾，少时的这种基础，带给您怎样的滋养？ 王充闾：以唯物辩证的观点来分析，受社会、时代的局限性影响，私塾弊端不少；但也有其值得借鉴的一面。比如，所授课业内容，基本上都是传统文化的精华，姑无论“四书五经”、《左传》《庄子》《楚辞》《史记》《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等诗文经典，即便是那些童蒙读物：“三百千千”、《弟子规》《幼学琼林》《增广贤文》等，也都有一定的价值。特别是，在蒙养教育阶段，十分注重德育，注重人格、人品与道德自觉，强调从蒙童开始就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生活习惯，大至立志、做人、为国尽忠、齐家行孝，小至行为礼节，连着衣、言语、行路、视听等都有具体规定，成为我国教育的独特传统。加之，通过“童子功”的强化训练，大量的国学经典和诗文典籍牢固地记在脑子里，成为日后做学问、搞创作的宝贵财富。 中华读书报：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历史文化中挖掘写作的资源，对您来说，是一种怎样的感受？ 王充闾：我对历史的沉迷，难以言表。我曾写过两首《读史》七绝：“千年史影费寻思，碧海长天任骋驰。绿浪红尘浑不觉，书丛埋首日斜时。”“伏尽炎消夜气清，百虫声里梦难成。书城未下心如沸，鏖战经旬不解兵。”我常常在散步中构思历史散文，伴着风声林籁，月色星光，展开点点、丝丝、片片、层层的遐思联想，上下古今，云山万里，绵邈无穷。有人会问：这是不是太累、太苦了？不。凡事着迷、成癖以后，就到了“非此不乐”的程度，不仅不觉苦累，有时甚至甘愿为此作出牺牲。柳永词中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正是这种境界。 中华读书报：有专家认为您的散文内容丰富，与《庄子》《史记》《左传》等中国典籍有谱系关系。这些中国古代典籍是华夏文化的元话语。既可作为历史著作来读，也可作为文学著作来读。在写的时候，您心里有怎样的目标？ 王充闾：私塾八载，朝夕苦读，口诵心惟，确实与《庄子》《史记》、东坡散文结下了血肉联系，经常处于“魂萦梦绕”以至“呼之欲出”的状态。早在童年时期，我就接触了《庄子》，但真正读出它的奇文胜义，则是在中年以后。我特别欣赏它那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创造性的思维，生动逼真的描绘，绚丽多姿的辞采。至于我喜欢苏东坡，是因为苏东坡无论是才情、气质，都使我为之倾倒，尤其喜欢他的散文。古人作文讲究气势，有“韩（愈）潮苏（轼）海”之喻，我写文章常把韩文、苏文奉为圭臬。 中华读书报：《国粹：人文传承书》让读者有机会集中领略了您关于“国粹”的哲理思考和文学表达。 王充闾：“国粹”在我心中是具象的，我必须“立象以尽意”，运用文学笔法，钩沉蕴含国粹文化的诸般命题，以事为经，以情为纬，独辟蹊径地写出中国传统的人文情怀、文化观念、价值选择、心灵空间，统摄诸多国粹文化范畴的精神脉络；通过一篇篇美文，纵谈那些华夏文明、传统文化的元话语，生动形象地讲述中国所特有的“科举”“和亲”“隐士”“诗词”等等文化根脉与生命符号。 中华读书报：中国古典诗词的衍生著作不胜枚举，读《诗外文章》仍有新的感受，又能与当下结合，语言清新，字字入心。创作《诗外文章》，您认为怎样才能写出新意？ 王充闾：《诗外文章》是以全新面貌出现的：一是，选诗范围，远溯先秦，近及近代，不再限于绝句，也选了一些五律七律，兼及古风、乐府，计有二百七十多位诗人、近五百首哲理诗或带有哲思理趣的诗歌；二是，形式创新，内蕴扩展，对应每首诗歌都写了一篇阐发性的散文，长的几千字，短的八九百字；似诗话不是诗话，无以名之，说是“诗外文章”，意在“借树开花”——依托哲理诗的古树，绽放审美益智的新花，创辟一方崭新的天地。 发挥诗文同体的优势，散文从诗歌那里领受到智慧之光，较之一般文化随笔，在知识性判断之上，平添了哲思理趣，渗透进人生感悟，蕴含着警策的醒世恒言；而历代诗人的寓意于象，化哲思为引发兴会的形象符号，则表现为一种恰到好处的点拨，从而唤起诗性的精神觉醒；至于形象、意象、联想与比兴、移情、藻饰、用典的应用，则有助于创造特殊的审美意境，拓展情趣盎然的艺术空间。 中华读书报：我认为这部作品存在两方面的难度：一是突破前人对古诗的理解，融入自己的思考；二是突破自己已有的见解和水准。也许我理解的还很浅显，您能否谈谈具体情况？对于诗词的解读，有没有颠覆我们以往认识的观点？ 王充闾：解读、阐释这些哲理诗，是建立在时贤往哲的研究成果之上的，由于是“站在他们的肩膀之上”观察、瞭望，有可能产生一些新的认知，新的发现。“颠覆以往认识的观点”不敢说，但是，按照冯友兰先生提出的学术上有“照着讲”和“接着讲”的方式，在“接着讲”的过程中，我还是努力争取通过新的探索在某些方面有所突破。 一是在坚持标准的前提下，尽力发掘固有的精神资源，扩展哲理诗遴选范围，拓宽读者视野。有些哲理诗选本，侧重于这类作品比较集中的宋代与清代，首先着眼于“富矿”，这无疑是对的。我在这样做的同时，特别关注了先秦、六朝与金元明三代。就作者看，文学史上重要诗人这方面的重点诗作，自是列为首选；同时，也收录了许多普通诗人的作品，一些见诸前人笔记、纪事类著作以及方志的哲理诗，作者知名度不高，但特色独具，亦予录入，展现一些新的面孔。二是阐释、解读中，开阔新的思路，说前人所未说。三是对于已有的定论做延伸性的补充。比如，关于“唐诗主情，宋诗主理”，这在中国文学史上已经成为通识。我在“接着讲”中，对于前者，以大量实际事例说明，唐人不仅长于抒情，在说理方面也是各擅胜场，迭出新见。四是从选诗到解读，都紧贴现实，关注当下，运用现代思想理念，探索人生智慧、生命体验、心灵撞击、人性叩问和人间万象、世事沧桑等诸多深层次课题。五是引用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阐释古代诗人具有深刻认知、独到见解的命题。 中华读书报：您觉得自己对诗词的解读，有怎样的独特之处？ 王充闾：概括起来是处理好四个关系：首先是合理处置诗作原生义与转生义、衍生义的关系。前提是着力发掘、把握原诗作者的意旨，结合其身世际遇、心路历程，了解诗的本事，切合当时语境。——准确把握原生义，是至关紧要的。其次，解读、阐释中，同时兼顾调动学术功力与借助人生阅历、生命体验的关系，二者不可偏废。其三，处置好诗内与诗外、诗性与哲思、作者心灵与读者心灵的多重关系。《诗外文章》的撰写，与写作一般散文不同，由于是诗文合璧的“连体婴儿”，要同诗歌打交道，就须把握其富于暗示、言近旨远、意在言外的特点，既要领会诗中已经说的，还要研索诗中没有说的，既入乎诗内，又出乎诗外。须会通古今，连接心物，着意于哲学底蕴与诗性旨趣，需要以自己的心灵同时撞击古代诗人和今日读者的心灵，在感知、兴会、体悟、自得方面下功夫，这才有望进入渊然而深的灵境。其四，同是一首诗，时贤往哲解读时，所见略同者固多，而由于“诗无达诂”，后人阐释“各以其情而自得”，歧见纷呈也属常态。面对这种情况，就需处置好取舍、扬弃的关系。我的原则是“爱其所同，敬其所异”，抱着博采众长、虔诚求教、精心鉴别、慎重对待的态度，接受智慧的灵光，分享思想的洞见。如果双方说得都有道理，那就兼收并蓄，一并征引，为读者提供辨别、思考的空间。 中华读书报：您认为学习写作和理解诗歌最重要的是把握什么? 王充闾：说到作诗所要把握的要领，古今诗人各有体悟，几句话难以概括。依据切身体悟，我这里只强调一点，就是诗词需要背诵。古人学写诗词，手头并没有诗词格律的书，靠的就是背诵前人作品，把握押韵、平仄、对仗的技巧。我所走的也是这个路子——先是通过背诵掌握韵律，感悟诗的音韵美，感悟字的凝练，句的整齐，节的匀称；然后是研习句法、词汇，掌握遣词造句、比兴转义、借用化用的技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