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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开创文学研究事业新局面 1952年，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前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决定，郑振铎受命筹建文学研究所［24］。就像30年前成立文学研究会一样，从1952年筹备到1958年离世，在何其芳的协助下［25］，郑振铎积极制定工作计划，组织系统研究，为文学研究所的创办发展，为中国文学研究事业付出大量心血。 当时，他兼任文学研究所和考古研究所所长，首要任务就是延揽人才。文学研究所成立之初，科研人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是来自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如何其芳、沙汀、陈荒煤、杨思仲（陈涌）、吴伯箫、毛星、朱寨、蓝天、井岩盾、卞之琳、曹葆华等。第二是来自高校或相关机构，如钱锺书、余冠英、孙楷第、王伯祥等。第三是当年毕业的大学生，如曹道衡、樊骏以及稍后进所的邓绍基、陈毓罴、刘世德、张炯等。我们从一些资料看到，为加强文学研究所和考古研究所的学术力量，郑振铎、何其芳等竭尽全力，吸引人才。清华大学外文系钱锺书、罗大冈、中文系余冠英、北京大学中文系俞平伯、孙楷第等知名教授，上海的王伯祥，天津的范宁（原在天津师范学院任副教授、教研室主任），还有吴晓铃、力扬（原在马列学院教语文）等先后调入文学研究所。读郑振铎《致唐弢》《致夏鼐》等信，劝说二人来京工作，殷勤备至。如致夏鼐：“弟生平不惯做行政事。但今日为了人民，为了国家民族，也不能不努力的作些事。且既做了，则必须做好。”［26］《王伯祥日记》也多次谈到郑振铎劝其进京工作的情形。 第二项重要工作是图书资料建设。郑振铎嗜书如命，用他自己的话说，“爱得弗得了”。西谛藏书始末及其价值，赵万里《西谛书目序》［27］、冀淑英《辛勤聚书的郑西谛先生》［28］等文有详尽介绍。我在《西谛书话的启迪》一文中还借此探寻郑振铎的问学路径及其藏书特色。最初，他只是出于个人兴趣和责任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抢救古籍，视图书为国家珍宝。文学研究所成立时，他把图书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强调“以专为主，精中求全”。从《致张寿镛》（号约园）可以看出，他很早就注意到宁波近现代著名藏书家张寿镛的藏书。据《王伯祥日记》1953年4月16日载：“接西谛书，送到张约园捐赠书目两册，嘱为文学研究所挑留若干。圈识之并转平伯再选之。”翌年，张寿镛后人张芝联（时任北京大学教授）将约园两千余种藏书售予文学研究所，奠定了文学研究所图书馆古籍收藏的基础。 1957年，郑振铎建议成立文学研究所图书资料委员会，请钱锺书担任主任，委员如吴晓铃、范宁、汪蔚林等，都是古籍研究的行家里手。他们积极购书，为文学研究所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经过不断扩展，目前藏书已达16万册。其内容除文化、历史、政治、经济和宗教方面图书之外，主要为文学类，以宋元刊本、明清小说和清代诗文集以及弹词、宝卷等为四大亮点［29］。2008年，文学研究所图书馆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这一切，首先要归功于郑振铎、何其芳那一代学者的高瞻远瞩。郑振铎不仅注重文学研究所的古籍收藏，在他的积极推动下，还成立了国家古籍整理规划小组，统筹全国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30］。 郑振铎、何其芳都是现代作家，很注重新文学作品的收藏。周作人著作的早期版本、俞平伯20年代的著作、郑振铎编印的《中国版画史》，以及闻一多的佚著《古瓦集》等，均已成为相关作家或诗人研究方面的稀见珍本。此外，图书资料室还藏有1919至1949年中国出版的文学期刊1780种，如首倡中国新文学的刊物《新青年》（第一卷名为《青年杂志》），新文学第一个诗歌专刊《诗》，大型文学月刊《小说月报》《少年中国》《每周评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刊物《前哨》《北斗》等现代重要的文学刊物，在这里都有完整的保存。 郑振铎、何其芳还把图书馆作为培养科研人员的基地，提出大学生、研究生毕业后，首先要做一年图书资料工作，把图书文献工作与科研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是一项很好的人才培养的办法。 第三项重要任务是制定详尽的科研规划并付诸实施。如前所述，文学研究所的创办，是中央人民政府前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决定的，体现了国家的意志。基于这样一个特殊的背景，文学研究所成立以来，几乎参与了所有的政治活动，既要服务大局，又要区分政治与学术的复杂关系。在郑振铎、何其芳等领导下，文学研究所较好地处理两者关系，为人才培养和学术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文学研究为人民服务，为社会服务，这是郑振铎年轻时的理想追求。但他知道，这种服务，一定要建立在深厚的学术研究基础之上。建所之初，下设中国古典文学组、中国文学史组、西方文学研究组、现代文学研究组、文学理论研究组、中国各民族民间文学研究组等。经过几年摸索，文学研究所逐渐明确了发展方向。1957年12月，文学研究所召开若干会议，就文学研究工作如何密切联系实际，开展为期17天的大辩论，郑振铎、何其芳到会听取意见。最终形成10年内全所性的七项任务：（一）研究我国当前文艺运动中的问题，经常发表评论，并定期整理出一些资料；（二）研究并编出一部包括新的研究成果和少数民族文学的多卷本的中国文学史；（三）编选出一些中国文学的选集和有关文学史的参考资料；（四）外国文学方面，研究各主要国家的文学，并将研究成果按照时代编出一些论文集，为将来编写外国文学史做准备；（五）编订汉译外国文学名著丛书，每部作品都冠以帮助一般读者理解和欣赏的序文；（六）研究文艺理论，并编写出一部较为通俗、结合中国实际的文艺学；（七）编订汉译外国文艺理论名著丛书［31］。 在上述工作计划中，文学研究有三个重点发展方向：一是文学史（古代、现代、当代）研究方向，二是中外文学理论研究方向，三是民族、民间文学研究方向。文学史的研究与编写，一直为郑振铎所关注，也是何其芳的兴趣所在［32］。在他的理想中，文学史不仅要打通古今，包含各种文体，更要展现中华多民族文学的辉煌。《郑振铎日记》1958年4月30日载，那天他到文学研究所，与大家讨论编辑中国文学史编事，“期以三年，必当成之。其特色为包括到当代为止，且包括少数民族文学在内”。他自己撰写过多种文学史，有着丰富的经验。他更希望组织各行专家，撰写一部综合性的文学史。后来，余冠英、钱锺书、范宁等人主持编纂的三卷本《中国文学史》，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毛星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祁连休等主编的《中华民间文学史》，邓绍基、刘世德、沈玉成主编的多卷本《中国文学通史》，张炯、樊骏、邓绍基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等，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郑振铎的遗愿，在海内外产生广泛的影响。  张炯、樊骏、邓绍基主编：《中华文学通史》，华艺出版社1997年版 在文学理论与外国文学译介方面，郑振铎、何其芳很早就制定计划，系统翻译介绍希腊戏剧、易卜生戏剧、莎士比亚戏剧、莫里哀戏剧以及英国、法国、俄国的小说、诗歌等作品，为中国读者认识世界打开了一扇窗户［33］。 关于中外文学经典研究，郑振铎有着庞大的计划。其中就包括《古本戏曲丛刊》《古本小说丛刊》等。根据陈福康《郑振铎年谱》记载，文学研究所成立之初，他就提出编纂《古本戏曲丛刊》的设想。直到他逝世那年，“丛刊”完成了四集的编纂。前三集收录元明清南戏传奇，每集各计剧目100种。与前三集不同，第四集专门收录元明二代杂剧，收录杂剧总集8种，共有370多个剧本，以元人杂剧为最多，凡传世的元杂剧，几乎搜罗殆尽。此后60年间，《古本戏曲丛刊》一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重点项目，尽管中间历经波折，余下的几集，即将划上圆满句号。  《古本戏曲丛刊》初集 1932年，郑振铎为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作序说，他曾发愿写作一部《中国小说提要》，并付诸实践，陆续在报刊发表若干提要。《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的出版，部分实现了他的愿望，但也留有遗憾，只是“专载以国语文写成的‘通俗小说’，而不录‘传奇文’和文言的小说”。郑振铎很希望有所弥补，并编纂《古本小说丛刊》。所有这些遗愿，文学研究所同仁都已一一实现［34］。 第四项重要工作是文学普及工作。1953年10月21日，郑振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为做好古典文学的普及工作而努力》，论述了文学普及工作的意义及其难度。他认为，做好古典文学注释必须经过三个步骤：首先广泛搜集异本，掌握丰富的版本知识，辨明是非。第二是把异本加以整理，去妄存真。第三是注释文辞，理解内容。1957年，他又发表《整理古书的建议》，提出整理古书的三个阶段。第一，选择最好的，即最正确、最可靠的本子，加以标点（或句读），并分别章节，加以必要的校勘，附以索引。这项工作看似为“章句之儒”的事业，却非大师们亲自出马不可。第二，把那些重要的古书，凡是有“注”的，或别的书里注释或说明它的一篇一章、一节一语的，或批评到它的某一篇、某一句的文章，全部搜集在一起，作为集注，像王先谦《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或丁福保《说文解字诂林》就是这样的著作。第三才是“新注”，要有新的解释、新的研究。可见，古籍整理与普及工作，对参与者有很高的要求，深厚的学养、细致的态度，长期的研究，都是必不可少的。 文学研究所刚刚筹划建立的时候，最初的工作就是计划选注历代文学经典作品。《王伯祥日记》里详细记载了郑振铎、何其芳等人精心策划《诗经选》《史记选》《汉魏六朝诗选》《三曹诗选》《唐诗选》《宋诗选注》等选注工作。由此得知，每一部书的编纂，从篇目的确定，到注释的推敲，都经过反复打磨，然后内部油印，送到国内相关研究单位、高等院校，广泛征求意见。经过这样几个回合，才最后定稿，公开出版。这样的书，阐释经典，其本身也成为一种经典，多数印行在数十万册以上，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而这些作者的名字和声誉，也逐渐走出学术圈，为广大读者所熟知［35］。 文学研究所在新中国文化建设中发挥过积极引领作用，这与首任所长郑振铎遵循学术规律、整合团队力量、夯实学科基础的卓识远见和有效组织密切相关。 余论郑振铎的启示 最初，郑振铎希望做一个纯粹的学者，不愿浪费时间。他在《蛰居散记·忆愈之》中说：“我从来不大预问外事，也最怕开会。”但是，当民族危难来临时，当国家工作需要时，他会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伟大的事业中。《民族文话·自序》（1946）：“每一个人，都应为‘大我’而牺牲‘小我’。成功不必‘自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人人有此信念，民族乃得永生。”用学术服务社会，服务人民，说易行难。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热切希望“鲁艺”的学员走出小“鲁艺”，投身到大“鲁艺”中，把自己的知识和才华贡献给社会和人民。其实，郑振铎做到了这一点。胡愈之《哭振铎》说：“你的雄心是要用一切力量来为祖国创造更多的精神财富，任何艰难困苦都不能松懈你的干劲。在文学工作中，你是一个多面手，不论在诗歌、戏曲、散文、美术、考古、历史方面，不论在创作和翻译方面，不论是介绍世界文学名著或整理民族文化遗产方面，你都作出了平常一个人所很少能作到的那么多的贡献。但是更值得怀念的是你的爱国主义热情，对被压迫人民的同情和正义感。”而这，正是郑振铎留给后世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文学所的三个“六十年” (责任编辑：admin) |