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 金瓯，满族，祖籍北京，1993年毕业于宁夏广播电视大学中文系。在《人民文学》《朔方》等刊发表作品一百余万字，出版小说集《鸡蛋的眼泪》《潮湿的火焰》《一条鱼的战争》，多篇作品被《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等转载，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宁夏文艺奖等。鲁迅文学院首届高研班学员。宁夏“三棵树”之一。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宁夏作家协会副主席。 张碧迁，“80后”，长于六盘山下，寓居银川，从业媒体。著有《寻城银川》一书。 张碧迁：您是1992年开始文学创作的，到现在为止，已经发表作品百万余字。您最满意的作品和最不满意的作品分别是哪两部？ 金 瓯：不满意的，可能是早期发表在《人民文学》的《鸡蛋的眼泪》，当时只是觉得写作形式上比较有乐趣，就坚持把它写了下来，那也是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说。那个时候，人们都比较简单，我觉得有许多东西都没考虑好，叙事以及整个结构化的东西都不是很清晰。实际上这篇东西写完，虽然《人民文学》发表了，但这么多年里，我再也没有读过它。我知道《鸡蛋的眼泪》有一些思考，但写得不够完整。特别满意的作品可能还没有。当然从技巧上来说，《一条鱼的战争》我还是比较满意的。这篇小说虽然写得很局部很细小，但就像打篮球一样，有很多炫技的地方。后来我也写过一些很局部很细小的小说，希望能找到人的非常细微的情感的波动，但都没有这篇小说让我满意。我还写过两篇农村题材的小说，当时写得挺开心，主题弄得很大，可是读者好像不是很认可我的这种写法。从叙事来说，比较满意的还是后面写的《潮湿的火焰》，它将一些公共的普遍性的东西都剥离掉了。 张碧迁：很多作家，刚开始写作都有个目的，他们的写作都是为了躲避逃离物质匮乏的农村，那么您最初的写作意图是什么？ 金 瓯：逃离物质匮乏的生活，应该说这不是哪个作家本人的特点，而是一个时代的特点。许多人可能都需要靠写作来改变命运，但是命运改变了，也许就不写作了。他们最早的出发点，就是为了靠写作改变命运，实际上他们的目的也达到了。像我们“70后”这一代，譬如从我的成长经历来看，物质匮乏的程度要比他们小许多。我们基本上温饱有保障，单位还有一套福利房，比“80后”的单纯奋斗又有所不同，而且我们赶上了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这对我们的精神追求影响非常大。我们这一代写作的人，至少我身边的这些作家无论从精神上、艺术上，还是表达自我的状态上，都对自己要求比较严格。尤其是艺术上，可能是我自己的一个印象吧，“70后”的这批作家还是比较认真的；目前来看，他们也都四十多岁了，虽然最后没有形成一个巨大的群体，但是作品还是不错的。中国自鲁迅、巴金、老舍、钱锺书之后，又出了史铁生、陈忠实、张承志这样的作家，1950年代的又出了像莫言、贾平凹、刘震云、铁凝、王安忆这样的作家。“60后”作家也很厉害，余华、苏童、格非、迟子建、毕飞宇等。“70后”好像在中国文坛还没有出现超一流的作家，至少在我印象中没有。他们虽然起点高，技术性强，但始终没有爆发出来，这也是一个问题。可能这与时间没关系，与这些作家的坚定性有关。一个作家的坚定性特别重要，修养、天赋最后都可能让位于它。缺失了坚定性的因素，一个人的才华就很难发挥得淋漓尽致。当你梳理完这些作家时，就会发现，越坚定的人写得越好。我从小就看莫言的作品，一直觉得不怎么样，但是最近几年，又感觉人家塑造人物的本事很是到位和出众。他们很容易妥协，但是有足够的坚定性，所以他们成功了。坚定性其实也可以归结到自觉的范畴。一个人的成功，天赋的比例其实占得不多，更多的还得靠后天的努力和自觉。 张碧迁：作为一个作家，日常生活中写作的占比重吗？写作对您的生活有什么影响？改变您了吗？ 金 瓯：当时对艺术的追求非常强烈，可能受《弥留之际》的影响太重。我的《鸡蛋的眼泪》还是比较浅薄的，它是零星的破碎的，没有力度。这是我后来才发现的缺点。以前写作的比重还是比较大的，现在成了工作的一部分。以前为一句话可以熬一晚上，现在不行了；以前总是要迫切地表达一个东西，现在不一样了，不表达也能睡着。当我系统地阅读了一些哲学、社会学之类的书籍后，觉得自己的作品缺乏支撑的东西。这可能是能力的问题，掌握的东西不能支撑自己的写作。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我现在一下子就能写得多好，没准还没有以前写得好。怎么说呢？我的生活需要写作，但写作并不是生活的全部。我觉得真正意义上的写作，是要完成想要表达的东西。写作不是天生长什么样就写成什么样。有些人一夜写几首、一天写几篇，我认为那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写作。我觉得真正的艺术，就应该像梵高那样，必须倾注自己全部的精力和思想。写作对我的改变，是很早就塑造了我的人格。它充实了我的内心世界，最终变成了我人格的一部分。任何事物都是两方面的，写作塑造了你，你也反过来塑造了生活。真正人文的东西都是建设出来的。要学会深挖，这是我近年的收获。人性之丑不需要挖，它就在那儿摆着呢。人最大的改变就是对人格的建设，我觉得人越早建设自己的人格，成长得就越快。 张碧迁：小说集《鸡蛋的眼泪》获第七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之后，对您的写作有没有影响？您如何看待现在的文学奖？ 金 瓯：对文学评奖没什么具体的看法，也对我的写作没什么影响。我们那时候骏马奖一届评五十多个，现在少了许多。当时好像没感觉自己得奖，我后来也没有得过什么奖。文学评奖这种事情，有很大的运气在内。因为我也当过评委，你只能总体上尽量公平，但技术上是很难做到公平的。 张碧迁：到鲁迅文学院作家高研班学习后，您的写作是否提升了一个台阶？ 金 瓯：我们这个班比较特殊，都是成名的作家。给我们讲课的都是中国的一流作家，他们会站在全球的立场上，给你许多建设性的意见，这是很了不起的。眼界打开后，确实不一样。之前难以想象外面的世界，眼界和胸襟很难打开。就像许多写作者一样，总是站在一个村子的立场上写东西。当然并不是不能写一个村子，而是要有大的视野。作家的基本素质，是应该对世界有全面的认识，这个认识越早越好。有些作家虽然总是待在一个小镇里，但是他可能拥有一个几万册图书的图书馆。博尔赫斯说：“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我母亲就是图书馆馆员，我几乎是在图书馆里长大的。县城图书馆可能只有几万册图书，省图书馆有几百万册图书，就算一个星期读一册，我这辈子也读不完一万册书。站在图书馆里，面对一排排整齐的书籍的时候，我就会感到自己的渺小。当然，茫茫书海还得人去渡。人不去阅读，它就只是书的堆积，毫无意义和价值。 张碧迁：说到图书馆，您一直在图书馆工作，这对您的写作有没有影响？ 金 瓯：图书馆对人生的影响特别大，不只是写作。当我走进书库里一看，我就傻了。在图书馆里走动，人必然是谦卑的，任何人都是谦卑的。不到图书馆，我永远不知道自己有多傻，不知道自己有多渺小。参加工作后，我一直都在图书馆供职，所以我对世界的认识深度和广度几乎都来自于图书。 张碧迁：认识您的人都知道，您是一个博览群书的作家，那么您的小说创作受谁的作品影响最大？欧美的作品，还是所谓苏童、格非、余华等先锋派作家的作品？ 金 瓯：对我产生影响最大的是维克多·雨果、威廉·福克纳的作品，这很重要。大概从十二岁起，我就读他们的小说，他们的作品不仅有很牛的套路，而且他们的人格也很牛。人格很牛，写作也就很牛。福克纳的作品，我第一眼就看上了，后来收集了他所有的专著。他是小说家中的超级老大。从叙事来说，他的小说特别纯，没有杂质，完全自造了一个世界，无人能望其项背。虽然他们待在乡下，但是天分都极佳。他们的很多作品都是我的藏书，我每年都要读。这些超一流的作家，相信他们的作品会影响数代人。 张碧迁：阅读可以影响一个作家。我想和您聊聊作家的天赋和后天培养的问题。很多中文系的教授说，作家不是学院培养出来的，而现在又有很多创意写作班，中文系也有很多立志写作的学生。您觉得现如今的教育模式，能培养出好作家吗？ 金 瓯：技术方面我觉得还是需要培养的，比如电影剧本、话剧写作等，但诗歌、散文、小说就难了。美国有许多夜校，都是培养学生如何写剧本的。国情不一样。在美国完成一个剧本，可能五六年不用上班就可以生活。许多电影公司投拍很快，都需要现成的剧本，他们拍什么片子，只需要在剧本库里去找就好了。他们是按企业标准规划的，而不是作坊式的，完全走的是工业化的道路。中国的创意写作培训班，如果有名师带，那肯定比自己摸索着去写要容易出来。但是培养一个写作者加入作协容易，培养一个好作家却是很难的，尤其是培养一个像张贤亮这样的作家就更难了。有些作家可以是文盲，但是他写出来的作品却是有生命力的。我个人认为，作家的头衔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作品。换句话说，作家的头衔并无意义，有意义的是他的作品。 张碧迁：读者的关注，是很多作家写作的动力，您对这方面看得重吗？写作这么多年，有没有批判或反对您作品的情况让您的创作受到影响？ 金 瓯：不太看重。我至今没有一个与读者互动的网络平台，很多朋友都劝我开一个，但我不想，我从小受的教育可能不适合干这个。关于读者，我觉得可以考虑，也可以无所顾忌。美国魔幻小说家乔治·R·R·马丁的《冰与火之歌》、罗琳的《哈利波特》等作品，都是很受读者喜爱的畅销书，他们都获得过令人咋舌的巨额稿酬。可是他们介意过读者的感受吗？如果介意，估计他们的作品就写不下去。他们也许会听读者的建议，但是不会受读者的束缚。我觉得文学批评对作家还是有影响的。文学批评对作家来说是可遇不可求的事，他会把作家的创作思路理得很清晰。当然，不是每个作家都能有批评家跟进，那也需要机缘。 张碧迁：很多作家都立志有生之年要写一部可以传世的长篇作品，和您同龄的作家里，很多人都以长篇作品创作为主。您这么多年坚持中短篇小说的创作，有没有计划要写长篇小说？ 金 瓯：我没写过长篇小说，但终究还是要写的。一直想写一部由很多短篇小说组成的长篇小说，只是还缺乏其中两篇有灵魂意义的作品。这些短篇小说彼此都有相关的东西，故事脉络大致上还是很清楚的。有时候虽然觉得没价值，但是心里还是有波动。积累到一定程度，我想应该能完成，有可能一不留神就写出来了。一个作家需要长篇作品来表达个人对人类、社会、世界的思考，有的人可能会写很多部。虽然短篇小说的艺术性非常强，但长篇小说也能表达对世界的看法。这可能与选择有关系，当我需要表达我对世界的认识时，就得写一部长篇小说。有时候会莫名感到自己不会写小说了，还得慢慢找感觉。 张碧迁：从出书或者发表作品的角度看，可以看出一个作家的勤奋程度。您的创作有没有中断过？是否想过放弃？后来又怎么克服了困难和孤独而继续写作？ 金 瓯：中断过，大概有十几年的时间。我的最后一篇小说写于2007年。许多刊物与我约稿，我都写不动，但我没有要放弃写作的想法，从来没有。即便中断的这段时间，我也没有闲着。我的阅读量特别大，基本上把以前买来的书看完了。今年上半年，我写了一篇，计划写三篇。有些人说我沉寂了，我也无所谓。我觉得就作品而言，数量的堆积是无意义的，多少年后，虽然写了多少多少万字，但要表达的内容，如果还是十几年前的那些东西，我宁愿不写。 张碧迁：您说过：“所谓的窍门，就是下笨工夫。”说说您下的笨工夫？ 金 瓯：跟某些作家比起来，我还不是特别勤奋。一个人要写作，必须要下笨工夫，就如前面所说，为了一句话我可以成夜不睡觉。必须将所有的工作都停了，才能打造出有气息的东西。很多作家都是这样的，比如石舒清，他的短篇小说都是不过夜的，他就要这种气息。他下笨工夫，他做什么事都是这样的。其实笨工夫来得快，投机取巧反而常常失败。很多人写了一辈子，为啥还像写作文，就是他没有下笨工夫，太会投机取巧了。 张碧迁：宁夏作家的作品都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文化特点，能说说您作品呈现的特点吗？ 金 瓯：我最开始的作品很少有反映现实生活的。后来这个想法改变了，也开始写一些地域文化性的东西，比如《对银川方言的解读》等。年轻时感觉反映现实生活很低档，现在这种想法也没有了。我觉得将宁夏话写成书面语，很难做到直观。西海固有自己独特的语言体系，对本土作家的创作影响可谓深广。创造一个语言体系，一般人根本做不到。一个好的作家，他能够带动许多人。我以前觉得学者都很牛，作家都是混子，后来我才知道自己错了。就像屈原，他现在已经成为民族的灵魂。苏轼、司马迁，无人可以替代，他们一样是诗人是作家。因此，不要总是盯着身边的这些作家，再过几十年，我们身边还有哪个作家的作品能够继续流传下去？绝大部分作家可能都会湮没无闻。当然，不要一开始就站在什么立场，拿这个作家的作品要求另一个作家。人的本事和能力都是积累出来的，作家也一样，小作家也可能会积累成大作家。 张碧迁：最后一个问题，聊一聊宁夏文学。从目前的创作情况来看，宁夏文学似乎更多的是沉寂。比如您，好久都没有出新作品了。您怎么看待目前的宁夏文学创作？您对宁夏文学未来的预期有哪些？ 金 瓯：宁夏文学自张贤亮之后，可能掉了两档。我对本土作家的作品读得少，不太熟悉，偶尔在网上看几首诗，感觉都是十年前的水平，没有多大的进步。很好的作品好像还没出现。不过也不能妄想短时间内出大作家，那是要靠积累和沉淀的。回忆起我当年写作的情景，感觉那个时代真是一个奋斗的时代，许多人都在摸索、琢磨，都在闷着头写作。现在孩子的起点比我们高，我给我女儿如今讲的道理，可能我三十岁之前还不太明白。其实，一个真正的作家要想写作，什么都挡不住，什么都不受影响。马尔克斯写作时，什么都不管，什么都不问，家里的吃用都是妻子到外面去借的，这就是大作家的日常。日常就是常态。真正的作家，他不可能去关注柴米油盐酱醋茶，没有闲心去管。他会集中精力，屏蔽掉日常生活的一切干扰，进入自己固守的内心世界。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作家可以出神入化。听说张贤亮写《习惯死亡》时，跟人见面时都不说话。他知道一旦嘻嘻哈哈地把自己放松了，那种小说的神就散了。宁夏文学没有以前热闹了，不像那些年，搞活动时参加的人也多。现在开会就还是那么几个人，都是老面孔。至于将来发展到什么程度，就看以后的积累和沉淀了。如果我们继续保持好学习和写作的氛围，应该会出好作品；至于出张贤亮这样的大作家，太难了。我们期待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